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马克·吐温有一种稳定的潜在严肃性，鲜有其匹

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本书让我从足球场走进了图书馆，这本书就是《亚瑟王宫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这本书也许有缺陷，但它让我终生都与马克·吐温为友，如果说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开始质疑科学文明相比基于超自然信仰的文明的先天优越性，那么我最终必须向不可否认的事实低头——接种霍乱疫苗总比带着纯洁的血液登陆印度要好。

我不敢肯定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是金句，更不用说他的每一个段落，尽管他有一种稳定的潜在严肃性，鲜有作家能与之匹敌，但他设法避开了自负的陷阱，在他的思想和写作中，始终把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身份放在首位。尽管他很风趣，他还是找到了表达情感甚至情绪的方法。顺便说一句，在这一点上，他并不现代，因为世纪末的许多作品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坎普风格，那是我们最喜欢的调性。例如，读到他对于女儿苏西去世以及这件事对他的影响的痛苦记录时，我们不仅会钦佩他的坚忍，能够写出如此痛苦的主题，而且还会钦佩他能保持如此微妙的平衡，既有真情流露，又有在理智遭受致命打击后试图保持清醒的克制。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马克·吐温的写作归结为过于明确的目的；他为了谋生而写作，或者说假装如此，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不能不写，就像水被加热后必须沸腾一样。

他似乎总是在观察自己，尽管常常感到困惑，同时他也观察着这个世界。“我生来就对亲昵的言语和抚摸很矜持，而她（他年轻的妻子）的亲昵向我袭来，就像夏日的海浪拍打直布罗陀一样。我是在那种拘谨的氛围中长大的……我从未见过我父亲的家庭成员亲吻彼此，只有一次，那是在临终时。”事实上，临终之人只是为了请求允许他死去，才给予了亲吻。

他很冷静，但没有坎普的表里不一，毕竟，坎普是一种用表现感觉代替真情实感的策略，从而逃避任何投入，因为投入可能尴尬地暴露真心，或者更糟糕：根本没有真心。马克·吐温的风格与此不同。他坦陈自己的感受，而且往往是在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让我们为之动容，然后再自嘲一番。但支持他这种尖刻的疏离态度的是，他宣称自己终生都是自己经历的见证者，而不是参与者。我想，让他的情感不至于泛滥成灾的原因，还在于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诚实。人们不会感到被他利用、博取同情或其他什么。他似乎只是在说，这就是我在这个场合的事实。当然，他还设法通过所谓忏悔的笑声来表达这种距离感。他说到他的一些旧信件在拍卖会上拍出的高价，并将其与格兰特将军的低价进行比较：“我无法达到格兰特将军在国家中的崇高地位，但当我知道在书信文学方面，他无法与我并驾齐驱时，我深感欣慰。”他不仅打败了格兰特，而且还乐在其中，这很有趣，是因为其中的真实威胁到了我们的防御机制，正是防御机制让我们无法承认打败自己尊敬的人的乐趣。

正如这本自传（编者按：本文原题为《谈谈马克·吐温〈我的自传〉中的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改。）一再提醒我们的那样，克莱门斯（马克·吐温的本名是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是一个疏离的人，但不同的是，他承认自己也有他经常从别人身上观察到并且无情批评的荒谬之处。他对自己角色的看法，或许也是对文学角色的看法，似乎与目前大多数文化观察家的看法不同。他没有利用自己对于当时公众幻想的疏离来隐晦地拒绝这个国家，仿佛没有这个国家他也能生活，而是明显地要纠正这个国家。例如“迷惘的一代”这一概念，从二十年代的“流亡者”到“垮掉的一代”，几乎每一代人都会再次出现，这是他无法想象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改变的那部分人。但是在二十世纪初，人类的疯狂行为还没有越过不再被轻易原谅的界限。他之所以没有放弃整个人类，包括其腐败的政治，我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因为末日思维还没有成为潮流，那要在两次世界大战，加上法西斯主义的破坏，以及文明人因为种族主义造成的身心伤害而觉醒之后才会发生；第二，因为克莱门斯的写作更像一位父亲，而不是一个儿子。他似乎不是坐在课堂上奚落老师，而是站在教室前面，向学生们提出挑战，让他们承认自己的人性，即他们自古以来受到不真实事物的吸引。他也没有放过自己，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伪装的方式间接地提到了撒谎这件事。如果剥去其中的一些滑稽成分，他的书就是一连串被揭穿的背叛、欺骗、谎言——这很奇怪，如果你把他看作美国的荷马，独一无二的作家，最能标定美国文学边界的勘测员的话。

他总是忍不住吹嘘，尤其是到了晚年，但他很快就会把自己刚刚吹大的气球戳破。在追溯自己的血统时，他刚刚还在吹嘘自己在英国的显赫地位，很快又回到了现实：“但我忘了第一个克莱门斯——最接近原初的克莱门斯，也就是亚当的那个。”

克莱门斯是次子，写起文章来却好像他是长子。他的哥哥奥里昂是个令人感动的无能之辈，一生都在从一个栖息地飞到另一个栖息地，却从未找到一个让他感到舒适的地方，而小他两岁的亨利显然是个相当无趣的家伙，他在家里的角色就是用他乏味的善良来烦扰他们的母亲，直到她转向山姆，后者用他的恶作剧、俏皮话和出人意料的事情来缓解压力。回顾自己七十年的人生，克莱门斯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最受宠的孩子，也许这有助于解释，在这些回忆的表面下，充满了自信和丰富的爱的气息。如果说很难找到比他更持怀疑态度的作者——“卡莱尔说过‘谎言无法生存’，这说明他不知道如何去说谎”，同时他却可以用你能想象得到的最摧心剖肝的散文谈论他女儿的死：“一个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接受雷霆般的打击，并且活下来，这是我们天性的奥秘之一。”他那尖锐、冷酷的蔑视似乎并不妨碍他承认自己的悲伤、同情、无限的爱和软弱。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从未失去他的同胞对他的忠诚。最终，读者爱上了爱。

除了他从未完成这本书之外，我不确定这本书是否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当然这并不重要。它更像是一连串从意识中升起又消逝的主题。毫无疑问，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口述出来的，这也是它缺乏正式结构的原因。但是，这种松散往往使文本更可信，因为它是作者对于自身矛盾和时代矛盾的自发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他显然感觉到了拘谨信教的美国人希望他遵守的界限。克莱门斯家十五岁的德国保姆“是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没有攻击性，尽管她说脏话，满肚子都是脏话……她总是到处说脏话，这些话让我非常满意，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改变她”。然而，表露他对一个骂人的年轻女人的钦佩是一回事，用通俗易懂的英语引用她的话又是另一回事。有一天，保姆完成了给孩子们编辫子的繁琐工作后，对天感叹：“Gott sei Dank ich bin fertig mit’m Gott verdammtes Haar!”克莱门斯补充道：“我想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翻译这句话。”如果保姆的忠言——“感谢上帝，我终于摆脱了这该死的头发！”——真的违反了当时的礼仪，我怀疑克莱门斯的受欢迎程度是否反映出，在他的坦率所带来的震惊中，有一种近乎丑闻般的刺激。毕竟，在他的大部分或整个写作生涯中，一个体面女人除了手和脸以外，身体不会显露于卧室之外，家居用品也是如此，从台灯到窗帘，从帷幔到椅座，无不由低调的流苏暗示它们的保守。

马克·吐温不可能存在于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完全是由我们的地理、空间、河流和山脉编织而成，还因为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有性生活的女性。他笔下的女性都是理想、虚幻、母亲和姨妈，她们几乎都是炉灶和家庭的明智守护者，或者是从未被追求过或还没到结婚年龄的处女。这不是他敌视女性的问题，女性似乎从未对他构成威胁。这更可能是文化对于女性的盲目性，实际上，就像几乎所有其他美国特征一样，在这点上他也是例证。

毋庸讳言，美国人的假正经仍然活跃于表面之下，等待着伪君子的煽风点火。但如今，它采取了其他形式，其中一些还具有政治意义。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初期，他差点因为被指控几年前曾与一位道德可疑的女士发生性关系而下台。如果允许这一指控所唤起的真实或假装的道德愤慨歪曲了我们前任行政长官的形象，我们就会失去——让我们现在看一看——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可能）、克利夫兰、哈丁、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等人的服务，这将使我们只剩下切斯特·亚瑟、卡尔文·柯立芝、赫伯特·胡佛和理查德·尼克松的性格调味。诚然，我们可能会给哈里·杜鲁门添油加醋，但总统的婚姻忠诚与否对其公职有什么影响，我们无法推测。我们所能确定的是，自肯尼迪执政前后以来，美国新闻界一如既往地顺应时代潮流，做了一件在克莱门斯时代无法做到的事——在政治家卧室门的钥匙孔前站定并报道调查结果。公众利益是否因此受益尚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煽动对不正当行为的怀疑更容易哄骗公众，一个从不欺骗妻子的恶棍（比如尼克松）因此被授予作为公务员的高道德评分——这只会招致灾难。

马克·吐温为谁写作？当我们意识到他的作品至今仍有数百万的销量，而且在他有生之年肯定售出了数十万本时，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诚然，马克·吐温言辞平实，但其中蕴含着一种优雅和讽刺，当代读者需要以非同寻常的耐心才能领会。尽管他广受欢迎，但他极其蔑视当时的主要政党及其领导人。当时的美国是否更宽容，或者仅仅是更自信？尽管克莱门斯渴望出名，但他宣布自己是超然派，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人物，有些人可能会谴责他以贵族的姿态蔑视普通党派的追随者，即人民本身。显然，他拒绝迎合任何党派的忠实拥护者，以至于几乎每一次提到党派都语带嘲弄。然而，在腐败盛行的时代，他的热忱显然在于政府需要诚实的人，他没有向玩世不恭和绝望屈服，至少没有明显的屈服，因为他总是很快注意到值得称赞的诚实公民。有人曾经注意到，一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往往预示着千年审判的来临，预示着末世的来临。美国的世纪之交就是如此。毫无原则、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贪婪势力，唯利是图的人，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出自《圣经·旧约·雅歌》第2章第15节。），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正在压垮民主的承诺。“镀金时代”是马克·吐温在很早以前发明的一个经久不衰的标题，而他最后的几本书确实因为预感到这个国家早期承诺破灭而变得阴郁。在这本自传中，可能是他对即将到来的厄运最无情的预言。

人类本性如此，我想我们必定会逐渐走入君主制。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想法，但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人类；在我们的骨血中，我们携带着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种子：崇拜华服、头衔、区隔和权力。我们必须崇拜这些东西及其拥有者，我们生来如此，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我们必须被我们视为高于我们的人所鄙视，否则我们就不会快乐；我们必须有崇拜和嫉妒的对象，否则我们就不会满足……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崇拜金钱和金钱的拥有者——他们是我们的贵族，我们必须拥有一个贵族。我们喜欢在报纸上读到有钱人的故事……“富婆掉下地窖——没有受伤。”如果这个女人没钱，我们对她掉下地窖毫无兴趣。

他继续说，共和制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君主制，“但我相信，如果我们阻挠这些侵犯并坚定地抵制它们，君主制还可以推迟一段时间”。他的政治意识当然是敏锐的，尽管他嘲弄自己对于公共事件的任何直接影响，但他似乎隐隐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斗争。但他的读者是如何看待这一投入的呢？抑或他们只是跳过了这一点，去欣赏他的幽默和故事？毕竟，他最热心的崇拜者中有一些是当时的百万富翁大资本家和政界要人，他们这样的人掌管着立法机构，正如俗话所说，这是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

克莱门斯始终是一位艺术家，用哈罗德·克鲁曼的话说，艺术家是一个说谎者，他说的谎话就像真理一样。和克莱门斯的其他作品一样，这本书里也有许多迷人的、看似无害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意无意地隐喻了艺术家的道德状况。他讲了一个在汉尼巴尔表演的催眠师的故事，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很想在这个小镇出风头。催眠师会挑选观众，让他们进入恍惚状态，并用他的命令控制他们的行动。年轻的克莱门斯热切地服从了，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顽固的意识。最后，为了让信以为真的观众大吃一惊，他假装进入催眠状态，假装执行催眠师的命令。他的生动的表演令人信服，很快他就成了催眠师最喜欢的对象，因为催眠师显然一眼就能看出好坏。但并不是每个观众都信服他。有几位老人认为他是在装神弄鬼，直到有一次他在恍惚中开始回忆起很久以前剧院火灾的细节，老人们并不知道他曾在无意中听到他们谈论过那场火灾。他们被他的“幻象”惊呆了，因为只有他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才亲眼看到了那件事，于是他们聚集到他身边，帮助他战胜了观众中的怀疑者。

但是，既然已经成功了一次，他就必须再来一次。一天晚上，他看到当地一个一直折磨他的恶霸，于是他陷入了惯常的恍惚之中，然后突然从道具桌上抓起一把生锈的左轮手枪，从舞台上一跃而下，追着他的迫害者跑了出去，后者吓得落荒而逃。一片哗然！但催眠师向惊恐的观众保证，男孩克莱门斯不可能造成任何伤害，因为他一直被催眠控制着，在他开枪射杀任何人之前，就会被伟大的心灵领航员制止。克莱门斯现在已经成为催眠表演界名副其实的明星，是催眠力量的有力证明。“这很奇怪，”他写道，“当魔术师的合约结束时，村子里只有一个人不相信催眠术，那就是我。”在这个故事里，艺术家被他装满提线木偶的箱子、他的技巧和他的魔术所包围，这些都能满足公众的想象力，而事实却永远无法满足公众的想象力。同样，人类喜欢谎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谎言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变得美丽。

无需特殊的精神病学敏感性就能注意到，在他童年的这一场公开胜利之后，他的第一个话题是他的母亲，以及他是如何用谎言取悦她的。在这些“我的恶行”发生三十五年后，他去看望母亲——在此之前他有十多年没有去看望她，原因不明——他充满了悔恨，不仅因为他忽视了她，还因为他用谎言让母亲相信，他在很久以前曾经被催眠，这件事众所周知。他决心自己坦白。结果是典型的克莱门斯式的，有点奇怪。

此时，他对于自己在汉尼巴尔因欺诈而得来的虚名早已心生反感。奇怪的是，他对这看似孩子气的恶作剧的自我厌恶程度之深，更奇怪的是，他竟然将这种感觉保持了将近四十年。“让人们相信一个谎言是多么容易，而要再次揭穿它又是多么困难！”只有在经历了许多痛苦之后，他才鼓起勇气告诉她真相，担心“她的脸上会浮现出悲伤，她的眼中会流露出羞愧”，但是“在经过漫长而苦恼的思考之后”，他还是坦白了。

当然，作为克莱门斯的母亲，她拒绝了他的忏悔，平静地坚持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可能准确地记得发生了什么，作为他胜利的见证人，她确信他是诚实地赢得了胜利，而且肯定是在催眠师的控制之下。她对他的罪责不予理睬，这让他感到震惊。他辩称，他根本没有剧院着火的“幻象”，他只是无意中听到那些人谈论那件事。此外，催眠师把针刺入他的手臂，而他却没有表现出疼痛，那也是一个骗局，因为他实际上很痛苦，就像她现在把针刺入他肉里一样痛苦。

但她平静地坚持相信他。“我很恼火，当我期待从中获利时，我昂贵的真诚却以这种平静而自信的方式被抛出了市场。”简而言之，她拒绝了他的赦免，而支持他在艺术上的胜利、他的权力和名望，她爱这些，远胜于爱他吹毛求疵的纯洁。实际上，她拒绝了真实的他，拒绝了他向她袒露的灵魂。这就是艺术家对他的艺术的复杂的厌恶，这种厌恶混合着同等程度的骄傲，再加上对于他人想象力的控制感，以及他在他人头脑中植入形象的负罪感，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形象是空想出来的，被塑造成美丽的、有时有意义的形式。这一切都是谎言，像真相一样的谎言。同样，在马克·吐温的快乐艺术背后，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就像痛苦地渴望某种难以捉摸的和解，这赋予它一种难以定义的深度。在这本自传中，几乎没有一个故事不是以谎言对抗真相；谎言的胜利让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地沉浸于生活的波澜不惊中。从长远来看，不真实和虚幻的胜利根本无关紧要，但对克莱门斯来说，世界上有诚实的人却很重要。

在阅读过程中，人们会意识到这本书是在和自己说话，它其实是一种闲聊，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很容易地将它制成六盘磁带，在车上播放。这本书有很好的视觉性，充满了回忆中的画面，是最好的倾听对象。你几乎可以听到他的笑声，或者他在悲伤片段中沙哑的嗓音。显然，书中有些漫无边际的闲扯，除了讲述的简单乐趣之外，并没有特别的主题相关性，比如翻箱倒柜，试穿废弃的鞋子、旧手套和一两件依稀记得的外套。

他认为自己曾记得弟弟亨利在他六个月大时走进了火场；多年后他才意识到，在那个年龄是不可能走路的。但他认为记忆没有道德，也没有规则。“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记住任何事情，无论它是否发生过；但现在我的能力正在衰退，很快，除了发生过的事情，我什么都记不住。”当然，记忆的规律远比他所处的前弗洛伊德时代所猜测的要多。在他的漫谈中，他又一次梦见亨利的死，梦见他躺在一个金属棺材里，身上覆盖着白色的花朵，中间有一朵红玫瑰。克莱门斯在梦中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梦，他如释重负。但不久之后，梦境被证明是预言性的。他的弟弟真的死了，可能是年轻医生的无能所致，他被安放在一个金属棺材里，没有克莱门斯的帮助，但和梦境中一模一样，他的身上覆盖着白色的花朵，中间有一朵红玫瑰。

鉴于最近有人反对克莱门斯对奴隶制和黑人的态度，读到他显然是自发谈论这些问题的文字，不禁令人吃惊。据我所知，他写这些文字并非出于任何防卫心理，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事实，与他当时（世纪之交）脑海中的其他回忆并无二致。克莱门斯谈到他以奴隶为原型塑造了吉姆以及其他黑人角色，那是一个被生活虐待的人，但“凭借与生俱来的耐心、友好和忠诚，忍受着生活”，克莱门斯说，“因此（从他那里）我对他的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欣赏他们的某些优秀品质。这种感情和评价经受住了六十多年的考验，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现在的我和当时一样欢迎黑人的面孔”。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些话（还有其他类似的言论）背后的潜意识目的，这种个人的情感支持领先于世纪之交大多数美国人，当时美国黑人的生活就像后来的南非一样无望地遭受压迫，而美国人距离如此热情和积极的观点还差得远呢。

从本质上说，这本书是一篇告别演说。书中总的基调是告别，是毕生事业已经完成的口吻。当然，克莱门斯无法将这种想法维持太久，很快又回到了他从依稀记得的生活和写作片段中编造故事的老习惯。这本书同时也是他作品中独一无二的忏悔录，忏悔伴随他一生的怀疑论的迷信倾向。

我觉得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我让印第安·乔饿死在一个山洞里。但那可能是为了满足浪漫主义文学的需要。我现在记不起真正的印第安·乔是死在山洞里还是山洞外，但我记得他的死讯是在我最不快乐的时候传到我耳朵里的，也就是说，就在夏夜临睡前，雷电交加伴随着倾盆大雨，把大街小巷变成了河流，使我幡然悔悟，决心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时候……根据我的教诲，我完全明白那场疯狂骚乱是为了什么——撒旦是来抓印第安·乔了……每当闪电划过，我就吓得浑身发抖，缩成一团，在随后的一片漆黑中，我倾诉着我对迷失的哀叹，祈求再给我一次机会，带给我陌生的精力、感情和真诚。

但到了早上，我发现这只是一场虚惊，于是依然故我，等待下一次的提醒。

本书中的预言梦——我相信他提到了三个——都与死亡有关，每个梦都先于所梦之人的实际死亡，而且实际情形与梦境完全一样。七十岁的马克·吐温正在恢复精力；这个经历过严重抑郁甚至一度想自杀的人，为了自己和世界的利益，正在展示他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包括预言天赋——巡视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所梦见的一切。有些罪过他甚至现在都不敢说，但我怀疑其他任何一位大作家都不曾让世人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承认曾使用并转化为小说的经历。

公开这些秘密文件的效果绝不会削弱他的艺术力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即使我们知道了真实人物不加引号的名字，“汤姆·索亚”仍然是“汤姆·索亚”。

马克·吐温显然是个表演者，一个乐于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几乎从职业生涯一开始，他就走遍全国，从一个演讲台到另一个演讲台，讲他的故事，开他的玩笑。多年以后，他才被认真看待——或者说认真看待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更不用说作为一名重要的艺术家，人们能够从他那里了解美国始终不确定的道德生活及其不断变化但永恒不变的虚伪。人们不禁会想，在我们的电视时代，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呢？那时，他很可能会像威尔·罗杰斯一样，以喜剧演员的身份成名，或者像杰克·本尼或鲍勃·霍普一样，成为拥有自己节目的人物。山姆·克莱门斯并不鄙视金钱，一点也不，电视可能会让他变得非常富有，可能会让他沉迷于这一领域必然存在的妥协，可能会让他成为温和的名人，而不是为他提供艺术的硬床。他可能会迫于压力，把讽刺的边缘修得圆润一些，以强调对于民众的提升，也许是为了让一些弄虚作假的政客免受他的鞭笞，因为这些政客的小组委员会可能会给广播业带来麻烦。或者更简单，他会被以非常明确的语气告知，就像我和其他作家被电视台制作人告知的那样，美国电视不需要“艺术”。（他们发出引号的声音。）他还必须排除故事主线的干扰，简化句法，以免观众听不懂太长的句子。无论如何，他肯定会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遭遇正面碰撞，这一点毋庸置疑。

很难说他会有多强烈地抵制这种诱惑，因为他宣称自己希望吸引大批观众，而不是满足于一个已经认同他的、更狭隘、更优雅的支持集团，从而获得更容易的胜利。今天，大批观众面对的是电视屏幕，而不是书本或演讲台。我个人倾向于支持他；我认为他肯定会为全国电视名人的权力和荣誉所迷惑，但他会重新找到回家的路。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以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为食，也以自己的灵魂为食的艺术家，灵魂的呼唤是他所知道的最强大的情感。

当然，这种估计可能是错误的。奥森·威尔斯（George 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导演、演员、作家、制片人，由他共同编剧、制作、导演并表演的电影《公民凯恩》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另一位才华横溢的表演艺术家，基本上被美国娱乐业阉割了，他的大部分创造力都花在了泳池边，用他的文化、他的知识和他的伟大场面刺激其他艺术家，这种伟大的奇观总是处于重返舞台的边缘，但至少在我看来，它无法重生，因为它缺少精神支持，在这个国家里，很少有人知道威尔斯能提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迟早会厌倦收听《马克·吐温每周时刻》；如果他想继续成为全国黄金时段的宠儿，他的真材实料的涌现速度就会适时放缓，他就不得不开始自残，搜罗自己的记忆来填满电视的胃口，最终以一场富裕而自卑的失败告终。

我们拥有马克·吐温的时候，他仍有可能作为一名艺术家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讲，而不必付出名人的代价和不可避免的才华枯竭。我们拥有马克·吐温的时候，他仍有可能既是名人，又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家，文化仍然会支持这种现象。很难想象，他能毫发无损地经受住大众传播底线的冲击——从理论上讲，大众传播底线会吸引他。因此，宝藏完好无损，至少在这件事上，我们美国人的运气还算不错。

本文摘自《悲剧与普通人》，[美]阿瑟·米勒著，陈安、陈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来源：[美]阿瑟·米勒著，陈安、陈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