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辛德勇言辞虽辩，却不能否认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

本文转自“秦汉史研究”，摘自李峰《〈制造汉武帝〉的历史公案》一书。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李广利、刘屈氂俱出中山，又是姻亲；莽何罗兄弟原籍邯郸，中山原属赵国，据此认为他们与李广利有乡里关系，故莽何罗兄弟也属李氏集团。而江充是邯郸人，还与莽何罗兄弟熟识，遂认为江充“参加李氏政治集团是很自然的”，并指出这些人有着“共同的政治阴谋”，认为这一点“更重要”。

方诗铭以同乡之故将诸人归为一个集团，辛德勇认为这一看法很勉强。

如就江充与莽何罗兄弟的关系而言，他们虽同为邯郸人，但据史载莽何罗家武帝时已徙居关中扶风茂陵，该地与邯郸相隔很远，“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两兄弟与江充有任何来往；甚至在江充进京之前，莽何罗、莽通兄弟与其是否相互知晓都无从了解，可能根本就一无所知”。就江充与李广利的关系而言，由于中山与邯郸的距离相当遥远，“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江、李两家很难产生任何联系，更根本不可能单单赖此形成密切的关系”。

方诗铭称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应是当时所说的“邯郸倡”之流。辛德勇认为“这实际上是硬要拉近江充和李夫人家族之间的空间距离”。

但同样难以成立。莽何罗兄弟与李夫人一家的关系同样如此。由于古人重乡里之情，辛德勇言辞虽辩，却不能否认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纵使以上诸人起初并没有什么联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长安以乡里关系为媒介建立密切关系。只是若没有其他证据支撑，仅凭乡里关系确实是不足以断定某些人是否属于同一集团，因为虽为乡里却隶属不同阵营或反目成仇的事情史不绝书。

这也是方诗铭又特强调这些人有着“共同的政治阴谋”的原因，对此辛德勇也不赞同，认为此属“违反正常认知程序的循环论证”，亦即方诗铭用论点的真实性来论证论据的真实性，并且依照方诗铭的思路，具体剖析巫蛊之变过程中江充等人的行为，也得不出方诗铭所提出的观点。

梳理《汉书·刘屈氂传》所载戾太子起事后的史事，可知侍郎莽通是以使者身份出使长安，其任务是调拨军事力量交给大鸿胪商丘成指挥，不料在人城时遇到了戾太子派如侯征发的长水及宣曲胡骑，遂斩如侯，并引胡骑入长安，加入平叛活动：

“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莽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日：‘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辑濯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

故后来“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少傅石德”。而商丘成很可能是因有使者在侧，故不得不“力战”。征和三年武帝杀戮李氏外戚，莽何罗兄弟并不紧张，及至后来武帝清算江充，莽何罗兄弟才担心被武帝除掉。如《汉书·金日碑传》云：

“初，莽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与。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

是知江充、莽何罗等皆非李氏外戚之党，自然他们与李氏外戚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政治阴谋。该传又云：

“日碑视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碑意，以故久不得发。”

显见莽何罗一有谋逆之心，为金日碑所发现，而莽何罗也很快便发现金日碑窥到其意图。

对此，张继昊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就不属于一个集团，所谓：“焉知……双方本即各有立场呢？”当然，张继昊认为江充、莽何罗、莽通等，“应可解读为支持昌邑（哀）王髀的李系人马”，但事实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江充有用法的背景，就将他的参与视为反映了两个路线的斗争，他也不是李氏外戚集团的成员。并且江充也不在武帝的计划之内，因为“扶持一个新起的外戚打击另一个正在得势的外戚”，是武帝惯用的伎俩，此次他将刘屈氂召至长安，就是意图借刘屈氂之手废黜戾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