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仁 ｜徐松《西域水道记》释文的学术价值

作者介绍

侯德仁，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清代民国边疆民族史、中国思想文化史、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研究。

文章来源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5年第4期，第36-44页。

摘要

《西域水道记》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巨匠徐松的代表作。该书体例仿照《水经注》，由记文、注文和释文三部分构成。《西域水道记》释文内容种类丰富，包含解释音义、疏证地理、考辨时间、匡正错讹、辨析真伪、补充史事、著录碑刻文献等等内容，不一而足。《西域水道记》释文还具有丰富的学术和思想价值。这些释文具有旁征博引、史料详实、考辨精详、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学术特点，体现了严谨性与科学性兼具的学术价值。非但如此，《西域水道记》释文还有着不容小觑的思想价值，其中所蕴含的大一统国家认同意识就值得深入挖掘总结。

关键词

徐松；《西域水道记》释文；严谨性；科学性；大一统

徐松是晚清西北史地学的著名学者，著有《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多部著作，在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着“清代西北史地学第一人”之美誉。在徐松的众多著作中，《西域水道记》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地阐述了西域新疆地区的水道源流分合等情况，学术价值甚高，是徐松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目前学术界关于徐松《西域水道记》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对于《西域水道记》释文尚未有专门研究。是故，本文聚焦于《西域水道记》释文，专门揭橥这些释文内容的学术和思想价值。

一、 徐松生平概要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北京大兴人。徐松生当清代乾、嘉、道三朝，其学术上既深受乾嘉学风熏陶，精于考证辑佚之学，又颇受嘉道间复兴的经世实学之影响。是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十四门中将其列入两门：一在史学家门，为历史地理学家；一在经济家门，治学以经世致用为务，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徐松的学术趋向。

徐松在青少年时期就因才学出众为时流所推，九岁应童子试，“学使者奇其文，取入邑庠，补弟子员。年二十举嘉庆五年乡试”。嘉庆十年（1805），徐松时年二十五岁，殿试中二甲第一名成进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入直南书房。总司南书房的大学士董诰十分欣赏徐松，“以松淹雅俊才，心重之，一切应奉文字皆出松手”。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被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官，“因徧视《四库》，读未见书”，并搜采《永乐大典》之能成卷帙者，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宋中兴礼书》二十四本、《宋会要》五百卷、《河南志》三卷。其中《宋会要》抄稿，后来成为今人研究宋史必不可少的资料《宋会要辑稿》。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30岁，充任文颖馆总纂，成为事实上的文坛领袖，当年即被简为湖南学政，受命视学湖南。在此期间，他还著成了史地专著《唐两京城坊考》五卷，初步显示了他在史地研究方面的才能。这是徐松一生中的第一个阶段，可谓年少得志、意气风发、一帆风顺。

嘉庆十七年（1812），徐松“为御史赵慎畛所纠，谪戍伊犁”，时年徐松 32岁。徐松获罪的原因， 有关史传资料均无记载，如《清史稿》仅载徐松“简湖南学政，坐事戍伊犁”，对其遣戍伊犁原因只字未提。《清史列传》《续碑传集》亦无记载，缪荃孙《艺风堂文集》仅披露“为御史赵慎畛所纠”，未加具体说明。《清稗类钞》记徐松“官湖南学政，为武陵赵文恪公慎畛劾罢，戍伊犁，且籍其家。其得罪之原因，盖随棚厨夫卖茶点与诸生敛钱，事涉徐之封翁，赵摭以入奏”，对徐松的得罪原因进行了推测。之后，陈垣发表《记徐松遣戍事》一文，才将这一谜底揭开。该文是陈垣据其1925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 委员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时从清皇室档案中查到的原始材料写成，包括嘉庆十六年（1811）朝廷命初彭龄查办此案的谕旨、嘉庆十七年最后定案的刑部议奏、军机处档案中赵慎畛参奏徐松的原折、初彭龄等查办核实的奏疏和徐松本人供词的原件等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知，徐松被参的九条罪状，能够真正落实下来的罪责，主要是他在督学湖南期间，将自己所编应试参考资料《经文试帖新帖新编》通过教官卖给考生获利，结果徐松被削职流放。其实，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祁寯藻在江苏督学时就大量刻书令诸生买读，不但没人反对还受到别人歌颂，甚至传为佳话。同样的事情却是两样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故，后人江标写有“寻常一样刊书卖，一负宏名一罪私”的诗句，以示同情。

徐松谪戍伊犁期间，正值松筠第二次出任伊犁将军。松筠早就有编纂一部新疆地方志书的想法，全面总结分析新疆史地沿革、人文风俗、政治经济、军事布防等各方面情况，以便更好地经营治理新疆。松筠早知徐松才学出众、精于史地研究，于是他决定让徐松在祁韵士编纂的《西陲总统事略》书稿的基础上继续重修此书，以实现他主修第二部新疆通志的夙愿。徐松接受了松筠的重托。为了不负松筠的信任，徐松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考订西域文献和史事，大约经过六年左右的编纂考订，至其嘉庆二十五年（1820）返回北京之前，已基本完成了这部书稿的续纂增订工作。在此期间，徐松还多次亲身前往新疆各地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成果，并将这些成果应用于文献考辨和著述编纂之中。因而，该书是一部典型的文献考辨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史地著作。

嘉庆二十五年约六七月间，徐松被朝廷赦免回到北京，其时徐松正好 40 岁。是年十二月，徐松增纂完成的《西陲总统事略》书稿被进献给刚继位的道光帝。道光帝对此书大为赞赏，遂钦赐书名为《新疆识略》。是故，道光帝召见徐松御前问对。徐松在问对过程中“奏对西陲情形甚悉”，道光帝颇为满意，遂赏其内阁中书之职。其后，徐松又被升擢为礼部主事、铸印局员外郎等职。然而，经历过获罪遣戍际遇的徐松对仕途升迁已不十分在意，他回京的主要精力放在整理编纂平生手稿上。此时，徐松寓居顺治门（今宣武门）大街，一时朝野名流云集于读书处“治朴学斋”，与其相互切磋学问，多有相见恨晚之感。经常来往其门下的有张穆、沈垚、程同文、魏源、龚自珍、俞正燮等，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闲暇时经常聚在一起切磋学问，探讨西北历史地理。著名学者何绍基曾在一首诗中回忆当年众人聚会时的情景 云：“星伯徐丈人，名重天禄阁。洎为绝塞行，专究舆地学。李（申耆）张（石洲）与魏（默深）沈（子敦），同时考疆索。争斠元广轮，西域及朔漠……当时谈艺欢，我皆闻其略。”这些学者之间友谊亲密，互相提携，争延后进。龚自珍就曾赋诗称颂徐松曰：“夹带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朱筠）寂寂覃溪（翁方纲）死，此席今时定属公”，希望徐松能如朱筠、翁方纲一般提携奖掖后进。徐松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在他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西北史地学人群。西北史地学于是成为一时士林风尚，士大夫人人乐谈。这是徐松人生的第三个阶段，约自其40岁至60岁，近20年。在此期间，徐松将其著作《西域水道记》《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等陆续付刻。此外，还写成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跋》《唐登科记考》。缪荃孙说：“先生学识闳通，撰著精博，负重望者三十年”，主要就这一时段而言。

徐松自60岁之后，至其68岁逝世，是其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这已是徐松的暮年时期。他先后出任了江西道监察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陕西榆林府知府等官职，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官有政声，却未见有新的著述。

通过概述徐松生平可知，自32岁遣戍伊犁至60岁的三十年时间，是徐松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也是其成长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一代宗师的重要时期。徐松在这一时期所编纂的《新疆识略》、撰著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等，都在西北边疆史地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西域水道记》更被公认为徐松的西北边疆史地学代表作。

二、《西域水道记》的成书经过与体例特点

《西域水道记》是徐松撰著《新疆识略》后，接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好友李兆洛的建议而编纂完成的。根据李兆洛的建议，徐松专门将《新疆识略》中关于西域水道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辑录，然后进一步增撰补充史料，详实考述，最后扩充而成的一部专门的西域河流水道专书——《西域水道记》。据此可知，《西域水道记》的编纂实际上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徐松对《新疆识略》的编纂，其中有关新疆河流水道沿革部分的记述，是《西域水道记》编纂的基础底稿；二是在《新疆识略》河流水道内容记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资料，补充撰述而成《西域水道记》专书。这是徐松在遣戍新疆期间，进行了亲身实地考察与大量阅读和考辨西北史地文献的基础上撰著而成的一部关于清代新疆水道专著。

（一）《新疆识略》的编纂经过

徐松接受松筠增纂《西陲总统事略》的邀约后，向松筠提出了前往新疆各地实地考察的建议，一方面增加他对新疆人文和地理的直接认识，一方面他要通过实地考察搜集第一手资料，弥补已有文献记载之不足。松筠同意了徐松提出的实地考察的建议。徐松在嘉庆二十年（1815）冬从伊犁出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历尽艰辛，跋山涉水，深入沙蹟，远至巴尔喀什湖地区，考察了天山南北两路，行程一万三千余里。徐松每到一地，皆“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经年，风土备悉”。徐松足履山川，口访佚闻，又参阅大量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使《西陲总统事略》更加完善，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成书十二卷。道光元年（1821），该书以伊犁将军松筠名义上呈，道光帝十分赞赏，遂赐名《新疆识略》，又亲撰御制序文置于卷首，付武英殿刊行。《新疆识略》成为当时有关新疆史地和政务最为完备和全面的著作，价值颇高。

（二）《西域水道记》的编纂成书

《新疆识略》纂定后，徐松根据好友李兆洛的建议，将其中有关水道部分录出，变更体例，增加内容，撰成了《西域水道记》五卷，此书是记载西域水道的空前杰作，梁启超曾评价此书乃“最为精心结撰之作”，成为徐松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另外，徐松还根据亲身经历，著成了《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和《新疆赋》一卷。这些著作，大都“详核宏丽”，援古证今，纠谬补缺，成一家之言，学术质量上乘，被时人赞誉为“近世言西域者，举莫能及焉”。同时，这些著作也为时人了解和研究西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张琦在《序》中说：“星伯之谪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徐松遣戍伊犁，在徐松的人生历程中算是一段不幸的经历。然而，对于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发展来说却是何其有幸，能与徐松这位西北史地的知音结缘。徐松遣戍伊犁期间所著的《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有力地推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风气。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此段遣戍伊犁的人生经历也成就了徐松在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对徐松来说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三）《西域水道记》的体例特点

《西域水道记》一书，是在《新疆识略》关于河流水道内容基础上撰著而成，是清代关于西域新疆地区河流水道的专书。在撰写体例上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以 11 个大湖泊为中心勾勒了新疆水系构成情况；二是全书图文并茂，地图和文字相互印证；三是全书体裁仿照《水经注》，由记文、注文和释文三部分构成，且三者有机融合为一体，呈现出纲举目张、繁而有序的结构特点。

第一， 该书首次创造性地以湖泊为受水体划分新疆水道。

新疆地区干旱少雨，气候属于内陆干燥区，径流主要仰赖于高山积雪和冰川融水的补给，各大河多穿过山麓戈壁地带流到沙漠边缘或湖泊中去，一些水量较少的河流，又多消失在沙漠或下游潴为湖泊。根据这一气候与水文特点，徐松创造性地采用了湖泊这一受水体来划分新疆的水系，把全疆水系划分为罗布淖尔（罗布泊）、哈喇淖尔（敦煌西北之哈拉湖）、巴尔库勒淖尔（巴里坤湖）、额彬格逊淖尔（玛纳斯湖）、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艾比湖）、巴勒喀什淖尔（巴尔喀什湖）、赛喇木淖尔（赛里木湖）、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阿拉克图古勒淖尔（阿拉湖）、噶勒札尔巴什淖尔（布伦托海）、宰桑淖尔（斋桑泊）等十一大湖区，从而使著述条理分明，更具系统性，更便于披览。徐松的这种以湖泊划分内陆水系的原则，这在其以前无人使用这一方法，因此是极富创造性的。应该说，《西域水道记》的这种写作布局与划分方法，与新疆水道的天然布局是相符的，因而也是很科学的。

第二， 有图有文 ，图文互参，相互印证。

《西域水道记》每卷之后皆附有水道图，全书计有水道图24幅，其中包括《罗布淖尔所受水图》8幅；《额齐讷淖尔所受水图》1幅；《哈喇淖尔所受水图》1幅；《巴尔库勒淖尔所受水图》1幅；《额彬格逊淖尔所受水图》1幅；《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所受水图》1幅；《巴勒喀什淖尔所受水图》3幅；《特穆尔图淖尔所受水图》1幅；《阿拉克图古勒淖尔所受水图》1幅；《噶勒札尔巴什淖尔所受水图》1幅；《宰桑淖尔所受水图》5 幅。这些水道图附于每卷之后，并且可以与每卷文字记载相互参照，从而起到了图文互参、相互印证的效果，增加了文字叙述的可信性。应该说，这种体例安排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地著作左图右史、图文互证的优良传统。

第三，记文简约，注文详备，释文补充。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一书行文例仿郦道元《水经注》的体裁，全书文字有记文、有注文、有释文。“记文”犹如《水经注》的经文，“注文”犹如《水经注》的注文，“释文”是注文的注文。记文简约，注文详备，释文诠解注文。记文叙水道，曰导、曰过、曰合、曰从、曰注；注文叙水道，经水曰出、曰迳、曰会、曰自、曰入；枝水曰发、曰经、曰汇。其所记水道，为防止异文舛驳，悉以《西域同文志》为准。

以哈喇淖尔所受水为例，其记文曰：

哈喇淖尔二源，东源曰苏勒河，在洮赖河西。苏勒河之东有昌马河，导源昌马山，北流分为二，东支注达布逊淖尔，西支为靖逆渠，又西流，与苏勒河合。苏勒河导源南山，北流过苦峪城东，又北，合于昌马，是为苏勒河。苏勒河西过桥湾城南，又西，过布朗吉尔城北，布朗吉尔水注之。又西，过月牙湖北。又西，札噶尔乌珠水注之。又西，过双塔北。又西，过乱山墩北。又西，酾为渠。又西，过安西州城北。又西流，与西源合。西源曰党河，二源并导，西过鸣沙山南。又西，过三危山南。又西，过党城西。北流，酾为渠。又北流，过敦煌县城西，旧沙州城东。又酾为渠。又北，分为东西二支，东支东合苏勒河，西支注于淖尔，与色尔腾海南北相望也。

上述这段记文以句号为断，每句之下皆列有注文。本段记文仅241字，然而其注释文字则长达万余言，为记文的几十倍。我们以记文“哈喇淖尔二源，东源曰苏勒河，在洮赖河西”的注释文字为例，即可见一斑。

其注文和释文（括号中的文字为释文）曰：

洮赖河出嘉峪关南山中(《禹贡锥指》云:嘉峪山一名鸿鹭山。《穆天子传》所谓“天子循黑水至于壁玉之山”者也，关在山之西麓)，西流折而北。又东北，迳旧夷目巴喇牧地之西。又东北,迳牌楼山(山在肃州城西南一百里)。又东北，迳旧黑番与喇嘛纳添巴牧地。又东北，迳卯来泉堡北。又东北，迳文殊山西（山在肃州城西南三十里），为洮赖河。蒙古语谓兔曰洮赖，即《汉志》呼蚕水也。东北七十里，迳肃州城西北。又东北三十里，迳下古城南。有红水河发南山，东北流经金佛寺堡西，又东北，经肃州城东，又东北，经临水堡西来汇（堡在肃州城东北四十里）。合流迳堡北而东北出边墙，为天仓河。梁份《西陲今略》云“洮赖河因众水会入，从下古城之左北流出边，其水时消时溢，溢则溃决边墙，消则河皆平地”是也。天仓河迳金塔寺西，又东北，迳镇夷堡岔山界，有弱水并合黎山西流来汇（《说文》作溺水，为正字，《禹贡》作弱水，为假借字，今谓之黑河，又曰张掖河。后儒不知本为一河，分张掖河当《禹贡》之弱水，黑河当《禹贡》之黑水，误矣。《禹贡锥指》言弱水原委甚详，且正程大昌以条支妫水为弱水之讹，惟附会《后汉书·东夷传》及《晋书》《唐书》之文，谓弱水自居延泽东北流，历夫余、挹娄而归东海者，亦误）又东北，入额齐讷海（额齐讷，即《元史》之亦集乃，蒙古语额齐讷，幽隐也。《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即古居延泽也（江氏永《群经补义》以梁州黑水为今金沙江，雍州黑水为今肃州黑水，言其水自沙漠中南流，经黑山下，南合白水、红水，又西南流，入临羌，为青海之上源。青海即西海，《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南为西字之讹。松按，江氏所指，盖谓今张掖河也，源出甘州府城西南，东北流至府城西二十里，折而西北流，复西北，经高台县盐池驿北，与洮赖河汇，而入额齐讷。青海在甘州正南，岂能北流入之乎？又谓西海流至积石，入黄河，其谬尤不可枚举）。殷化行《西征经略》云：“康熙三十五年正月，议政大臣、大学士奏言：‘噶勒丹今在科布多，其势未张，令陕西为一路，期以三月中旬出肃州之镇夷，顺黑河、洮赖河合流处前往昆都伦合兵进剿。’”所谓合流处，即岔山矣。苏勒河迳昌马山西，隔山即洮赖河源。

这段记文原来仅仅有寥寥十七个字，而注文和释文加在一起则长达八百余字，由此可见徐松在撰写《西域水道记》的过程中对有关新疆水道文献记载的搜讨之勤，功力之深厚。这些注释文字，是对“记文”的有力补充，与“记文”有机的融合为一体，是全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注释文字强有力地增加了《西域水道记》的学术价值。

三、《西域水道记》释文的内容和价值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作为记载西域水道的空前杰作，是徐松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取得了相当高的学术成就。徐松曾言：“志西域水道，难于中夏者三：一曰穷边绝徼，舟车不通；二曰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三曰书缺有间，文献无征。”事实上，在此“三难”之外，还有许多困难，如在旧有记载中，有实非古地而附会者，有实见古籍而误改者，有以译语致误者，种种不可胜言；而且新疆之水，有地异而名异者，有地异而名同者，有名异而实同者，“如斯之类，尤不易于決别”。而徐松正是知难而进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才撰成这部空前的杰作。

如前所述，《西域水道记》的体例着意仿照《水经注》，记、注、释文三者兼备，记文为纲，注文解释，释文进一步补充，三者有机融为一体，缺一不可。其中，注文和释文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然而，目前学界对于注文和释文文献学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实属缺憾，是故本文聚焦于此展开研究。同时，为了研究便利起见，本文将主要讨论《西域水道记》“释文”的内容及其价值。

统观《西域水道记》一书，《西域水道记》的释文不仅详细阐释了西域新疆地区的河流水道源流分合地理情况，还广泛记述了相关的人文风土。凡西域新疆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风土人情、城邑村庄、卡伦军台、厂矿牧场、屯田游牧、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情况，在“释文”中都有广泛的记述，体现出内容广博、资料丰富的学术特点。

（一） 释文内容的主要类别

大体说来，按照这些“释文”在文中的主要作用，可以分类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解释音义。如卷一《罗布淖尔所受水上》第一句记文“罗布淖尔者，黄河初源所停滀也”之下有百余字的注文，其中一句注文曰“《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河图始开》曰：‘昆仑之墟，河水出四维。’昆仑者，冈底斯也。”其下则有一段释文详细解释了“冈底斯”乃为山的意思。释文曰：“凡山，国语曰阿林，蒙古语曰鄂拉，回语曰塔克，西番语曰里。又国语谓雪为呢蟒，依西番语谓之冈，梵语谓之底斯，此合西番语、梵语以名之也。以下凡山者皆质言山，不用方言。”

其二，疏证地理。书中释文关于地理之疏证甚多，不胜枚举。这些疏证解释之文或长或短，或追述地理沿革、方位所在，或记述水流分合、山脉走向，或叙述山川形胜，不一而足。如卷二中的释文关于康熙时期所立靖逆卫的自汉代以来历史地理沿革的记述：“靖逆为汉冥安县地，唐因隋置玉门县，《元和郡县志》：‘玉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有石脂水。’今水在东南二百六十里，是唐县治在今县东八十里。至冥安之名，因于冥水。《元和郡县志》以唐之晋昌为汉之冥安，且言冥水在界内。按，《元和志》既言晋昌置瓜州，又言晋昌为瓜州郭下县，则去冥水甚远，非汉之冥安县明矣。”

再如卷三的注文和释文对唐代庭州金满县、北庭都护府与元代北庭都元帅府治所为济木萨的记述与考辨。注文记载曰：“济木萨，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唐为庭州金满县，又改后庭县，北庭都护治也。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帅府，亦治于斯。”其下进一步用释文进行补充考辨曰：“《元史·宪宗纪》：‘元年，以牙喇瓦赤、不只儿、斡鲁不、覩荅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慝昝马丁佐之；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二年，分迁诸王合丹于别石八里地。’《地理志》：‘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兀城子里军站事。’《世祖纪》：‘至元十五年冬十月，赈别十八里、日忽思等饥民。十七年春正月，命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冬十二月，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吾儿境。’……《成宗记》：‘元 贞元年春正月，立北庭都元帅府。’”

其三，考辨历史时间。如对苏勒河流域苦峪城筑城年代的考证云：“《明史·西域传》不详（苦峪城）筑城之年。考《（明史）本纪》：‘成化十三年十月戊申复立哈密卫于苦峪谷。’则筑城当在是年。马文升《兴复哈密记》载成化九年事，但言苦峪，无城字，是也。而《西夷事迹记》成化九年事则有苦峪城之文，疑以后来地名追书之耳。《成祖实录》云：‘永乐三年十二月，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言哈密归附头目买住察罕不花等二百七十八户居苦峪里，告饥。’其时未筑城，故谓之苦峪里。犹《本纪》言苦峪谷也。”本处引征多种史料综合辩证，考定苦峪城建城之年为成化十三年（1477）。而仅仅从这一小段考证建城时间的文字中，即可以看出徐松采用了本证法、旁证法与简明理证法三种考据方法，由此亦可证明徐松的学术考辨功底。

其四，匡正错讹，辨析真伪。匡正错讹之例，在《西域水道记》释文中可谓触处皆是，屡见不鲜。如对卷二注文“南山者，博罗图山。《汉书》曰：‘焉耆东北有大山，所谓焉耆山。’即天山矣”的释文，曰：“新疆北路之南面大山，皆可谓之天山。而《汉书》屡言天山，则其时必举一主峰名之。晋灼、颜师古不能实指其地，《唐书·地理志》亦两歧其说。证以《汉书·匈奴传》《西域传》，盖其时所谓天山，即今之博罗图山，山在焉耆国之北，故又曰焉耆山。《太平御览》引《西河旧事·匈奴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谓焉耆之通借，祁连与焉耆并举，正以互文见义，非祁连山之外别有焉耆山也。蒙古语谓天为腾格里，西域有腾格里山，今时指为天山主峰，亦非《汉书》之天山也。说详余《汉书西域传补注》。”这一处释文纠正了《新唐书·地理志》关于天山的歧异记载,并征引相关史料证明了汉时所称的天山即为清代的博罗图山，即为其时的焉支山。

再如卷三注文“天仓河迳金塔寺西，又东北，迳镇夷堡岔山界，有弱水並合黎山西流来汇”句，其下释文对历代文献关于弱水记载之错讹进行了考辨，曰：“《说文》做溺水，为正字，《禹贡》作弱水，为假借字，今谓之黑河，又曰张掖河。后儒不知本为一河，分张掖河当《禹贡》之弱水，黑河当《禹贡》之黑水，误矣。《禹贡锥指》言弱水原委甚详，且正程大昌以条支妫水为弱水之讹，惟附会《后汉书·东夷传》及《晋书》《唐书》之文，谓弱水自居延泽东北流，历夫余、挹娄而归东海者，亦误。”

其五，补充重要历史史实。《西域水道记》在写到某个曾经发生重要历史事件的地名时，往往以注释的形式以大段的文字补充叙述这一历史事件，以此来加深读者对此地重要性的认识。其典型的例证是关于伊犁河的释文。首先记文引出伊犁河，“巴勒喀什淖尔者，伊犁河所潴也。伊犁河二源，西南源为特克斯河……东南源为空格斯河……二水合流，是为伊犁河”。随后，注文则阐述了伊犁地区自汉代以来至清代的历史沿革，并在注文和释文中重点写到了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叛乱这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注文只有一句话：“乾隆二十年，始定伊犁”，而释文则以二百字左右的篇幅较为详细叙述乾隆二十年清朝出兵平定准噶尔部，清军甫一入疆即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热情欢迎的真实场景，可见统一乃是人心所向，而分裂始终是不得人心的。释文详细记述曰：“《方略》载：是年五月壬辰，‘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等奏言：臣等带兵自入准噶尔边境以来，远近皆望风归附。迨至伊犁，沿途厄鲁特、回子、喇嘛等，有牵羊携酒、迎叩马前者，有率其妻子、额手道旁者。臣等恭奉圣主恩旨，宣布晓谕。所在人众，咸称准噶尔地方数十年来兵革相寻，群遭涂炭，达瓦齐自为台吉，荼毒所属，毁残黄教，众人不但无以为生，将立见骨肉离散。今大皇帝抚育群生，遣兵拯救，我等得以瞻仰天日，出于水火，不胜环抃。臣等见道旁居人并未迁徙，耕牧如常，且老幼妇女，毫无惊懼，前后随行，踊跃歌舞。伏思皇上筹画万全，一一洞鉴事幾之先，臣等仰承指授，得以迅速奏功，实千古未有之事。现今即渡伊犁河，务擒达瓦齐俘献。’”

其六，着意保存碑刻历史文献。由于徐松“性好碑碣钟鼎文字，谓足资考证”，于是“在西域披榛剔莽”，亲手拓录了许多碑刻资料。这些碑刻大多是清以前的历史碑刻，这些碑刻有着重要的考古学、金石学价值，其中有《汉裴岑碑》《唐姜行本碑》《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元至正造象记》《唐李府君修功德碑》《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唐索勋纪德碑》《元皇庆寺碑》《唐金满县残碑》《唐造像碣》《元造像碣》；再有就是清代时人的碑刻，如《高宗纯皇帝圣制勒铭格登山碑》《班义烈公碑》《鄂刚烈公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前、后碑》，这些清代的碑刻都是清军平定新疆过程中的勒铭记功碑，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宣扬清王朝的赫赫战功。同时，由于这些碑文记载了清军统一西北的战争经过，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军事史价值。可见徐松对碑刻的搜讨用力甚勤，因而载录颇丰。

徐松对这些碑刻大都全文载录碑文，且对石碑大小进行测量。如唐姜行本碑，“以虑俿尺度之，碑高七尺五寸，宽二尺七寸一分，厚七寸。十八行，行四十七字，正书。额五行，行三字，亦正书。额曰：‘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文’”。再如唐索勋纪德碑，“高三尺二寸五分，广二尺二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三十四字，正书，字径五分。额高一尺，广九寸，四行，行四字，正书题曰‘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第一行‘节度判官权掌书记（下缺）’，弟二行以下为碑正文”。又如徐松对莫高窟碑的记载，我们据此可知莫高窟修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其云，鸣沙山“东麓有……千佛岩。岩之莫高窟前，侧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盖碑创于前秦，彼土耆士赵吉云：乾隆癸卯岁，岩畔沙中掘得断碑。有文云‘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立’，旋为沙所没。《李君碑》即修乐僔功德也”，这是目前所知对此碑最早的文献记载。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两面刻，度以建初尺，高五尺七寸六分，广三尺二寸。前面二十八行，行五十字。后面三十行，行四十八字。碑首篆额‘大周李君修功德记’八字，已剥落”。徐松对上述碑刻资料都予以了全文抄录，它们都具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就揭示了莫高窟最早营建时间，因此迄今深受敦煌学研究者重视。应该指出，徐松亲身踏访和抄录西域新疆碑刻资料，实际是一种有意识地保存碑刻历史文献的行为，这体现了徐松富于远见的存古意识与卓特识见。综上可见，广搜碑刻、考地存文是《西域水道记》的重要学术特点之一。

尤其可贵的是，徐松《西域水道记》中还载录了一些就连官修《西域图志》都未曾收录的碑刻资料，恰好可补《西域图志》记载之缺。如《西域水道记》中收录了很多清以前的历史碑刻，而《西域图志》中仅收录有《汉裴岑碑》《唐姜行本碑》。《西域水道记》还收录了多块清代时人所镌之西域碑碑文，其中的《班义烈公碑》《鄂刚烈公碑》在《西域图志》中就没有收录。当然，官修《西域图志》中也有《西域水道记》中未收录的碑刻，如《西域图志》收录的《唐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陇西李太宾碑》《唐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丞□□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在《西域水道记》中就没有记载。由此可见，《西域水道记》和《西域图志》关于西域新疆碑刻文献的记载各有所长，可以互补缺漏，它们对于西域碑刻文献的搜讨保存之功皆可彪炳史册、嘉惠学林。

（二） 释文体现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西域水道记》的释文数量和内容都十分丰富，不仅数量多，且内容丰富，学术质量上乘，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都相当高。简单说来，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史料详实，旁征博引，考辨精详。《西域水道记》全书史料征引十分丰富，据笔者统计，全书征引了上自先秦的史籍文献，下迄清代撰述的各种西北边疆史地文献达到110种之多，可谓征引宏富。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书籍，都被释文所征引利用。因而，该书的释文也一样呈现出史料征引广博的学术特点。正是因为材料征引丰富，释文对于历史史事与历史地理的考辨建筑于史料基础之上，加之作者还具有娴熟的学术考据功底，因而《西域水道记》的释文呈现出考辨精详的学术特点。是故，邓廷桢在该书序言中称赞说：《西域水道记》“积殊方之驹隙，决亘古之孤疑”，“功似披榛，稿如束筍。问奇不遗一体，操觚已越十年。岂惟藏在名山，洵可悬之通国。”

第二，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研究具有严谨性和科学性的特点。《西域水道记》具有文献考辨详实、学风严谨的特点，前文已述之。其实，还不仅如此。由于徐松在编纂《新疆识略》的过程中多次前往新疆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该书常常将实地考察成果与文献史实考辨相互印证，从而又形成了严谨科学的学术特点。从徐松所著《新疆赋》中大略可见徐松在新疆考察的大略情况：“走以嘉庆壬申之年（十七年），西出嘉峪关，由巴里坤达伊犁，历四千八百九十里。越乙亥（二十年），于役回疆，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历三千二百里。其明年，还伊犁，所经者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历七千一百六十八里。”由此可见，徐松考察的路途遥远，所经之地甚多，所见所闻所得之资料当不知凡几。加之，徐松还亲身对相关的古迹和历史遗存进行实地测绘和记录，更增加了《西域水道记》一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如前文之引文中，徐松对姜行本纪功碑、唐索勋纪德碑等石碑的踏查和拓印，还亲自测量这些石碑的尺寸情况，这不仅增加了徐松对西北史地的亲身认识，更增加了相关史地考辨的科学严谨性。

第三，全书贯穿着对大一统国家认同的思想。《西域水道记》一书虽然是徐松遣戍伊犁期间所著，但是从该书之中不仅看不到徐松遣戍西北边疆伊犁的苦闷哀怨之情，却反而能从该书中看到一种昂扬的精神基调。我们从该书的《自序》和正文内容之中，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徐松对于清朝平定西北边疆实现国家大一统的强烈政治认同。徐松在《自序》中说：“西域既平，则建之庭。滔滔伊列，环流境清”“我疆我理，原田美美。千耦其耘，岁获则倍。”“洋洋龙骨，其流不息。有磑可舂，有鱼可食。种人居之，以康以殖。”“万里輶轩，靡国不到。我穷崖涘，奄蔡之徼。取殿兹篇，聿彰声教。”由这些自序文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徐松对于清朝重新统一西域后，万里变通途，国家声教迄于西北边疆，边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场景十分的自豪。因而，他在该书正文中多次表达对大一统的肯定和赞扬，而在释文中也是如此，卷二中即引用乾隆帝之语曰“朕八荒在闼，六合为家，既耆定乎准夷，遂收乎回部”，以此表达对实现国家一统的认同和肯定。总之，该书的大一统国家认同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因而，《西域水道记》一书的思想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是故，梁启超先生称赞其为“最为精心结撰之作”，绝非虚言。

总之，《西域水道记》一书记、注、释文兼备，体例谨严，内容丰富，是学术考辨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西北边疆史地典范之作。《西域水道记》释文更是旁征博引、考证精密、思想意蕴丰富，具备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编辑：谢昱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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