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笔底波澜，胸中丘壑：怀念傅国涌先生

文 ｜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原载《讀書雜誌》（香港）2025年第17期

7月7日凌晨，知名历史学者、作家傅国涌在杭州因为心脏病发突然去世，年仅58岁，消息传来，熟悉他的读者和朋友都震惊不已，我也同感悲悼，不能置信，心中似乎突然缺失掉一块，总是感觉不安和空无。

那几天，我正在阅读他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新书《一报一馆一大学：中国转型期的是非成败（1897-1949）》（壹嘉·读道社，2025），这本书是傅先生生前花了十余年时间撰写的作品，也寄托了他对于中国如何走出唐德刚所谓历史三峡的期望。他托石扉客兄转给我，可能是认为我的研究兴趣和学术关切跟他这本书都有高度的重叠。北京三联书店计划出版此书的简体字版本，责编淑荣是我的朋友，因为傅先生身份的敏感和本书部分内容的缘故，她请我和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担任书稿审读专家并撰写审读意见，这样就可以保证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我本来打算读完此书此后再跟傅先生联系，没想到一念之差就天人两隔再见无缘。这种突然的断裂感和一个真诚、热切的知识人生命的逝去，给我带来的悲怆和虚空感，不亚于2011年高华教授的去世和2016年江绪林兄的永别。

翻看我跟傅先生的聊天记录，发现就在四月份，我还因为他在朋友圈推荐的几本书而向他问询一本《宋教仁与中国革命》，他马上就给我发来了此书的中英文电子版。年初的时候，他问询王鼎钧先生回忆录第三部《关山夺路》中涉及浙江大学民国时期学潮领袖于子三在简体字版本里是否有保留，我还找到该书将相应的几页拍摄给他阅读，他回信说能够保留到这个程度，三联书店确实不易。去年上半年，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还跟在东京的傅先生专门通过一次电话，他在通话中还热心地给我提供建议和推荐我去联系他的朋友、高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而最近的一次见面则是2023年暑假在杭州。其时，我的访学随笔集《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出版没多久，出版社安排在良渚艺术村大屋顶书店举行一次新书沙龙。我就邀请了很久未在公共文化空间参加活动的傅先生来作嘉宾，也请其时还在杭州工作生活的《新京报书评周刊》前执行主编朱桂英女士来担任嘉宾主持。我记得当时活动气氛很好，楼梯上也坐满了很多读者，相当一部分是慕名而来见见傅先生的。

2023年，杭州，唐小兵与傅国涌在《北美学踪》的新书分享会上

傅先生从中西文明交汇等视角对我的小书做了延伸性的讨论，我当时也被他饱满的知识热忱和真诚的家国情怀所触动。结束后，我们跟一些友人还一起聚餐聊天，当时傅先生说话中气很足，谈笑风生，笑起来的爽朗声极有感染力。我记得小书责编事后跟我说，按照出版社规定可以给两位嘉宾支付一些出场费，傅先生和朱桂英都婉拒，说现在出版不易友情支持我的新书活动，这些细节也让我铭感在心。我跟傅先生见面次数屈指可数，但一直引为精神上的同调。我记得最早应该是在华师大闵行校区季风书园举办他的新书《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活动结束后匆匆聊过几句，那应该是十多年前了。

后来是2018年在杭州白马湖中学举办南方阅读论坛上跟傅先生有了深入的交流并加了微信，那次我应邀面向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的受众做了一个关于严肃阅读与公共文化的讲座，傅先生对我的这个讲题很有兴趣，彼此交流了好一会。傅先生是一个特别古道热肠的人，他跟我并不能算是深交，但或许因为我对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关切，将我推荐给无锡一个知名读书会的主持人陈彤老师，陈老师跟傅老师相识多年，相知甚深，上半年他还将我推荐给《教师博览》杂志主编方心田先生，联系我去参加一个面向中小学教师的人文教育会议并做讲座。

我举这些例子想说明，傅先生尽管跟我在生活中见面极少，但对于他的同代人或者更年轻一辈的同道中人，他是不遗余力地推荐机会，而这些绝非江湖气浓郁的圈子意识，而是根植于他对于人文主义、公共文化和博雅教育的理解和认同。

7月8日，我从陈彤老师处得知9日将在杭州举办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并获知傅先生生前的一些好友和读者已经从各地赶赴杭州，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去杭州见傅先生最后一面的愿望。2011年12月26日高华老师去世，南京的追悼会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有面向全校的通识课，没办法调课就没能去送高先生最后一程，这一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冥冥之中傅先生的书稿流转到我这里，或许也是他向我发出的某种希望见见面的信息。我匆匆买了一张从上海南站通往杭州东站的高铁票，出租车在虹梅高架上遭遇台风天带来的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在风雨仓皇之中，我跟傅先生有限的交往情境历历在目，因为他去世而被呈现出来的往昔也涌上心头，包括他的狱中信札。没过多久雨停了，雨水洗过的天空湛蓝、澄澈而空远。那一刻，我就在想，这不就是傅先生最近二十余年致力于在20世纪中国史领域的深耕细作和奋笔疾书所期待的风雨之后见彩虹的结果吗？

傅国涌先生追悼会现场

当晚到了杭州殡仪馆附近一个酒店匆匆办理入住，晚上九点又是暴雨如盆，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到殡仪馆，跟在南方阅读论坛结识的朋友戴冲兄、王学斌兄（他们从北京乘飞机赶来）碰面，抵达揽月厅，瞻仰了傅先生躺在灵柩里的遗体，告别厅里有张他抱着一本书的放大的遗像，那是他特别广为流传的照片，脸上是天真无邪的笑容，如此坦荡，如此自信，如此乐观！当晚，也与傅先生的妹妹、儿子等至亲有了一些深入的交流，对于傅先生的家族、身世、关切和性格等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天南海北的人赶到这个小小的告别厅，只为了见最后一面，只为了说一声再见，这种超越任何世俗和功利的哀悼和告别，才是超凡脱俗的傅先生所乐见的吧。

参加追悼会的傅先生生前几位好友

傅先生突然去世后，资中筠、崔卫平、景凯旋、丁东、向继东等诸多学者和编辑都撰文悼念，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罕见的追悼热潮。傅先生仅仅是一个体制外的历史学者和儿童教育、国语教育践行者，没有任何显赫身世和头衔，学历也不高，可谓一个体制的素人，为何会引起这么多真诚而发自内心的悼念？这个现象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前面简单叙述的我跟傅先生生前的一些交往片段，还有一些以他为代表的文化现象值得提出来作为讨论，我想，对于一个学者和作家最好的纪念，莫过于严肃地讨论他的作品及所延伸出来的议题。

回首我成长的岁月，傅先生和谢泳、丁东、智效民、邵建、范泓等所代表的大多数属于学院体制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者，对于我们的知识和人格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应该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后期，伴随着《南方周末》文化副刊、《书屋》、《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随笔》、《万象》、《看历史》等报纸和杂志的兴盛，这批学者和作家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傅先生是其中最负盛名而又高产的几位之一。他们以一种强烈的淑世情怀和浓厚的历史兴味，投入到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报刊史的世界，发掘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和人物，用一种梁启超式“笔锋常带感情”的文体表达出来，文章篇幅可长可短，知人论世不拘一格，字里行间往往荡气回肠着对于中国历史转型的感慨和反思。

这些作者的文章，完全不同于学院体制内那些中规中矩而又缺乏思想和灵魂的学报体文章，所以往往能一纸风行，吸引青年人的注意，其实也引发了学院里一些知名学者的关注，比如余英时先生、钱理群先生和高华教授等都对于这个写作群体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可以说，这个群体也是世纪之交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相对开放和自由的产物，而他们身体力行的高密度写作和同气相求的共同体意识也助力了这个空间的拓展和成熟。假以时日，若非此后之世变，学院体制内外完全可能形成一个积极互动共同推动中国进步的知识共同体。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个学院体制外的写作者群体，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启蒙其实是有着不容轻忽的积极贡献。

就傅先生的公共写作而言，我个人感觉比较亲切的是他三本代表作，分别为《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简史》和《一报一馆一大学：中国转型的是非成败（1897-1949）》等。第一本书是我最早接触的傅先生作品，因为跟我自己的研究领域近现代知识分子史相关，出版没多久就注意到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的文集，聚焦在1949年这个历史的风陵渡口知识分子的处境、选择、命运和心路历程，重点考察的是柳亚子、胡风、竺可桢、夏衍、沈从文、梁漱溟等十几位留在大陆的知名知识人，也涉及到包天笑这样离散到港台的文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私人性的文本，重构了这批知识人在1949年去留之际的历史世界和精神世界，尤其对于这些知识人隐秘的内心做了极有深度的透视和剖析，可以说在史料掌握和阐释上是到位的，对于人物的理解也是客观公允的。

我阅读之后，对于傅先生研究和写作历史人物的独特视角是极为欣赏和共鸣的，比如他谈到柳亚子倚老卖老在建国前后狂狷言行背后的“体制化”心态，也就是表面上名士风范，骨子里仍旧高度依赖最高权力者的嘉赏和体制的承认，比如谈到中共文化干部、左翼剧作家夏衍1950年代后在上海工作对于高度单位化和干部体制化的生活的不适应和抱怨，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嬗变，再比如傅先生谈到沈从文在1949年前后的“发疯”，除了郭沫若等代表政治力量的压力，他也重点分析了张兆和、沈龙珠、沈虎雏等家人对他不能紧跟新时代的抱怨和不理解等所构成的内部压力，这个角度对于理解知识人命悬一线的生死抉择也是极为关键的。

《笔底波澜》是一本近代中国言论史的编年史，从1872年《申报》在沪创刊开端，到1949年左翼知识人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万言长诗《时间开始了》收束，完整地呈现了晚清民国中国的报人和知识人争取言论自由而备受权力摧残仍旧不屈不挠的历史，此书图文并茂，结构极为独特，都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聚焦在某一个具体的言论事件，同时又以“记事”的形式简明扼要记录当年言论自由遭受迫害的细节和事件，附录几乎不做任何评论，而又一切尽在不言中，此书宗旨在傅先生2012年所撰写的后记里昭然可见：“有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是否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理清言论史的脉络，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一个民族总要认识自己的来路，才能找到方向。我希望有一天我终于能完成一部令自己无憾的信史，以回报多年来知我、爱我、关心我的亲人、师友、读者。”

《一报一馆一大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傅先生自我期许的“信史”，以近代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最有文化辐射力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最有学术和政治影响力的大学——北京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以点成线，以线成面，通过大量的报刊史料、回忆录、口述史、书信、日记、文集等，以近二十年的积累和精读，织就了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版图。这部书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史料特别丰富，以类似编年体的时间线索呈现，但又在每一章和每一节甚至每一个段落有特定的主题来展开，因此尽管史料汪洋恣肆，但阅读起来并无碎片化的感觉，有着史家的严谨和立足于文明互鉴的大格局。这种类似日记体的叙事，有助于形成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感，同时也在重建历史现场，比如对于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傅先生征引了多重史料，展现了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对这些社会冲突的不同反应及其背后理由，可谓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典范。

傅先生前半生致力于严肃阅读和经典阅读，因缘际会也曾涉入一些公共政治活动而遭受巨大压力，重获自由后沉潜到历史深处，致力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掘和重构，而且是以新知识、新文明和现代政治观念等为主线的公共历史写作，即此而言，傅先生聚焦的是中国这艘大船如何从百年跌宕的历史三峡开出来，进入现代文明世界的康庄大道，他就像一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崔卫平老师在纪念文章里激赏傅先生对于哈维尔、米奇尼克等东欧思想资源的重视和理解力，这也说明他是一个广采人类文明精华来为中国造命的知识人。崔老师这样写道她记忆和心目中的傅先生：

“这些天我在想，国涌本人难道不正是我们身边漫漫长夜的守护人？他发掘和守护为自由中国进程做出开拓性贡献的人们，守护在最为残酷黑暗年代里坚贞不屈的人们，守护人的尊严、人格和价值理想。国涌让她/他们在我们头顶上星光灿烂，而国涌自己也加入了这片永恒的星海。”

这真是知人之论，切中了傅先生一生关怀之所系。而九十多岁的著名学者资中筠更是在纪念文字里如此写道：

“我心目中，傅国涌是极为难得的人才：学、才、识都有其独特之处。他学历并不显赫，但是治学有方，在文史方面积累丰富，又有其一贯的、有目的的关注面。”

所有接触过傅先生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真诚待人的好人，一个嗜书如命的书生，没有城府和机心，只有一颗胸怀坦荡的赤子之心，他致力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打捞，也是为了从历史中国汲取知识和智慧的火种。尽管如此，他并未走到为了现实政治和知识启蒙的目的，而歪曲和高度选择性地裁剪历史，换言之，他的启蒙是以呈现历史的真实和真相为前提的，而不是像一些写作者认定自己具有启蒙的崇高目的，就可以任意或隐晦地曲解历史。在这方面，我认为傅先生在学院体制外的公共历史写作者中间，也是历史涵养和治史造诣很高的一位，因此，他的作品大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严格史学标准的考验的。

傅先生所有作品中，可能《金庸传》是引起较大争议的一部，可是十多年后回头再审视这部作品，再看看当初傅先生对于金庸所谓现代独立人格的批评，其实还是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这十多年来，环视周围，瞩目神州，也会发觉一些上一代的学人，更无论同代学人纷纷堕入彀中，追名逐利跪舔权力导致如今的学术界似乎成了一个名利场，而帝师情结更是让一些所谓专家学者热衷于上折子写专报等批示等 。傅先生对于金庸早年教育，青年时代在香港深受张季鸾、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影响创办《明报》等经历做了客观公允的呈现：

“从一九四七年起，他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穿越了整个青春时代。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提携、教导过他的几位《大公报》前辈杨历樵、胡政之、许君远，令他一生怀念。”

不过，对于金庸渗透在武侠小说里的清官情结、帝王崇拜等，傅先生在浙江大学的一个学生活动演讲中也给予了不留情面的剖析（这也是此书出版后遭受金庸强烈批评的原因），这种批评的根基是源于他站在近代以来中国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价值观基础之上：

“作为一个普通文人的话，这些或许本来无可厚非，人各有志，愿意站在哪边都是自由选择。但如果我们要问他（指金庸）到底有没有成就他的现代人格？起码从这一点来说，是没有成就。因为成就现代人格最起码有四大要件。第一点，如果有现代人格的话，这个知识分子肯定是一不媚权、二不媚俗，并不是说社会大众对这件事怎么看，我就跟他们的；也不是权势者怎么看，我就跟他的，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第二个要件，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创造性，无论是技术或者是学术，总要有他看家的有创造性的一面。第三个，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公共关怀的意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趋时，不矫揉造作，能够为社会说话。第四个要件，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说他具有现代人格那是肯定不及格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金庸的权力观的上述分析，我觉得他是不够格的。”

这何尝不是傅先生的夫子自道呢？斯人已长逝，但其留下的言行举止和文字，以及他近些年致力的语文教育和儿童教育，都为他精神生命的永恒留下见证，用王鼎钧先生的话来说，傅先生这几十年的生命可谓是“埋藏知识，留下种子”的典范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