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谍王徐会之在台选择“自首”，实际上是另一场顶级阳谋

1950年，吴石牺牲，徐会之在同城“自首”，台军方宣布我党情报网被连根拔起。

然而许多年之后，人们都沉默了，原来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局。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出发台湾，吴石就做好了准备，他从未想过要逃，他深知自己是去战斗，虽然没有硝烟。

这一次，老蒋把吴石安排在了高层，一切核心机密他都能接触。他每天的工作不是看文件，就是绘地图，这些日常就是将官的生活。除此之外，吴石还有情报需要在手里流转。

在工作场合，他格外镇定，而心里却时时都在策划，看似从容的背后，实则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

朱枫是他得力的交通员，吴石将每一张布防图变成微缩胶卷交给她后，她便将其装进香粉盒的暗格，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去香港。

朱枫的对外身份是“陈太太”，从小的生长环境让她富有这种气质，再加上她做事极稳，他们的情报线就没有出过问题。

然而蔡孝乾暴露被抓，却将这条线撕开了一道裂缝。特务从他口中获取了400多人的名单，这些名字所串起来的潜伏体系瞬间崩塌，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一个也未能幸免。

情报网破裂，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组织第一时间想办法补救，徐会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派去台湾的，他被称为“谍王”。

他的任务，是去接替吴石那条线。

徐会之出生于1901年，本名叫徐亨，湖北黄冈人，耕读之家的环境让他从小就有书读。

1924年，徐会之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那里，他不但与教官邓演达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还认识了许多身在我党的同窗，在他们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我党，而后参加了北伐战争。

1926年，徐会之被我党派往北平从事地下工作。老蒋发动“四一二”，他又和当年的恩师邓演达一起积极反对，结果被叛徒出卖纷纷被抓。

徐会之作为曾经的黄埔学生，老蒋是有所耳闻的。他欣赏徐会之的才华，同时也对黄埔学生有着极深的情结，所以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将他送去南京受训，为自己所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会之先后参加了保定战役、石家庄战役、武汉会战和昆仑关会战等，为收复失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徐会之的才干再一次被老蒋赏识，直接升任他为军政部第二厅厅长。经过多年的沉淀，最终成为蒋氏政工的“四大将”之一。

抗战胜利后，徐会之调任汉口市当市长，开启了振兴实业、救济难民之路，并借此机会与我党组织保持长期的联系，甚至以自家为掩护，让我地下工作负责人长期居住。

1949年初，徐会之被李宗仁任命为中军参将，直到重庆解放，身份也没有暴露。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统一大业胜利在望，徐会之接到了周公亲自派遣的任务，让他去往台湾做情报收集工作。

1950年3月，徐会之决定途经香港到台湾。临走时，夫人刘先知问他什么时候再见面，他坚定地对夫人说道：“胜利的那一天自会再见，不过，也许见面的那天，你是带着鲜花和家乡的黄土站在我的墓前。”

徐会之到达台湾的时候，特务审讯室的灯火通宵不灭，他们将蔡孝乾供出的名单一页页摊开，对比着名字审，最终那些名字被划成了一条线。

此地此时，徐会之太清楚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微妙了。整个台岛的地下交通线几乎全部断了，自己的潜伏迟早是会暴露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想到这里，徐会之认为，必须要想出另一条路来传递情报和保护尚未暴露的同志。

经过几天的蛰伏，徐会之开始以商人身份大大方方地出入公共场所，会见自己的老同学，旧同事。一次聚会后，他主动对老同学袁守谦说：“我想交代点事情。”

第二天，阳光刺眼。

徐会之以“自首者”的身份走进了台湾保密局，他“交代”了曾经与吴石的来往，“提供”了隐蔽战线联络网的情报。

保密局所有人都愣住了，这倒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经过对徐会之好几轮地问讯，台岛法庭以“主动交代，酌情减刑”为依据判了他15年有期。

这是档案里的含糊记录，实际上当时就被老蒋推翻了，他拿起笔就改成了“罪大恶极，应即枪决！”

当时的老蒋只有怒气，没有理由，也不解释，便将那个从宽的有期私自作废了。

1951年11月，徐会之被秘密杀害。

“叛徒”死不足惜，这于己于敌都是一样的。可是后来的局势让人们渐渐明白，是徐会之的那场“自首”改变了它。

徐会之蛰伏的那几天，想出的传递情报与保护同志的办法，就是他去“自首”。当他走进保密局的那一刻，他幕后的那盘棋就已经开动了。

“置之死地而生”，在情报系统里就叫“主动暴露”，以牺牲个体来换取全局的延续，徐会之就那么做了。当听到15年有期改判死刑时，他没有辩解，也没有上诉，更没有写下遗书，他是在用“自首”做一场毫无声息地撤退。

台岛的新闻出来了：“挖出一条深线，破获匪谍，网破人亡！”

这是在告诉人们，我方的潜伏网被他们全面“捣毁”了，言下之意便是岛内形势暂稳，他们的追捕行动到此为止。

然而，情报战的世界哪有结束，只有延续的起点，关于台岛的情报又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回大陆。

许多年以后，人们再谈起这段往事，有的感叹，有的质疑，但是无论哪种，都比“叛徒”更接近真实。因为公开的卷宗处处都在证明，徐会之曾经“供出”的情报都是旧线索，都是失效的，特务们的追捕也都是扑空。

1990年，台岛解密了一批档案，徐会之的笔迹第一次出现在了研究者的眼前。那是他写的“自首自述书”，整整十页纸，一笔一画都很干净，其中一句话让人惊讶：“愿以自身换同志安！”

当牺牲被计算进胜利，人们才明白，徐会之的“自首”，实际上是另一场深埋的局。

1999年，《党史博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吴石和台岛地下网的文章，文中首次提到：“自首可能为战术性动作。”

同期一篇文章《隐秘战线的记忆》中，更是以档案证实，徐会之主动“自首”，实际上是制造了自己‘泄密’后情报线断裂的假象，让敌方产生误判后，从而终止对我地下工作者的追查，这样就保护了我方在台的情报传输系统。

没想到的是，两岸的史料在这一点上竟形成了罕见地一致。

后来，我国学者在论文中提出“阳谋”一词，就是用自我的牺牲去迷惑敌人，那种不能叫阴谋，它就是公开算计。

徐会之这场深埋的局，其实就是一场顶级“阳谋”。

2016年，《国家记忆》进入人们的视线，吴石等人的故事第一次被完整地讲述了出来。

节目中引述了吴石和徐会之的事，被称为“隐蔽战线的特殊案例”，其解说为：“他（徐会之）以身为局，用假投诚迷惑敌人，从而延续了我方情报系统在台岛的生存空间......”

徐会之没有借用一枪一弹，没有伤及任何一个人，只是依靠了对心理的拿捏，便在暗地里悄悄关闭了信号，保全了尚未暴露的潜伏同志。

2020年，两岸学者展开了一次联合史料讨论会，会上大家竟在徐会之事情上达成了共识：“他不是‘叛变’，而是一场有计划地‘保护行动’。”

这就是“阳谋”，从表面上看处处都是败局，而私底下却全是在布局。

1985年，徐会之就已经被国家追认为烈士。他和吴石将军的那段历史，一个用“投敌”换来敌人追查的终止，一个用沉默换取传递的机会，他们的品格正如纪念碑上的那四个字：“忠诚不移”。

在纪念碑的展墙上，我们能看到徐会之的名字，但除了一句“1949年后下落不明”，剩下的就只有空白。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片空白并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历史在暗处留下的光。这道光穿过岁月的灰尘，落在档案馆里那些手写笔迹上，让我们知道每一笔都写尽了沉默，每一笔都在诉说真实。

今天，我辈当铭记历史，弘扬先烈精神，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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