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陈赓子女要求把父亲陵墓迁出八宝山，中央为何批示：同意

1955年9月，怀仁堂授衔典礼前的彩排现场略显紧张。有人发现副总参谋长陈赓迟迟未到，便低声猜测他又跑去哈军工的工地“盯进度”。这位将军常把自己形容成拧到头的发条——不动就松，越转越紧。可谁也没料到，六年后他会因心肌梗塞猝然离世，留下一个未竟的心愿。

陈赓病逝的1961年3月16日，北京初春的雨水打在医院的玻璃窗上，滴滴答答。58岁的他还想着总结战役经验，床头摊开的草稿纸被家属收起。夫人傅涯握着他的手，听见他用沙哑的声音嘱托：“多去看看根英妈妈……”这句话成为遗言，亦让家人铭记半个世纪。

时间走到八十年代，傅涯独自整理十几箱日记，誊抄、核对、补注，最终成书《陈赓日记》。翻阅旧纸的间隙，她常停下来，凝视照片中笑容爽朗的丈夫。有人问她为何如此坚持，她只淡淡一句：“欠他的。”一句朴素的话，承载了将军未写完的自述，也埋下了随后迁坟的伏笔。

2003年再版《陈赓日记》时，傅涯已80多岁。她依旧坚持骑车去档案馆，拎着满袋复印件爬楼梯。工作人员劝她注意身体，她摆摆手：“能动一天是一天。”晚饭后，她常把三位逝者的遗物排在桌上，像排一场静默的点名。那种执念，让子女深感，这不仅是母亲个人的情感，更是一份特殊的家风。

2009年底，傅涯病重。病床旁，她叫来子女，语气缓慢却坚决：“别让你们爸爸孤零零躺在八宝山，他该回湘乡，和根英合在一起。”子女听完久久无语，末了，小儿子轻声回应：“妈，我们记下了。”这段对话只有几十秒，却改变了陈赓墓葬的走向。

2010年1月4日，傅涯去世。当晚，兄妹几人连夜商量，决定按母亲遗愿正式向中央递交报告。报告写得简洁：一、迁墓理由；二、安置地点；三、技术方案。没有一句煽情辞藻，倒像是一份作战计划。他们深知，八宝山象征着国家最高规格的荣誉，迁出并非小事，必须给出足够的历史、情感与现实依据。

中央收到报告后，相关部门先行调研。陈赓在军队、在工业战线、在国防科技领域的贡献毋庸赘述，更重要的是，他生前数次表达“叶落归根”的愿望。档案里有记录：1957年他对秘书说，百年之后要回湘乡老宅。调研组把这段文字附在请示末尾，材料送至决策层。

批示很快下达：“同意”。短短两个字，却打消了家属所有顾虑。知情者回忆说，审批过程顺畅，核心原因是尊重烈士家属合理诉求，与八宝山安葬原则并不矛盾。毕竟，八宝山是荣誉的象征，而将军回乡是另一种精神回归。

2011年清明前夕，湘乡泉湖村后山新辟墓地。子女遵照父母生前口述，墓碑正面刻“陈赓·王根英”，侧面刻“傅涯”。没有豪华碑座，没有冗余语录，四周仅栽了几株桂花。落成那天，村里老人私下议论：“将军还是翻山回来了。”话语轻，却带着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迁墓并未削弱陈赓在八宝山的纪念痕迹。公墓保留了他的原始安葬档案和铜像照片，供社会瞻仰；而湘乡则承担起家族祭祀与地方教育的功能。双轨并行，既不冲淡国家荣誉，也满足了亲情需求，体现了一种兼顾公私的思路。

迁葬完成后，军内外学者去拜谒的人不少。有人感慨，陈赓与两位夫人合葬不仅解决了“身后事”，更让后人直观理解那一代革命者的情感伦理：并肩作战，生死相托，功名身后俱轻。如若没有傅涯晚年那番坚持，这段故事恐怕难有圆满终章。

如今泉湖村的后山植被葱郁，雨季来临时，墓前小路常被泥水冲刷，但子女仍保持每年两次修整。对他们而言，陵墓已不只是纪念父母，而是一种传承方式——让子孙看见，理想与情义并不矛盾，可以共存于同一块墓碑之下。

迁坟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很多读者把焦点放在“中央批示”上，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陈赓家属在家国、亲情、荣誉之间给出的答案：功勋可留京城，骨肉要回故里。选择不复杂，却有分寸感。将军毕生行事崇尚“干脆”，后事也延续了他的风格。

自此，关于迁坟的疑问已无悬念。中央同意，是对烈士遗愿的尊重；家属坚持，是对父母情感的兑现；湖南故土的山水，则完成了最后的安顿。至于其他评价，不论历史书如何书写，墓碑后的桂花每年都会开，这是最朴素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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