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四十分钟替嫖客辩解的人：警惕西方司法的宗教化产业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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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从来不写题记，今天破例。

同一个话题，虽然总是被限流、删除，但还是写到第三篇了，后面还打算从不同角度接着写。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人可以成熟、可以世故，但绝对不能泯灭了血性。

有些东西，为子孙计、为家国计、为种族计，是不能妥协的。

引子：

这两天，有个段子非常叫座。原文如下：

花四十分钟替嫖客辩解……

还以为是妈妈桑呢……

仔细一看，大学教授……

好嘛……

所谓大学教授花四十分钟帮嫖客辩解，其实正是西方司法界宗教化、产业化倾向向我蔓延的体现。

对于西方司法界的乱象，校尉归纳为宗教化、产业化倾向。

宗教化倾向的两大标志性特征，一是神棍+讼棍思维，二是圣母婊行为。

产业化倾向的主要特征，就是将司法当成生意、将罪犯当成工人来管理、经营。

壹：司法宗教化

当前的西方国家司法体系之中，存在诸多乱象，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格外关照犯罪人群、边缘人群，却刻意忽视守法人群、正常人群的正当利益。

所谓的废除死刑、前科消灭、吸毒合法化、轻罪不入刑、零元购、黑命贵、LGBT运动等等，便都是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就是西方司法界长期形成的神棍+讼棍思维——装神弄鬼、欺世盗名，言必称人权、自由、民主，其实一切都是为利益服务、为罪犯服务，因为罪犯就代表着利益，罪犯越多，司法人员的地位就越高、收入就越高。

这种现象表面的行为方式，就是西方白左最为热衷的圣母婊表演——只有将司法乱象打造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才能压制住守法公民朴素的善恶感、是非观，才能让这些歪理邪说大行其道。

而将神棍+讼棍思维与圣母婊表达方式结合到一起，就是宗教化。

所谓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其实就是神棍+讼棍与圣母婊的结合。

所谓神棍+讼棍，也即用毫无逻辑的神迹、神谕，来打压、迫害正常人类的逻辑思维、科学思维。中世纪欧洲教廷的猎巫、火刑，便是神棍+讼棍伎俩失败后恼羞成怒的暴力基因发作——既然忽悠不住你的思想，那就从肉体上消灭你。

所谓圣母婊，也即用虚伪的救赎欺世盗名，嘴里喊着神爱世人，心里想着发财致富，院里养着娈童幼女，手里做着种族灭绝。

圣母一般喊着口号以蒙蔽世人，神棍一般捏造神迹以洗脑天下，讼棍一般颠倒黑白以满足私欲，这就是没有经过世俗化改造的宗教本质。

就跟信徒不过是教廷的谋利道具一样，罪犯也不过是西方司法界的谋利道具，信徒越多，教廷的权力越大、收益越大、话语权越大，罪犯越多，西方司法精英们同样权力越大、收益越大、话语权越大。

因为对神棍来说，宗教本来就是一门生意，司法宗教化，就必然会带来司法产业化。

贰：司法产业化

众所皆知，美国有两个数据一直雄踞世界榜首，那就是坐牢人员总数与人口占比。

以2024年数据为例，美国的在押人员接近200万，人口占比约0.6%。

作为对比，中国的在押人员为179万，人口占比不到0.17%，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俄罗斯的在押人员为43万，人口占比0.3%，只有美国的一半；全球在押人员平均人口占比为0.14%，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这些数据，无疑是反直觉、反常识、反逻辑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人类文明灯塔，怎么可能关押着世界上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罪犯群体？

老祖宗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富足的国家，老百姓就不应该有犯罪的冲动，除非这个国家国富民穷、贫富分化以至于道德沦丧、盗贼横行。

显然，美国虽然有贫富分化问题，但远未达到让普通人活不下去、只能铤而走险的地步。

因此，上述反直觉、反常识、反逻辑的数据表现，背后一定有符合美国人直觉、符合美国人社会常识、符合美国人生存逻辑的地方。

就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而言，出现这种反差，无非三种原因。

一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存在严重的文化基因缺陷，天生道德感低，目无法纪，就是喜欢犯罪。

二是社会治理水平低下，小偷小摸的治安事件得不到制止，形成严重的破窗效应，出现了赵教授嘴里的“人均违法”现象。

三是司法产业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能够从司法及其衍生产业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关于第一条，最近的文明尺系列有分析，不赘述。

参见《文明的尺度：中美博弈，一场文明与公司的对决》，顺便重点推荐一下，这是今年最好的系列，文字未必最好，但思维确实有突破。文明尺的概念，很可能也是校尉此生最为得意的地方了。

关于第二条，其实就是司法宗教化的结果，这也是本文的重点。

关于第三条，网上已经有很多精彩的文章，本来没必要多写。

不过校尉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司法产业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制度背景，正是司法宗教化，因此一并做个简单的论述。

美国的司法产业化，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围绕司法体系，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产业链与食利阶层。

众所皆知，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复杂的法律体系，联邦与各州的法律各不相同。

再加上拼音文字的先天缺陷，普通中国人就能看懂的法律条文，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却如同天书一般，因为其中充斥着大量拼写与含义完全脱节的法律术语。

掌握两、三千常见汉字的中国人，就基本能够读懂所有的专业著作，尤其是文科领域。但掌握两、三千英文单词的外国人，却只能勉强维持日常交流，而没法进入任何一个专业领域，越是词汇量大的领域越是如此。

利用行政架构与语言文字带来的护城河，美国的精英阶层一直在护城河内构筑特殊的司法生态圈，进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与食利阶层。

单是美国的律师行业，每年就能制造三千多亿美元的GDP。再考虑到诉讼行为的辐射效应——比如一个服务费一百万美元的经济案件，其案值可能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影响到成百上千的人——因而律师行业对美国政商两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美国不仅出讼棍律师，也出讼棍政客和讼棍总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司法界与政界已经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同盟，律师变政客、总统，不过是内部轮岗，没有任何制度障碍。

二是这个产业链开始喧宾夺主，反过来影响甚至控制了美国的司法体系。

官僚体系的自我繁殖、自我膨胀，乃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现象，而权力越大、利益越大的官僚体系，自我繁殖、自我膨胀的力量越大。

既然美国的司法界已经与政界勾结，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那么，他们反控司法体系就是必然的结果。

律师不说了，说说监狱。

绝大多数国家，监狱都只能是官方机构，但在美国，却形成了特殊的监狱外包产业。

经常有人抨击国内的劳务外包制度，校尉不想为其辩解，因为校尉也对劳务外包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深恶痛绝。但跟美国的监狱外包比，劳务外包真的不算什么。

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也搞监狱外包，全国人民能把始作俑者活活骂死。

据统计，美国的私人监狱已经超过200多座，拥有15万张床位，年利润超过50亿美元。

跟美国庞大的关押人数比，私人监狱关押犯人的占比不算很高，还不到10%，但引发的社会负面效果却非常大。

除了欺骗财政补贴、压榨盘剥犯人，为了挣钱，监狱甚至与法官、律师勾结，将大量轻罪、无罪的青少年送进监狱。

比如2003年到2008年，美国宾州陆泽恩县的两名法官收受百万美元贿赂，将3000多名青少年轻罪重判送进了监狱，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但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这似乎又不算什么大事。包括萝莉岛事件，懂王三天两头改口，至少暂时还没看到什么严重的后果。

只能说，美国的普通民众，不管是白左还是白右、不管是黑身子还是红脖子，都他喵的太好忽悠、太能忍了。

叁：投名状机制

人类设立司法体系的初衷，是通过保护弱者、保护守法者，建立基本的社会秩序，进而保护人类的集体利益。

但在西方政客、律师、法官、检察官的神棍+讼棍思维与圣母婊行为模式下，从立法到司法，西方司法体系已经严重跑偏，蜕化为保护罪犯、保护权贵的帮凶。

这也是司法宗教化的必然后果。

继续引用昨天发文提及过的小故事或者说小寓言。

一个西方人问一个中国人：你信上帝吗？

中国人回答：不信。

西方人接着问：你为什么不信？

中国人说：我小时候想要一辆自行车，祈求了上帝，可什么也没得到。

西方人摇头：上帝不是这么信的！你应该先去偷一辆自行车，然后祈求上帝原谅，这样你就合理合法地拥有了一辆自行车！

教廷之所以鼓励信众犯罪，是因为通过以赎罪券为代表的赦免机制，信众就建立起了对教廷的心理依赖——人毕竟是有良心的，没有教廷打着上帝的旗号予以赦免，常人就难以面对良心的谴责。

西方司法界之所以包庇、怂恿犯罪行为，是因为通过各种无罪化、轻罪化手段，罪犯也对司法人员形成了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

说白了，不管是当年的赎罪券，还是现在的吸毒合法化、轻罪不入刑，就是一种投名状机制。

以美国正在推动的吸毒合法化为例，侵犯的是社会利益，以及不吸毒正常人安全的生活环境，保护的是瘾君子，以及瘾君子背后的毒品产业链，包括那些通过滥用精神类处方药发家致富的医生、制药厂，以及提供政策便利的政客。

而通过吸毒合法化，美国的白左政客、司法机构，也正式得到了瘾君子群体的效忠，与医药制造商一起，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毒品生态圈。

在这个生态圈中，白左政客捞取选票、收取回扣，医药制造商获得巨额利润，医生获得丰厚报酬，瘾君子则获得了稳定的毒品来源与司法保护。

唯一遭受损失的，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无辜的守法人群。

同理，废除死刑、前科消灭、轻罪不入刑、零元购、黑命贵、LGBT运动等西方司法界营造出来的概念，都属于这个生态圈的一部分。

这种神操作，已经完全偏离了立法的初衷，原本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守法者利益被牺牲，原本应该被法律打击的违法犯罪群体、高风险人群却得到了司法豁免。

一边是无罪、轻罪的青少年被送进监狱，一边是吸毒合法、抢劫无罪，这种被司法宗教化、产业化暗中驱动的跑偏，已经不能称之为跑偏，而是与立法初衷、与人类基本道德基本伦理的完全背离，甚至就是迎头相撞。

肆：盛世圣母心

人类历史上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或者说一种规律，校尉称之为盛世圣母心。

也即出现四海升平、路不拾遗的盛世时，很容易引发一种社会性的思想倾向，那就是通过放宽法纪以彰显盛世景象。

比如文景之治，文帝就废除了残酷的肉刑并将其改为笞刑，景帝则两次降低笞刑的量刑标准，使之更加人性化。

当然，其中最会玩的还是唐太宗。

贞观六年，当贞观之治取得初步成效后，唐太宗就曾经释放390名死囚犯回家探亲，同时约定让他们在来年秋天返回京城受刑。结果死刑犯全部如期返回，没有一人私逃，太宗大为感动，就此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这个典故过于理想，校尉一直当成李二精心打造的政绩故事看。

原谅校尉的小人之心，实在是历史看得越多，对人性的复杂程度体会越深，就越是难以相信这样高度一致的行为。

俗话说，人数上百、千奇百怪。人多到一定程度，连公知、买办、汉奸这样的奇葩生物都能批量产生，390名死刑犯，又怎么可能人人都有直面死亡的勇气？

如果是在集体亢奋的无意识状态下，比如战场上冲锋陷阵，这种行为可以理解，可罪犯都四散归家了，如果没有特殊的允诺，他们的行动不可能这么一致。

当然，太宗并非好大喜功、轻薄浮躁之人，他这么做的原因，未必是为了突出自己，而更可能是为了教化万民。

乱世用重典、治世圣母心，本是客观规律，问题是不能圣母心泛滥——乱世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文，确实应该在治世纠偏，但绝不是无原则的宽容罪犯，因为那等于就是纵容犯罪。

由此又想到某教授的人均违法论。

如果真是人均违法，那就是典型的乱世，必须用重典。

如果不是人均违法，那某教授所说的违法记录不封存就会导致没人可以考公，就彻底失去了立论的依据。

算了，教授奇葩的思维方式，我们普通人是不懂的，说多了还影响文章发布（昨天的文章，就被头条关了小黑屋），还是接着聊西方同样奇葩的司法实践。

就跟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努力放宽刑罚一样，西方国家发明前科消除、违法记录封存等制度，以及推动废除死刑，初衷应该也是好的，也是在盛世的环境中，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圣母心，希望通过感化教育给罪犯指出一条新的出路。

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初，直到二战之前，西方国家的法律都相当严苛。

比如英国对同性恋，17世纪为绞刑、火刑，19世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20世纪同性恋依然受到歧视，比如著名数学家、计算机学家、二战期间破解德军密码的天才图灵，就因同性恋于1952年被定罪，被迫接受化学阉割，最后于1954年自杀。而直到2013年，图灵才获得英国王室的赦免，算是恢复了名誉。

水果手机那个缺了一角的图案，就是图灵自杀时吃了一口的苹果。

正因过去的法律过于严苛、保守，二战之后，真正进入盛世状态的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轻罪化、去罪化的高潮。

问题在于，很多罪犯，其实根本不值得感化，也根本没有感化的可能，很多罪行，也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轻判甚至不判的名单内。

问题在于，对违法犯罪行为无原则的法外施恩、对立法执法秩序无原则的放宽，其起到的示范作用，正好与人们预期的相反。

那些减刑出狱后报复社会的罪犯，那些杀人之前先确认14岁以下免刑责的青少年，那些一抓就怂、一放就跳的累犯，都离不开无原则感化教育的纵容与心理暗示。

更要命的是，无原则的感化教育也罢、无原则的轻罪化去罪化也罢，承担代价的，依然还是无辜的普通人。

马斯克的儿子变女儿都无能为力，更何况普通人？

人们常说，乱世先杀圣母婊，其实在盛世，也要高度警惕圣母心的泛滥，因为圣母心与圣母婊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层良心，而对圣母婊来说，良心从来不是障碍，因为牠们根本就没有。

伍：圣母婊与宗教化

除了与中国类似的盛世圣母心，西方国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文化背景——深受基督教影响，这也导致西方的圣母心很容易就会转化为圣母婊。

前面说了，神棍+讼棍思维与圣母婊行为方式，乃是西方司法界逐步宗教化的两大特征。

这里要注意，圣母心与圣母婊并不一样。

圣母心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做法太过脱离实际。比如上面提到唐太宗释放囚犯，如果他事先没有做任何保障措施，那就是典型的圣母心。

当然，李二肯定不至于这么幼稚，所以他的圣母行为才能得到囚犯们的集体背书，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德政之一。

圣母婊的外在行为与圣母心类似，但存在两大根本性的区别。

一是标准差异。

不管标准对错，圣母心的标准是一致的，因为她们是真的认同这种标准；反之，圣母婊则都是双标狗，她们知道标准的对错，但只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采用合适的标准。

自从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相继爆发后，网上就出现了一句名言：俄乌冲突分立场，巴以冲突分人畜。

所谓立场之别，就是圣母心与普通人的区别，所谓人畜之别，就是圣母婊与普通人的区别。

至于怎么区分圣母心和圣母婊，大致可以这么看：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在巴以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的，基本都是圣母心，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在巴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基本都是圣母婊。

因为前者的标准是一致的，后者的标准是选择性的。

二是动机差异。

圣母心的圣母行为动机，确实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圣母婊的圣母行为动机，则是为自己谋取利益。

正因如此，圣母心参与圣母行为，愿意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圣母婊鼓动圣母行为，则纯粹建立在牺牲公众利益、他人利益之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些支持艾滋病入境免检、吸毒记录封存的人，是否愿意身体力行地与艾滋病人、吸毒者同吃同住同劳动？

如果能够做到，那就是圣母心，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圣母婊。

西方国家推动前科消除、犯罪记录封存与废除死刑等圣母措施，对大多数普通平民来说，包括大多数白左，应该就是圣母心发作，因为这确实侵犯到了他们的利益；但那些深谙社会运行真实规律的政客、法官、检察官、律师，其实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圣母婊，因为他们在借机谋利。

继续引用基督教的例子。普通信众信奉上帝真的是出于信仰，神父信奉上帝却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否则，怎么解释赎罪券？怎么解释教堂下面的原住民儿童遗骸？怎么解释神父群体对上万儿童的性侵案？

同理，西方政界与司法界精英不遗余力地推动圣母行为，背后有两大利益纠葛，或者说两条逻辑。

一是稳住信众、压制住民间的反对声音，不管信不信圣母，只要圣母的幌子还在，民众总是不敢公开反对。

具体到美国，信众就是白左，心中反对却又不敢发声的就是白右、红脖子。

二是获取更多的利益，只有高举圣母旗帜，才能理直气壮地将司法产业做大做强。

比如美国推行吸毒合法化的背后，就是庞大的精神类药物产业链。

美国用5%的人口，消耗了80%的阿片类药物，这个产业能够形成并长期保持兴盛，从立法、执法、司法到行政，从研制、生产、销售到诉讼，离不开大型制药公司、医院、医生、议员、律师之间的密切配合。

借着反毒的名义，懂王敢跟中国打贸易战，甚至敢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封锁、武力打击，但却不敢对国内的毒品产业链采取任何实质性动作，就跟不敢宣布肯尼迪遇刺案、爱泼斯坦案真相一样。

这就足以证明，这个利益集团的势力，堪比肯尼迪案、爱泼斯坦案的幕后黑手，美国总统也得罪不起。

结语：人均违法论与妈妈桑

前面说了，校尉之所以认为西方司法界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化倾向，就是因为西方司法界采取了与中世纪欧洲教廷类似的投名状机制，通过各种无罪化、轻罪化、去罪化措施，给违法犯罪行为松绑。

这种行为搞得多了，也就出现了某教授的人均违法论。

人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

人总是本能地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群体辩护。

美国司法界的精英们，之所以绞尽脑汁为罪犯开脱、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罪犯群体，甚至搞出一个人均违法的盛世第一强国，是因为在他们构建的司法产业化生态圈中，罪犯就是最底层的食物来源，就是司法精英们的衣食父母。

但在中国，不管用哪种标准衡量，不管是谋杀率、犯罪率还是大家深恶痛绝的吸毒率，不管是严重的强奸杀人还是轻微的治安违法，都绝对不能说是人均违法。

说中国人均违法、所以需要封存包括吸毒在内的治安记录，这不是用明朝的尚方宝剑杀清朝的官，而是用犹撒的尚方宝剑来杀中国的官。

这屁股都歪到太平洋对面去了，脑袋自然也不会站在中国这边。

更重要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均违法，正是盛世圣母心泛滥、然后又被圣母婊操作的结果——法律的尺度太松，就好比女人的裤腰带总是自动往下掉，怎么能怪经验丰富的嫖客上来搭讪？

至于那些花四十分钟替嫖客辩解的人，不是妈妈桑，难道是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