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魏晋之际，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其实文学自觉的背后，是人的自觉，是对个体自我的肯定，也是对山水自然的发现。魏晋之际，可谓文、人、自然的三重自觉。萧华荣先生的《魏晋名士链》，以五代名士为主体，以“自然”为链条，以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文采和思想者的深邃紧密结合，抉发名士的流风余韵，展示士人对于文、人、自然的自觉，把一个个蒙上时间埃尘的面容精心擦拭后呈现读者眼前，并且把那些仍然鲜活的灵魂楔进读者心中。
跟随着萧先生的讲述，“魏晋名士何以成为名士”的疑问不断在我脑海展开又不断得到解释。萧先生概括魏晋名士的两大特点，一是清谈，一是任诞。思想上清谈玄学，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开始；行为上任诞纵情，从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开始。此后的三代名士各有侧重。魏晋时期，把《周易》《老》《庄》称为“三玄”，清谈玄学主要是辨析“三玄”，是对于中国原有义理的进一步推进，更开启中国思想史上儒道融合包括东晋时期儒道佛融合之路。任诞的具体表现是肆意酣畅，不拘礼法。任诞纵情，一方面是发泄“浊世”的苦闷，一方面是对情本体和人本身的重视，同时在“自然”中发现了真正的“自由”，独得“天”真。“自由”抛弃了粗鄙的放荡（如部分名士的醉酒、裸行、狂骂），而深化了“任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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