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一个军统特工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1939年6月10号的南京,夜色刚刚落下,日军总领事馆里却是一片热闹,酒菜的香味和人声混在一起。
日本外务省的清水次官到访,馆里要大摆宴席,南京的维新政府头面人物都来了,日军军官、伪政权要员坐满了一屋子,谁都没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宴会,背后已经埋下了巨大的雷。
在这些西装和军服混杂的人群中,有个不起眼的中国仆役,他就是詹长麟。外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个专门跑腿倒酒的小人物,没人注意到他的眼神里藏着异样。
其实他有另一个身份:军统南京区的秘密特工,代号65,很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个仆役进出领事馆已经五年,外表老实,心里盘算的却是怎么抓住一次机会。
宴会前一天,詹长麟就接到了“上头”的密令,行动组长尚振声亲自送来一只小瓶,里面装着美国制的剧毒粉末,只有一小撮,便能要人命。
计划清楚明了:把毒混进日军专用的绍兴老酒里,目标是让清水次官和日本领事馆的核心成员全体“中招”。
进厨房的时候,詹长麟手心冒汗,厨师们正忙着切菜配汤,他走过去,假装把酒坛拎到灶台旁边加热,趁着没人注意,他拧开瓶盖,把粉末倒进酒坛,搅了搅,再用袖子擦了擦坛口。
动作细微又果断,他没时间犹豫,毒药一旦撒进酒里,生死就再也由不得自己了。
“老詹,酒热了没有?”厨房里一个帮厨喊他,“马上好。”詹长麟应了一声,声音很平静,心里却在想,今晚成与不成,自己都回不去了,他早就打定主意,酒一端出去,自己就要找机会离开。
很快,酒坛被端到大厅,灯光下,日军和伪政权的官员们举杯庆祝,笑声和敬酒声此起彼伏,詹长麟站在一边,眼里一闪一闪,心跳得像打鼓,几十人端起酒杯,只听清水次官带头说了句什么,众人齐刷刷一口喝下。
几分钟后,最先出事的,是坐在靠近主桌的书记官,他突然捂住肚子,脸色发青,直接趴在桌上,旁边的人还以为他喝高了,正要笑话,结果不对劲的越来越多。
短短几分钟,厅里就乱了起来,有人嗓子发紧,有人摔倒在地,嘶吼、呻吟混在一起,场面彻底失控。
“快叫医生!”日本领事馆的翻译冲出来喊,服务员们吓得四处乱跑,可这时候,詹长麟已经趁乱脱身。
他没回家,直接跑到馆外小巷,和早已等候的哥哥詹长炳会合,两兄弟连夜赶到码头,搭上准备好的小船,顺着长江往六合方向逃去。
夜风很凉,詹长麟回头望了眼灯火通明的领事馆,知道自己这条命,已经和那些日军官员绑在了一起。
日军很快发现出了事,全城戒严,南京城里的巡逻队和便衣警察把街口堵得死死的,见到中国人就盘问,詹氏兄弟在六合农村藏了很久,靠着乡下亲戚和军统的接应,最后才逃到浙江隐姓埋名。
那段日子,他们过得像老鼠见猫一样,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逮回去,那场宴会,最后两名日本领事馆的书记官毒发身亡,几十名日本官员和伪政权头目被送进医院。
有的抢救过来,有的留下了后遗症,这下,整个南京的日军官场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人人自危,连喝水都要盯着杯底看。
日军恼羞成怒,抓了不少无辜的中国人,但詹长麟兄弟始终没有落入他们手里,其实,詹长麟的身份早就埋伏在日军身边。
这之前,他靠着送饭打杂的身份,偷偷把不少机密情报传回军统,1934年那次“藏本英明失踪案”,就是他提前透出风声,让南京方面及时反制,避免了更大的麻烦,只不过这次动手,是他潜伏生涯里最大胆的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
外人问他:“你就不怕被抓吗?”詹长麟没说太多,只是憋着一句,“咱们自己人死得太惨了,我想总得有人做点什么。”
他亲眼见过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自己的亲戚也有惨死的,只是平时忍着装糊涂,这一回算是把命拼上。
军统对这次行动非常看重,南京地下的同志们说,这一仗打得漂亮,狠狠敲了日伪的脸,宴会之后,日军内部清查了好几轮,领事馆餐厅的厨师和仆役全都换了一遍,规矩比以前多了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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