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当年居然出了52个黄埔生?”——昨晚刷到这条十堰档案局公布的名单,我盯着“均县”那栏反复数了三遍,脑子嗡一下:武当山脚下的小县城,抗战时竟藏着一座黄埔分校,校长蒋介石,校歌天天在周府庵大庙上空飘。
我把手机甩给老爸,他只看一眼就把筷子撂了:“我姑父就是第八分校18期交通队,可惜1942年衡阳打没了。”饭桌瞬间安静,连汤都不再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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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那些名字,像被雨水泡过的木牌,轻得几乎不存在:郧西10个,竹溪10个,房县23个……可他们真真实实在汉口码头集合,坐火轮去广州,先当入伍生,再考黄埔。有人学炮,有人学马,有人背无线电码,也有人被分去“外国文教官班”,天天啃英文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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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天,第八分校从老河口迁到均县草店,原因简单——日机炸得太狠,武当山空场多。新校址就是破庙,菩萨搬走后,黑板钉在神龛位置,早晚军号一响,泥墙掉渣。学员先学筑城再学炮,毕业就上前线。鄂西会战时,分校16期工兵连夜去炸汉江木桥,迟滞日军三天,给老河口百姓撤进山里留出窗口,自己只剩一半人回校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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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到一份1938年手写的《黄埔同学通讯录》,纸脆得掉渣,地址栏里却全是熟地名:郧县中山街、均县邮局、竹山城关、房县顺河街……他们写完名字,顺手把家里的铺号、粮行、药号都带上,就怕哪天收不到阵亡通知书,老乡能替他把信转给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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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档案馆统计过,黄埔五期湖北一共226人,十堰就占了快三成。为啥山沟沟里能冒出这么多军官?答案其实土得掉渣:当年鄂北旱灾,饿得啃观音土,广州来招生,管吃管住还发鞋,穷小子一拍大腿——“去!”于是十六七岁的放牛娃换上灰布军装,先学立正,再学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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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这些人多数成了“旧军官”,返乡证上盖着“需改造”红戳。有人躲进神农架砍树,有人改名换姓在汉江边拉纤,晚上才敢把黄埔领章掏出来,用盐水擦一遍。1985年湖北省黄埔同学会成立,郧阳地区去了仨老头,穿的都是借来的涤纶中山装,会后在武昌桥头照了张相,谁也不敢站中间——怕回去说不清。
我昨晚把名单打印出来,按村按镇去对,发现还活着的只剩四位,最小96岁,最大102。竹溪那位通信队奶奶,眼快看不见了,还天天把当年背的电码本压枕头下,说“怕忘了,鬼子再来”。
故事听多了,我总算明白:所谓“山区县”,并不是地图上的空白,它只是把动静藏得深。武当山的风吹过几代人,黄埔军校的军号也吹过,声音没消失,只是被我们忘得太久。
今天我把名单贴到村口小卖部,让老板扫码扩印,一张卖两块,所得全给那四位老人买助听器。不是搞慈善,是怕再过几年,山风真的把最后一点回声也卷走。
黄埔不是广州一个岛,是当年中国所有饿过肚子、想过未来的年轻人集合点;均县也不是52个名字,是52束火把,从武当山一路烧到抗战尽头。火灭了,灰还热,谁若轻踩,照样烫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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