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学术从来不仅仅是学术

陈恒

追求文明对话的区域国别研究

陈恒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文明研究》发刊词。

区域的边界也是一种政治与文化秩序的象征和工具

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与社会等维度的区域国别研究，通常服务于对现实世界的理解。然而在人文学科的终极关怀中，我们更关注的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想象。每一个区域或国别的研究对象，都承载着复杂而多元的文明传统。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远非可以被简单地划归某一地理区域来加以认识，我们必须以流动的、碰撞的、融合的眼光审视这些文明的由来与发展。深入的区域研究，常常能够揭示一种文明内在的历史结构、世界观念、价值体系及其演变趋势。由此可见，区域研究是通向文明研究的重要路径，而文明研究则是区域研究追求的深层目标。这正是我们创办《文明研究》的初心与宗旨。

然而，区域的划分并非天然，而是随着地理、文化、经济和政治语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这种弹性与复杂性，恰恰体现了区域研究走向文明研究所面临的多维挑战。比如，“北美”有时指美国和加拿大，有时包括墨西哥，有时是这三个国家与中美洲的统称，有时是上述所有国家地区与加勒比群岛的统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这句话：如果单纯从地理环境看，北美应包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群岛；如果从文化认同层面看，只包括加拿大、美国；如果从自由贸易角度看，则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美墨加协议》验证了这一点；如果从人文地理语境来看，这个地区有时排除墨西哥，有时还排除中美洲或加勒比群岛。

而“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则是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在位）时期法国地理学家出于地缘政治考量而提出的概念。当时法国正努力在西半球建立势力范围，试图巩固西班牙语区、葡萄牙语区和法语区的势力，对抗英国人在美洲的渗透。这个概念最终为以诸如委内瑞拉人文学者贝略（Andrés Bello，1781—1865）、阿根廷知识分子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 Alberdi，1810—1884）、巴拿马思想家阿罗塞梅纳（Justo Arosemena，1817—1896）、智利作家比巴（Francisco Bilbao，1823—1865）、古巴民族英雄马蒂（José Martí，1853—1895）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所接受。

可见，“区域”的内涵非常丰富，也非常灵活，凸显了社会空间的复杂性。不同时代都在创造新“区域”，不同学科都在使用区域这个概念工具，描述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空间单位，用于自然、文化、经济、行政或统治的目的。区域虽然有自然属性，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人为构建的，反映了命名者的民族观、世界观、宇宙观。一方面，在塑造民族神话、国家叙事和文化观念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亦难免反映出文化偏见和地缘政治利益。比如“欧洲”并不是一个浑然天成、人人认同的观念，“欧洲并不是从地理学上，按照地图理解的，仿佛据此应将欧洲人限定为在这块地域上共同生活着的人群。从精神方面说，英国的自治领，美利坚合众国，等等，显然都是属于欧洲，而爱斯基摩人或集市上围栏中展示的印第安人，或长期在欧洲流浪的茨冈人，则不属于欧洲。很显然，在这里，在欧洲这个名称下所涉及的是精神上的生活、工作、创造的统一体……个人，个人的联合，以及他们的全部文化成就，就应该被赋予一种将他们全部联结在一起的性格”。因此，我们理解区域需要从宗教寓意、文化构建、帝国扩张、殖民治理、当代反思等角度出发，理解区域及其所代表的一种文明。唯如此，才能避免潜在偏见或盲目崇拜，才会形成正确认知，重新思考“世界”，描绘文明历史与未来的共同体图景。

共同的文化、语言、历史与传统构成一个“区域”，政治进程尤其是大国博弈时代的政治进程、世界转型时期的政治进程会改变旧的或是创造新的“区域”。当今除了要考虑这些因素外，还要依据全球互动的网络，依据超国家模式，依据广泛的全球化现象重新定义区域、重新划分区域。从三个世界到全球南方，正是世界新区域兴起的重要标志，其背后是“冷战”东西格局瓦解、后“冷战”世界走向多元。

区域的边界不仅划定了区域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之间的区隔，也是一种政治与文化秩序的象征和工具。但“区域”并不稳定，任何一种区域概念都不能够全面地、永久性地满足所有认知以及政治、文化与经济上的需求。以“亚洲”的划分为例，人们常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子区域概念表述巨大亚洲的差异性，但表述西伯利亚的“北亚”则已较少被单独提及，新创造的“内亚”则涵盖了欧亚大陆中部以草原、沙漠和山脉为主的广阔地带，亦有特别用意。可见边界随着历史条件、知识体系、全球交流与地缘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这都需要我们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

三个趋势：内涵转向、空间转向、视阈转向

区域研究在西方世界被称为地区研究，这个知识领域是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而诞生的“帝国之子”，一直受到政策导向的影响。从前殖民时代的东方主义，到殖民时期的帝国主义，到“二战”前后的自由主义，再到“二战”后的美国主义，区域研究都有不同的重点与特征，但西方的区域研究一直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为推动力。“二战”后的区域研究以1989年东欧巨变、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今天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从政策导向到学术研究为主的内涵转向。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认为中东研究领域生产的是面向政策的知识，而非价值中立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与殖民主义文化息息相关，人们必须改变“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别人表述”的窘境。在9·11事件后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大学与国家机构之间建立更加紧密、更加明确和更加多样关系的趋势，而在中东研究领域，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新型的东方学。美国学术界在中东和伊斯兰研究方面有许多例子，这些研究与智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紧密相连，并且受到政府利益和资助的驱动。

第二，世界政治格局从中东到亚太、从现实领域到虚拟空间的空间转向。世界政治已经发生了变化，全球化改变了一切——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都阻挡不了历史大势——全球化只会以新的、更加高级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今的地缘政治已改变了传统疆域的概念。在人工智能时代，区域已从现实空间延伸到赛博空间，数字世界已是一个全新的战略区域。大国不仅要努力建设和管制这个区域，同时还需具备在关键时刻改变其规则与状态的能力。

第三，区域认知从单一区域到全球整体的视阈转向。如今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大西洋世界”、“太平洋世界”、“印度洋世界”这类概念重新审视人类社会，这就在无意中取代了“洲”成为历史分析单位。这些概念强调的不再是孤立的地理空间，而是围绕某一特定空间所形成的多层次、多方向的联系、互动与交流，整个世界本身正成为一个彼此联结的整体。区域互动强调地区间的联系而不是地区间的不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明的联系性、人类的整体性、地球的一体性，区域研究也从碎片化的分析逐步走向综合性的整体审视。

区域研究逐步融合全球研究、跨国研究等新领域，强调流动性、网络性、跨区域互动，在全球史视野下凸显区域史。例如东亚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引发学界的关注：从整个地区和时期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东亚扩张是一次全球经济力量的转移，在世界历史上鲜有先例。如此规模的转变不可能不经历停顿和暂时的挫折——正如20世纪早期全球权力从西欧向北美的转移过程中，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表明的那样。然而，这些停顿和挫折不应让我们忽视其背后的基本趋势。

在今天，我们有可能构建一种更加客观的古典学

面对如今世界复杂的环境问题、毒品问题、人工智能伦理、全球卫生、区域冲突与和平建设等，必须整合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才有可能协调区域间的发展，才能发现区域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扑面而来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将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区域研究，也在挑战传统的研究范式。

正是这种历史传承与现实需要，使区域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而多元的学术领域，并积累了大量学术著作。有经验的总结，如托勒密的《地理学》反映了西方古典文明的世界观，对后世影响极大。有理论的反思，如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1948— ）的《将欧洲地方化》（2000）质疑欧洲作为现代性普遍范式的地位；刘易斯（Martin W. Lewis，1956— ）、魏根（Kären E. Wigen，1958— ）的《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1997）反思现代大陆划分的合理性。有实证的著作，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949）为跨学科和宏观历史研究树立典范；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1971— ）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2015）将世界史的中心从西方转向亚洲，强调欧亚大陆的互联性和发展动力；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 ）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2009）将区域发展置于世界框架中。有全球治理与替代模式的，如安明傅（Amitav Acharya，1962— ）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2014）探讨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出现；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1948— ）的《新亚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阻挡地向东方转移》（2008）提出全球治理需要重新平衡。亦有去殖民和帝国批判，如姆本贝（Achille Mbembe，1957— ）的《走出黑夜：关于去殖民的思考》（2021）强调思想去殖民与非洲文明复兴，倡导根植本土的“行星思维”，等等。

不研究这些重要著作，我们就无法前行。我们不仅要梳理区域与国别学科的发展脉络，还必须探讨各种思想、各类思潮对区域与国别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像中国、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原本都有自己的世界地图、地理知识体系和对“世界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的理解。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最近一百年，这些传统体系为西方国家主导的新体系所掩盖。日本原来认为世界的中心是亚洲的三个文明国家——日本、中国、印度，但随着代表欧洲世界观的荷兰世界地图在江户时代传入日本，这种旧的中心模型动摇了：世界变大了，亚洲不再是中心。这类现象的变化背后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思想观念的变化、文明观念的演化。

世界转变背后的逻辑是文明形态的变化，是彼时的强势文明减弱了，又出现了新的文明，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影响力。譬如今日之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发展证明了世界有不同的道路可走，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可选择，中国道路正成为探索人类福祉的一种方式。诚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所说：“到了20世纪末，19世纪末欧洲的傲慢所剩无几，欧洲再也无法统治世界、控制全球经济及文化独尊。如果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那20世纪应该可以称为北美洲的世纪，21世纪则有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对历史学家而言，探索一个长期以来认为欧洲强大且无可匹敌的特殊意识及面对其他文明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地位的信念的源起，倒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对我们来说，“探索一个长期以来认为欧洲强大且无可匹敌的特殊意识及面对其他文明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地位的信念的源起”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古典学，一是区域国别研究。这两者在学术谱系中恰好处于起点与终点的位置，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古典资源在学术传承与文化认同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这些遗产为后来者所吸收、模仿，再改进、再创造，亦遭抵制、被误解。马丁·伯纳尔认为“古典学”远非孤立和边缘学科，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是北方欧洲文化的核心，而且通常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古典学不仅融入到社会整体中的社会与文化模式，还将这些模式反映回社会，为“欧洲在所有大陆中具有根本性优越性”的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这一观念又反过来为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作为“文明使命”提供了正当性。如果欧洲的技术优势保证了其在海外的军事主导地位，而基督教保证了其精神上的至高无上，那么希腊罗马遗产就为欧洲的文明优势提供了证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只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众多社会理论家中的佼佼者，他们从古典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知识中汲取灵感。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是古典学家寻求更好地理解古希腊之有效方法的源泉。可见，西方世界一直在不断构建一种过去的神话，以证明当代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或许在今天，我们有可能构建一种更加客观的古典学，能够融合多种古典文明的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西方价值体系，而是包容中国、印度与西亚等其他古老文明的智慧与传统。

在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区域研究往往是为了获得信息，服务于控制、理解或影响“他者”，主要是为了统治殖民地。“冷战”时期的区域研究并非单纯出于学术好奇心或跨文化理解，而是要获取战略情报、塑造干预政策，服务于国家战略安全。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真理”远不只是一种理想中的智识成果，它也被视为“我们的武器”。“二战”结束后的若干年间，美国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联邦资金的影响，学术探索也变得更具政策导向。美国官员认为，国家安全要求学术界提供与政治相关的世界知识，并明确美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管理社会变革。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西方区域研究的学术价值，而是提醒研究者要警惕学术背后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渊源。面对域外区域研究的趋势，我们的区域研究亦面临转型：如何从“他者知识”转变为“文明对话”，即如何与他者共同生产知识，而非单向研究；如何去中心，尤其是不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如何弱化历史的断裂，而是强调历史的联结、区域之间的互动与依存；如何强化多学科交融，在多维度区域知识的基础上构建文明形态；等等。

培养独立的世界观、建立自主的世界知识体系

马凯硕认为，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西方目前所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之一，便是拒绝接受这一正在发生的现实。西方需要学习如何在他们不再是世界第一的情况下采取战略行动。因此，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改变成见，接受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事实：国家利益必须与全球利益相平衡，权力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合理分配，美国和欧洲必须让出一些权力，而中国、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和伊斯兰世界则必须更深地融入全球体系，成为积极塑造未来秩序的力量。

一方面，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仅是为了经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往，更重要的是提出建设性方案、参与全球治理、探索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新模式；为培养独立的世界观、建立自主的世界知识体系，发展出一套合理的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方法；为文明对话，为构建未来潜在的文明新形态做准备。这在“去全球化”的当下，在世界日益碎片化、话语权争夺激烈的背景下尤其重要，必须拥有自主的研究能力，必须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这一切都取决于自身看待世界、解释世界的能力。

另一方面，我们所倡导的“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意味着合作与共商，这不仅限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合作，更要加强跨学科、跨地域、跨国际、跨文明的外部合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意味着知识在本质上有发展的局限性与工具的殖民性。因此，构建本土化知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紧迫的，这样可以避免盲目跟随任何特定的知识生产模式与学术范式，确保学术发展的独立性与多样性。“三大体系建设”意味着我们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还不够健全、不够领先，面临挑战、等待发展。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自省意识、自主意识。“新文科”意味着要有创新能力，能拿得出令人信服的知识产品、自动流传的作品。上述概念的提出在本质上是承认我们当代的世界性知识生产能力不足，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的希望在开放、在包容、在青年。思想向外、脚踏实地，放眼未来，一切皆有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跨国对话、合作与交流，要积极参加学术交流，吸收一切值得借鉴的成果，展现我们的活力与贡献；我们需要熟悉规则、遵守规则，必要时合理修改规则，而不能自说自话；我们需要多出原创性的思想，多出有世界影响力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从来不仅仅是学术——它是政治的前沿，甚至可以引领政治，真正纯粹的学术就是最高形式的政治。

从“他者知识”转变为“文明对话”，构建新的文明形态

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视野下的区域研究，我们就要重新审视区域国别研究。既要拿来，吸收好的；又要批判，剔除糟粕；还要贯通，不断创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的道路。首先，这是多学科、跨学科的领域，存在很多交叉地带、模糊地带，需要人们携手努力。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已难推陈出新，我们不仅需要人文学科参与，也需要社会科学参与，更需要自然科学参与，不如此，就无法创新。其次，区域国别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系统，我们要从学术史、知识史、思想史的角度梳理过往的一切成果，不否认他人的成就，亦不盲目崇拜。再次，该系统中什么样的变化才算得上是创造性，也就是说，当我们探索区域国别的未知区域时，变化机制的属性是什么。最后，我们要倡导一种广义的学术史研究，研究其内在的机制，研究学科发展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就事论事的学术史，更要人类整体视野下的学术思潮史研究，研究学术与社会、学术与政治、学术与德性、学术与伦理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这就是本刊的宗旨。钱乘旦、葛兆光、李伯重、李安山、晏绍祥、沐涛、姚远梅几位先生为《文明研究》创刊号所撰文章就是我们向这一学术理想国迈进的起点。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诚挚欢迎各位学界同仁支持这朵新芽，围绕相关领域展开探讨。文章可长可短，体裁不限，篇幅不限，即使是数万字的宏文，只要言之有物，具有探索性，都是我们欢迎的。

爱因斯坦说：“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人生和种种努力时，很快就会意识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与其他人的存在息息相关。我们会注意到，我们的整个本性类似于群居动物。我们吃别人生产的食物，穿别人做的衣服，住别人盖的房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信仰，都是通过别人创造的语言这一媒介传达给我们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智力能力将会极其贫乏，仅相当于高级动物的水平。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之所以能胜过禽兽，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独自生活，那么他的思想和感情将会原始而野蛮，几乎难以想象。个人之所以是个人，并具有他所具有的意义，与其说是由于他的个性，不如说是由于他作为伟大人类共同体的一员而存在——这个共同体从出生到死亡，塑造着他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甘地也表达了类似的精神，他说：“全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这是我们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了解人类的往昔，洞察现实的复杂真相，展开跨文化对话，增进彼此理解。我们期冀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文明形态，让人类共享希望与未来。

2025年5月1日

（写于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