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景路：我们为什么始终认不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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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鼻东瀛 万景路

“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既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以议论者也。可不谓狭隘欤！”这是清末文化名人，首任大清国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先生在其《日本国志》自序中的一段话，辛辣地指出了以“同文同宗”、“一衣带水”等表象来自我陶醉的中华上邦士大夫们之肤浅。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合影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三海经》中曾写道：“盖国在锯燕之南，倭北，倭属燕。”大约三百年后，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又有记载曰：“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之。”由以上可见，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远可上溯至三千年前，仅从徐福入日寻药、倭王来朝等历史资料来看，中国与日本打交道的历史也有两千余年了。不过对日所知，可谓泛泛。

记得曾看过一则报道，说日本人在中国新疆进行非法地质测绘，被我有关部门依法实施了处罚云云。前些年四川汶川的那场大地震，日本救援队不仅是第一个进入灾区实施救援活动而为国人所称道，救援队临出发前就绘制成灾区地图，更以其详实、周密、专业、全面而让国人震惊了一把。其实，关于这些，旅日华人就很少惊诧了，因为他们在日本的书店图书馆已看得多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政治社会，包括饮食生活、文化习俗诸般在内的详尽的中国各方面之书籍资料，对日本了解中国之深，早已见怪不怪。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日本才让我们找到了最完美的注解。

回头再看我们对日本的认识，按理说，向来以“同文同宗”、“一衣带水”来自我阿Q的中国应该是最懂日本了，可事实却不然，虽然中国认识日本已久，但中国史书关于日本的记载却始终是止于一点道听途说，泛泛表象而已。虽然在清末的1842年，魏源编著了一部《海国图志》，遗憾的是最初版本并未提到过日本，直到1852年增补卷数时，才补添了日本。但却又依样画葫芦犯了1848年徐继畲所编《瀛环志略》书中将日本地理说成是由对马、长崎、萨马三岛组成，而忽略了本州、四国和北海道三大岛记述的这一事实。直到1887年黄遵宪完成了40卷50万字，囊括了日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兵志、刑法志、礼仪志等十二志的煌煌巨作，才可以说我们终于有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认识日本之范本。同样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部对于中国研究日本不可或缺的史籍，却根本没有引起士大夫阶层的重视而被打入了冷宫，直到八年后的1895年，也就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翌年，此书才得以面世。不可避免的是正如一滴浪花，它迅即就被湮没在了上邦大国的滚滚历史长河之中。接下来我们所能找得出的中国人关于日本之专著，大概只有戴季陶的《日本论》和蒋百里的《日本人》了，当然，短篇论述日本的文章不计其中。实际上，从古至今，直到二战爆发中国陷入被日本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也包括今日今时之国人，每每谈起日本，乏善可陈。可悲的是，我们能够引经据典的竟还是一生未踏进日本半步的美国人本尼迪克的一部《菊与刀》。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呢？为什么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呢？从大的方面讲，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直接关系。

首先，就是一种“大中华心态”制约了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所谓的“大中华心态”，就是自认为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子民对外部世界所持有的优越感的心态。中国自古以来地处东亚中心，文明起源最早，地大物博，道统悠久，并不断以自己的文化乳汁滋养着周边国家。这就自然而然的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大国优越感。对于日本，由于日本传承了太多的中国文化，因此，中国自古可以说一直就把日本视为自己文化意义上的属国。认为日本的一切，皆为中国所赐予，因此从根本上就没有重视过日本。即使是通过甲午海战，蕞尔小国日本重创了大清上邦，让这个上邦大国割了地赔了款，也没能真正把中国人打醒，而是自欺欺人地归咎于日本是用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先进技术相结合，才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大国心态的虚荣心，使得中国人在面子上不肯承认当时日本在各方面已经优于中国的事实。即使是今天，持有如此观点的国人也还大有人在。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绪化因素也一直在左右着国人的对日认识。由于日本在近百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人的“国耻”所在，因此，每每提起日本，国人就会引发那种挥之不去的痛。正是由于这种泛情绪化，使得我们在对日本的自然的、人文的社会历史现状以及面对日本的先进、文明、敬业等诸多优点时，既没有耐心去研究也不愿承认这些事实，即使勉强承认也不愿深究其所以然，这就使得我们对日本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表层而无法认识其庐山真面目，当然也就无从窥测和把握日本这个特殊国度了。

值得庆幸的是，黄遵宪当年所看到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和可能的解救之道，即“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今天，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理解并正在孜孜以求地尽心力以解日本之谜。黄遵宪当年的“我不敢知”的几个推断也正在国人的“或如日本之自强”的“自强”中被实践着并已取得了诸多成果，黄遵宪或可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