49年范绍增率部起义后，一黑脸军人接见他：洪湖一别已经10年了吧

1949年12月初的渠县，寒风夹着细雨，街头还有零星的枪声回荡。城里一台旧收音机正放着川剧，唱段忽远忽近，仿佛在提醒人们：川东这场鏖战已接近尾声。就在这座县城的西北角，范绍增给八个纵队下完最后一道命令——全线停火、解除警戒，准备迎接解放军接管。不到半天，他就收到西南军区的电话通知：刘伯承司令邀请到重庆一叙。几小时后，他坐进一辆解放牌吉普车，驶向新的身份。

谈到起义，外界普遍以为那是一次仓促的转向。事实并非如此。早在上海时期，范绍增就与中共地下组织暗中往来。一次秘密聚会上，郭春涛递给他一封毛边信纸。扉页只有八个字：“川东门户，望君自开。”落款：刘伯承、邓小平。范绍增看完，合上信封，长叹一声。据守旧路，前途只会越来越窄；改旗易帜，或许能留下一支完整部队与一颗尚未彻底冷却的赤子心。那一夜，他决定回川募兵，外表听令蒋介石，内里等待时机。

回川之路并不平坦。扩兵容易，武器难求，他只得变卖上海房产凑金条。有人质疑：“范师长，这么冒险值吗？”范绍增挥手，“外头风向变了，咱若不顺风，硬撑只会粉身碎骨。”这句半带江湖气的话，迅速在袍哥和旧部之间传开。不到两个月，四万多人马集结大巴山。从表面看，这正是国民党“重庆挺进军”，而暗地里，它是一支等待脱壳的新军。

时间回拨到二十多年前，范绍增尚未披甲，还是达县、渠县交界处的小山匪。“范哈儿”这个绰号，一半来自他放荡不羁的性子，一半出自那张憨厚肥脸。赌技娴熟、刀口舔血，家族拿他没辙，甚至闹出活埋半截的闹剧。后来混进袍哥，跟着同名不同命的张作霖起事。山林生涯教会他三条规矩：枪杆子、兄弟义、见风使舵。也正因此，他与刘伯承、王维舟在护法战争中碰过面，与贺龙在洪湖对阵时交过火，这些旧账在1949年意外成了另一层“人情债”。

抗战爆发后，他率领八十八军出川，先在江西，然后在湖北，与日军多次周旋。武昌外围的那场夜战，他右臂负伤，差点截肢。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闻讯，派人把他接到法租界找美国医生救治，才保住手臂。杜、范二人因此结拜，日后共同操盘鸦片运输。张啸林、黄金荣见面也要敬他三分。正因为这段经历，他对蒋介石的“明升暗降”极为失望，一度萌生退隐之意。

1948年底，内战走向逐渐明朗。蒋介石把“西南最后防线”寄托在胡宗南与川军联手，却忽略了地方将领自保的心态。范绍增身为第四师师长，表面奉命进入大竹、达县，实际却把营地扎在交通便利、可随时退入山地的渠县。有人统计，他在半年里先后“借”走川渝一带的公款、兵站物资上千万法币，全部集中到挺进军后勤，目的只有一个：把完整编制留给解放军。

12月10日，渠县起义电文发出： “邓、刘两将军：范绍增率八纵、四独立大队起义，愿听人民解放军节制。请指示。” 这封电报通过二野转至四野，再由电台转回成都，耗时不过三小时。紧接着，西南服务团接收武器，挺进军番号取消，官兵就地改编。范绍增则被刘伯承点名请到重庆。

抵渝当晚，他被领进西南军区小礼堂。门刚推开，一个黑脸军人叼着烟斗站起身，笑道：“范师长，洪湖一别已经十年了吧？”浓眉、大眼、短须，不用自报姓名，范绍增立即认出——贺龙。十年前，二人一个是红军军长，一个是川军旅长，当时炮火连天，这回却同在一屋。范绍增愣了两秒，赶忙行礼：“那年在洪湖，彪子鲁莽，多有得罪。”贺龙摆手，“过去的事翻篇。不折腾这一圈，咱也见不到今天。”寥寥数语，把人情世故拿捏得恰到好处；也让旁边的刘伯承、王维舟露出会心微笑。

军事交接结束后，中央决定把他安置到湖北省沙市军区当副司令员——既避开川东的复杂关系，又让他仍有兵可带。随后，他被调往中南军政委员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体委等单位，职务不算显赫，却都带着“善后”“安置”色彩。有人评价：范绍增既不是扛旗人，也不算政工能手，他的价值在于“留下一支完整川军，减少了成渝血战的可能”。

1950年代初，沙市码头常见这位川籍将军穿着旧军大衣，在长江边抽旱烟，看船来船往。问及往事，他只说两句：“旧江湖过去了，新秩序得靠规矩。”语气平淡，却听得出决绝。1977年3月5日，他在郑州病逝，终年八十三岁。官方讣告写道：“起义将领，政协委员，体委主任，范绍增同志逝世。”短短二十八字，概括了他从山匪、川军、国军到解放军顾问的曲折轨迹。有人翻出他早年的花名册，看到最顶端那几个大字“范哈儿”，不禁感慨：命运兜兜转转，终究还是落在时代的手里，任谁也琢磨不出最后的句号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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