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董事长和行长头上始终高悬着一把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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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4日，贵州银行原董事长李志明因受贿4310万余元、违法放贷3.04亿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此前一个月内，吉林银行两任董事长接连被查，连续三任“一把手”陷入违纪违法风波；柳州银行原董事长黎敦满被查，延续了该行三任掌门人均落马的沉重轨迹；温州银行原行长吴某更因涉案金额惊人，被判处死缓且终身监禁。

这些密集曝光的案例，印证了城商行“一把手”头上那把剑的锋利——这把剑，是法律的刚性约束，是监管的常态化震慑，更是金融从业者不可逾越的职业底线。对执掌地方金融命脉的城商行董事长、行长而言，这把剑从不会因“金融老将”的资历、“救火队长”的光环而收起锋芒。

剑下之鉴：城商行高管腐败的三重乱象

城商行高管的腐败行为，并非孤立的个人失德，而是呈现出权力寻租常态化、风险传导隐蔽化、危害后果扩大化的特征，每一起案件都给银行与地方金融带来重创。

信贷审批权异化为“敛财工具”。贷款审批权是城商行高管最核心的权力，也成为腐败最集中的领域。李志明从2013年担任湖北银行副行长时便开始利用职务便利，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为企业违规获取贷款提供帮助，即便到了贵州银行任上，明知部分企业不符合贷款条件，仍强行放贷3.04亿余元，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的操作更为肆无忌惮。他不仅直接审批5亿元贷款收受“固定回报”，还与企业约定将贷款年利率9.5%的额外收益私分，仅这一项就合计获益1.42亿余元。更有甚者，他挪用5.08亿余元银行资金用于个人营利，将银行资金池当成“私人钱包”，最终导致温州银行在其落马次年，利润总额同比下滑99.6%，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高达24.09亿元。

柳州银行的系列腐败案则暴露了“权力接力式”腐败的危害。前董事长刘忠在任期间，亲自签发66笔违规贷款，涉及金额68.74亿元，收受中美天元受贿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7万余元，直接导致广西中美天元集团在该行骗贷312亿元，酿成“史上最大金融骗贷案”；继任者李耀清虽曾因拒收贿赂被砍伤，最终仍因利用职权谋利落马；被寄予“整改厚望”的黎敦满，同样在信贷审批中埋下隐患，其任职期间柳州银行多次因风控漏洞被监管处罚。

“关键少数”失控引发连锁风险。城商行作为地方法人银行，“一把手”的个人意志往往对银行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旦权力失去制衡，便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吉林银行的案例尤为典型：2019年原董事长张宝祥因受贿罪获刑12年，接任者陈宇龙在2023年被查，而仅10天后，由陈宇龙引入的“改革能手”秦季章也被留置，连续三任董事长“前腐后继”，叠加副行长王安华、杨盛忠等高管接连落马，导致银行治理结构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这种“关键少数”失控，不仅破坏内部风控体系，更会形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恶劣风气。黎敦满在柳州银行任上独断专行，以“单独汇报”为由打压女下属，对业务骨干启动无理由专项审计，逼走核心人才，这种个人集权式管理，直接导致银行内部合规文化形同虚设，多项业务因违规被监管处罚。

跨领域权力延伸滋生利益共同体。部分城商行高管利用地方金融资源，构建起跨银行、企业、政府的利益网络。陈宇龙在吉林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深度参与地方金融事务，转入党政系统后担任长春市副市长、省财政厅厅长，分管财政金融等实权部门，其被查标志着这种“金融—政府”跨界利益链的破裂。

黎敦满的权力版图同样横跨多个领域，他同时兼任柳州银行董事长、行长，以及当地两家担保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将银行信贷与担保业务捆绑，形成“贷款审批—风险担保”的闭环利益输送通道，最终在升任广西投资集团副总经理、跻身省管干部后，仍未逃脱监管的追查。

剑之所指：腐败滋生的深层根源剖析

城商行高管腐败频发，并非偶然。其根源既在于城商行“地方属性强、股权结构复杂”的先天特点，也暴露了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的后天短板，这些漏洞让“悬顶之剑”一度出现空隙。

公司治理失效，“三会一层”制衡形同虚设。多数城商行由地方政府主导设立，股权结构中地方国资占比高，导致“行政干预”与“内部人控制”并存。部分银行“三会一层”制度流于形式，董事会、监事会难以对“一把手”形成有效监督。黎敦满在柳州银行“一肩挑”董事长与行长，集决策权、经营权于一身，完全突破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的治理原则；吴华在温州银行任上，即便经历过温州借贷风波的风险警示，仍能独揽信贷审批与资金调度权，可见内部制衡机制的失效。

地方利益捆绑，监管存在“模糊地带”。城商行的核心定位是“服务地方经济”，这使得其经营决策容易与地方发展需求深度捆绑。部分地方政府为推动重点项目，可能会对银行信贷施加影响，客观上为高管违规放贷提供了“借口”。同时，城商行高管的任命往往涉及地方组织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双重管理，这种“多头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责任不清、监管滞后的问题。李志明从湖北银行跨省调任贵州银行董事长，其过往违规行为未能及时被发现，便暴露了跨区域监管衔接的漏洞。

转型压力异化，政绩冲动掩盖风险。近年来城商行面临国有大行下沉、股份制银行竞争的双重挤压，部分高管为追求规模扩张与短期业绩，不惜放松风险管控。秦季章入主吉林银行时，面对4.31%的高不良率，以“零售转型”为突破口取得亮眼成绩，但其被查的背后，不排除存在“为冲业绩放宽审批标准”的可能；黎敦满接手柳州银行时，银行正处于骗贷案后的低谷，他急于通过推动IPO证明自身能力，可能在资产质量核查上降低要求。这种“重业绩、轻合规”的导向，让部分高管在政绩冲动中触碰法律红线。

剑之锋芒：监管加码与行业净化的双重效应

城商行高管腐败的密集曝光，并非行业的“危机时刻”，而是监管利剑出鞘、行业自我净化的开始。近年来，随着金融反腐力度加大与监管体系完善，悬在高管头上的剑正变得越来越锋利，形成“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方”的效果。

法律严惩突破“刑责上限”，形成强力震慑。司法机关对金融腐败的判罚力度持续升级，彻底打破了“金融高管落马后量刑偏轻”的侥幸心理。吴华成为城商行领域首个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的高管，判决书明确“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一判决向全行业释放出“金融腐败零容忍”的强烈信号。李志明案则成为2025年《金融稳定法》实施后，首个被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典型案例，法律适用标准的明确让后续案件查处有章可循。

监管实现“全流程覆盖”，压缩腐败空间。监管部门已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事中监控”的全链条监管。李志明宣判次日，央行与金融监管总局便联合发文，专门规范城商行董事长的信贷审批权限，针对性堵上监管漏洞。在日常监管中，监管部门通过“股权穿透式核查”“关联交易专项整治”“高管任职资格从严审核”等措施，提前识别风险。吉林银行连续三任董事长被查，正是监管部门对“带病提拔”“前腐后继”问题的精准打击。

银行启动“治理重构”，筑牢内部防线。经历高管动荡的城商行，正通过优化公司治理、强化内控机制走出阴霾。贵州银行在李志明、许安等高管落马后，加强不良贷款处置，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不良贷款率降至1.69%，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31.05亿元，保持稳健经营；温州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完成高管“换血”后，2025年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83%，净利润增长8.03%，经营状况持续改善。这些变化证明，只有让“制度笼子”比“权力光环”更坚固，银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深度评论：城商行“掌舵人”的守剑之道

中国金融网董事长、中国金融安全文化创研院院长何世红指出，城商行作为服务地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主力军，其“掌舵人”的廉洁与专业，直接关系地方金融稳定与民生福祉。悬在高管头上的这把剑，从来不是阻碍行业发展的“枷锁”，而是守护金融安全的“安全阀”。

对城商行高管而言，守剑之道首先在于“明边界”。信贷审批权、资金调度权是推动业务的工具，而非个人谋利的资本。吴华、李志明等人的悲剧证明，任何试图将银行权力与个人利益捆绑的行为，最终都会被法律利剑斩断。即便如秦季章般有“招行转型功臣”的光环，如黎敦满般有“基层逆袭”的经历，一旦突破合规底线，同样会身败名裂。

其次在于“强制衡”。城商行必须真正落实“三会一层”的治理要求，让董事会的决策监督权、监事会的合规监察权落到实处，避免“一把手”搞“一言堂”。柳州银行、吉林银行的教训表明，当制衡机制失效时，即便换再多任“掌舵人”，也难以摆脱腐败的恶性循环；而贵州银行、温州银行的整改实践则说明，只要内控体系健全，即便经历动荡也能重归正轨。

对监管部门而言，这把剑需要“常出鞘”。城商行的地方属性决定了其监管不能存在“真空地带”，要通过“跨部门协同监管”“任职资格终身追责”等机制，让监管覆盖高管任职全周期。李志明案后监管政策的快速跟进，正是“查处与规范并重”的体现，这种“打防结合”的模式，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

从行业发展来看，这把剑的存在是城商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商行的三十周年发展历程，正是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过程，而“一把手”的廉洁合规，是转型成功的前提。当每一位城商行董事长、行长都敬畏手中的权力、敬畏头上的利剑时，城商行才能真正回归“服务地方、服务实体”的本源，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稳定的金融动能。

这把剑，永远不会收起。对城商行“掌舵人”而言，唯有将剑规内化为心规，将底线意识融入日常决策，才能在金融浪潮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