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侠父遗孀问张严佛“丈夫遇难经过”，张紧张万分：这回非死不可

1963年初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门刚打开，冷风挟着沙尘灌进回廊，张严佛下意识地缩了缩肩膀。他被临时调来，本以为只是一次例行谈话，没想到等他的竟是宣侠父的遗孀金玲。值班干部一句轻描淡写的介绍——“她想听您说说当年的细节”——让张严佛心头轰然，他暗暗叫苦：糟了，这回恐怕真的要完。

金玲坐得很直，她声音不高，却字字带着力量：“我丈夫是怎么死的？我要听确切经过。”张严佛喉咙发紧，脑子里翻滚着二十五年前那串复杂又灰暗的片段：西安的窄巷、篮球场边的麻袋、特务们争奖金的争吵声……那一刻，他再也无法回避。

时间回溯到1938年春。彼时的西安表面歌舞升平，暗地里刀光闪烁。张严佛刚刚卸任军统西北区区长，正准备赶赴武昌接任代理主任秘书，却被蒋鼎文叫去商量“制裁”宣侠父的计划。张心里清楚，这位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是个硬骨头，也是蒋介石眼中的“背叛者”。他递上了一份“五大罪状”的密件，随后把具体操作推给继任者徐一觉，自觉脱了干系。

可特务的枪声最终还是在七月炸响。光天化日，宣侠父刚走出城南门，便被拖进吉普车；深夜，他被带到别动队大院东头的篮球场，七颗子弹撕裂了沉闷空气。遗体被塞进麻袋，扔入城根一口枯井，井口匆匆填平。现场没有多余的话，只剩特务间为奖金红了眼的低骂。

三个月后，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里因为奖金分配爆发激烈争执，消息外泄，经地下党渠道传至重庆。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交涉。蒋再无法掩盖，只得承认：“宣侠父是我学生，多次背叛我，我下令杀的。”口气冷得像石头。

然而尸骨无踪，真相成谜。金玲把痛苦埋进心底，两次迁徙，十多年追问无果。直到这一次，她坐在张严佛面前，等待一个完整答案。

“当晚，宣先生没有喊一句求饶。”张严佛终于开口，声音低到几不可闻，“他看着那帮人，毫不退缩。”一句简单描述，让金玲的手指微微颤动，却始终没打断他。张知道自己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日后判决的依据，但也明白，再隐瞒已经毫无意义。

说到这里，不得不交代张严佛的来历。出生安徽，与邓文仪结识于南昌行营调查科时代，比戴笠资格还老。戴笠笼络他，却一直防着他；毛人凤更把他当工具。抗战末期，他被排挤到重庆主持军统“结束工作”，替毛人凤裁员、清账，与各路贪腐之风格格不入。正因如此，他在1949年远离南京金库与上海洋房，选择去了湖南投靠程潜。

湖南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到北平，毛人凤派侄子毛钟新潜入长沙意图刺杀。张严佛看破，先下手控制对方，并拉拢旧同学陈达做内应。八月四日长沙起义成功，他却因“旧统员”身份被列入战犯名单。张不服也无处诉，只能在管教员指导下学习、劳动、读书，等待命运翻牌。

回到功德林的谈话室。灯泡发出嗡鸣声，墙角电炉吱吱作响，张严佛交代完全部细节，自觉命不久矣，额头冷汗未干。他低声对金玲说：“若有偿还之法，愿听处分。”金玲沉默许久，只抬眼道：“我只要真相。”随后，她收起张写下的材料，缓缓起身离开。

几天后，张严佛逢沈醉于院内菜地，两人相识多年。张压低嗓子：“我怕捱不过这个冬天，你若出去，照应我家里人。”沈醉拍了拍他肩膀：“别乱想，政策变了，不按旧账杀人。”张嘴角抖了一下，半信半疑。

此后多年，他白日劳作，夜里整宿失眠，仍在等那只“悬着的鞋”落下。身体每况愈下，终因肝病于1971年离世，享年七十。官方未再追究旧案，金玲也未再来功德林。1983年，文件批复把张严佛列为“起义有功人员”，这一纸结论姗姗来迟，留在档案袋里发黄。

宣侠父的遗骨至今埋在西安城根某处，一片住宅楼早已拔地而起。鲜有人知道，那片地下曾静静躺着一位坚持原则的黄埔一期学员；也少有人记得，当年写下审讯材料的张严佛，双手微抖，却还是把所有细节写完。他说过一句近乎自白的话：“与其让历史替我讲话，不如我自己把账算清。”

岁月推移，城里的街道重新刷漆，名字换了几轮。篮球场早没了，麻袋也被尘土吞没，但那串枪声的回响偶尔仍被档案里的纸页带出。听得懂的人越来越少，然而它们确曾存在过，沉沉地提醒后来者：暗流之下，总有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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