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少帅”两字,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张学良。一直以来,后世对他的评价都褒贬不一,到了晚年,对于种种评价,他也只是说:
“在我之后,评我之过,易 在我之位,行我之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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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被囚禁了半个多世纪,提起西安事变他也还是表示自己并不后悔。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历史舞台上叱咤半生的人物,卸下“少帅”的光环之后,也只是个被丧子之痛反复拉扯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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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凤至与张学良的婚姻,始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在岁月里沉淀出深厚的情谊。
1916年,长女张闾瑛出生,随后长子张闾珣、次子张闾玗、三子张闾琪相继降临,一家六口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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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张学良正值意气风发,执掌东北军政大权,张家是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孩子们自小锦衣玉食,备受宠爱。
可天有不测风云,1929年,年仅10岁的三子张闾琪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结核还是难治的顽症,被称为“白色瘟疫”。
张家不惜动用一切资源,请来了国内外最好的医生,用上了最昂贵的药材,于凤至更是日夜守在儿子病床前,亲自熬药喂饭,祈祷奇迹发生。
可命运终究没有眷顾这个懂事的孩子。1931年,张闾琪在沈阳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接受检查的时候,机器突然就爆炸了,碎片击中他的要害,这个只有12岁的孩子就这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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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丧子的痛,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心。尤其是于凤至,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想起儿子生前乖巧的模样,常常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经此一劫,夫妻俩把所有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身上。长子张闾珣沉稳内敛,是家族寄予厚望的继承人;次子张闾玗活泼好动,遗传了张学良的运动天赋;长女张闾瑛聪慧懂事,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
他们想着,一定要护好这三个孩子,让他们平安长大。可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这样的期许简直就成了“奢望”。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人生急转直下,很快就陷入了漫长的软禁生涯。东北局势动荡不安,政治漩涡步步紧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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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于凤至看着丈夫身陷囹圄,心里最惦记的就是孩子们的安危。她知道,留在国内,孩子们很可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思来想去,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中国,去欧洲避难,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读书,躲开这乱世的纷争。
很快,于凤至带着张闾珣、张闾玗、张闾瑛登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海岸线,她心里五味杂陈,既担心着被软禁的丈夫,又期盼着孩子们能在海外开启安稳的生活。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把孩子们推向了另一种无法预料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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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欧洲,他们先在英国落脚。于凤至为孩子们安排了最好的学校,张闾珣主攻文科,在英国、德国辗转深造,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德语,身上带着一股儒雅的学者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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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闾玗则对运动情有独钟,骑马、网球、滑雪样样精通,尤其是网球,深得张学良真传,1929年华北运动会上,父子俩曾同台表演,球技惊艳全场。
在欧洲的社交圈里,他也凭着出众的身手和俊朗的外形,成了小有名气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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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样的平静日子并没过多久,二战的硝烟很快笼罩了欧洲大陆,1940年起,德军对英国发动了持续数月的大规模空袭,伦敦沦为一片火海。
尖锐的防空警报成了日常标配,德军战机盘旋的轰鸣声与炸弹爆炸的巨响交织,整座城市被死亡阴影笼罩,无辜平民在轰炸中流离失所,人心惶惶。
此时于风至已经回国陪伴张学良,远在英国的张闾珣、张闾玗和张闾瑛,都被托付给张学良的英国友人培汉照料。
培汉平日里嗜酒成性,对孩子们的照拂本就疏忽,轰炸来临后更是自顾不暇。孩子们只能跟着邻里一起,一次次仓皇躲进拥挤的防空洞,在黑暗与恐惧中熬过漫长夜晚。
日复一日的轰炸让张闾珣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他亲眼见过邻居家在轰炸中坍塌,目睹过街头散落的残垣断壁与伤亡者,耳边终日回响着爆炸声与哭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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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最终压垮了这个沉稳的青年,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常常独自缩在角落发呆,偶尔会突然浑身颤抖、喃喃自语,甚至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嘶吼,彻底没了往日的儒雅模样。
英国亲友见状急忙送他就医,最终被诊断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根源正是战争带来的持续性创伤应激障碍。
同时,远在中国的与于风至也正在遭遇另一场劫难。1940年,她被查出乳癌且病情严重,乳房已出现溃烂,不得不暂时离开张学良,远赴美国接受手术治疗。
在异国他乡,于凤至一边承受着手术与化疗的痛苦,一边牵挂着国内的丈夫和英国的孩子们。得知张闾珣精神崩溃的消息后,她心急如焚,病情刚有好转便着手安排,将三个孩子从英国接到美国,亲自照料。
到了美国,于凤至的生活被各种困境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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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定期复查癌症,时刻警惕病情复发;要为张闾珣寻访精神科名医,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每天耐心安抚他时好时坏的情绪;还要操心张闾玗的学业与张闾瑛的生活,同时想方设法打探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承受着政治隔绝带来的牵挂与煎熬。
为了给孩子们的生活和治疗提供稳定保障,病情稳定后的于凤至在朋友的建议下涉足股市。起初她对股市一窍不通,只能从零学起,熬夜研究行情报表,反复琢磨投资逻辑,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判断力,慢慢在波诡云谲的股市中站稳了脚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即便如此,她依旧分身乏术,张闾珣的病情需要专业护理,孩子们的成长需要陪伴,对丈夫的牵挂从未停歇。
可不管多困难,于风至都始终在苦难中咬牙坚守,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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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闾玗也没能逃过伦敦大轰炸的阴影,虽然没有像哥哥一样精神失常,却一辈都被噩梦纠缠。每到深夜,空袭的爆炸声总在他耳边回响,常常惊出一身冷汗,睁眼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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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美国之后,他靠着钟爱的的马术、网球打发时光,没事就开着车在加州公路上疾驰,试图用速度和热闹冲淡心底的焦虑与乡愁。他骨子里带着张学良式的执拗,家人总劝他别太奔波,注意身体,可他总笑着摆手说“无妨”,依旧按自己的方式排解苦闷。
随着年岁增长,张闾玗对父亲张学良的思念越来越浓烈。70年代末,他终于获准赴台探望被软禁的父亲。阔别数十年的父子相见,没有太多言语,只剩默默流泪。
可长期的战争创伤早已拖垮了他的身体,到台湾后,他的慢性病反复发作,身体日渐衰弱。1981年,63岁的张闾玗在台湾病逝,结束了被伤痛缠绕的一生。
远在美国的于凤至接到消息时,独自坐在洛杉矶的家中,久久说不出话。她多想亲自赴台送儿子最后一程,可碍于与台湾当局的隔阂,终身未能踏足台湾,只能隔着大洋默默哀悼。
而张学良虽在儿子身边,却仍处于软禁之中,连为儿子办一场体面的葬礼都受限制,只能亲手将张闾玗安葬在台湾的一处公墓,望着墓碑上儿子的名字,满心都是身为父亲的愧疚与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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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张闾珣的病情也越来越沉重。到了美国后,于凤至寻遍名医,也没能让他好转。他清醒的时刻越来越少,大多时候蜷缩在角落发呆,偶尔认出母亲,便抱着她的胳膊痛哭,反复念叨“妈,我没用”,让于凤至心如刀绞。
后来,年事已高的于凤至身体大不如前,再也无力照料病中的儿子。思来想去,她通过多方周旋,终于争取到台湾方面的同意,将张闾珣送往台湾,交给张学良照料。
分别近20年后,张学良在寓所见到长子时,几乎认不出他。眼前的男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哪里还有当年儒雅书生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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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心像被钝刀割着,他和赵一荻尽心尽力地照料张闾珣,每天变着花样做他爱吃的饭菜,天气好时就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一遍遍讲着东北老家的往事,盼着能唤醒他尘封的记忆。
可十几年的精神折磨早已摧毁了张闾珣的心智,他对父亲的照料毫无回应,依旧沉默寡言,偶尔还会突然发脾气、摔东西。张学良从不责怪他,只是在没人的时候独自叹息,自己被剥夺了自由,如今长子又困在精神的牢笼里,这种痛苦比自身的囚禁更难熬。
此后的20多年里,张学良每天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张闾珣读报纸、讲历史,哪怕得不到一丝回应,也从未放弃。1986年,张闾珣还是去世了。张学良又一次失去了他的孩子。
历史记住了张学良的功过,记住了他在西安事变中做出的惊天之举,也记住了他风流倜傥的形象。可很少有人知道,在那张平静的面容下,藏着怎样的丧子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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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的三个儿子,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少爷,本该有光明的未来。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他们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张闾琪的早夭、张闾玗的病逝、张闾珣的精神崩溃,一个个悲剧,像一道道深疤,刻在了张学良心上,也为这位风云少帅的一生,添上了一抹浓重的悲凉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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