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经济观察｜中美科技合作处于十字路口：战略博弈与破局之道【走出去智库】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

围绕对华科技竞争，特朗普政府正研判是否批准向中国出口英伟达H200芯片，同时面临来自国会的强大政治阻力。这一具体政策困境折射出美国在“安全管控”与“商业利益”之间的摇摆与焦虑。在此背景下，2025年11月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发布报告《中美科技合作处于十字路口——在科学民族主义时代驾驭战略性》，系统梳理了中美科技合作从“全球化协同”到“战略性脱钩”的演变轨迹，剖析了政治与安全动因，并为在竞争中维系合作创新提出了路径思考。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持续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对华实施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与清单管理。与此同时，双方在技术标准主导权、科研数据共享、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分歧不断加深，进一步割裂了全球创新生态，推高了合作成本与不确定性。这份报告的分析，恰恰为理解当前政策争论提供了深层视角。

中美开展科技合作有哪些途径？今天，走出去智库 (CGGT)编译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报告的重点内容，供关注中美科技发展的读者参阅。

要点

1、2015 年前后，“科学民族主义” 时代悄然降临。科研活动被赋予安全属性，技术发展被定义为零和博弈，国际合作开始以“战略脆弱性”为标尺重新校准。

2、当前的脱钩叙事往往只聚焦中国可能从合作中获取的红利，却刻意忽略了美国的既得利益与潜在损失。

3、该报告在中美科技合作新版协定基础上，提出 “智慧开放” 框架，旨在平衡安全管控与创新活力。

正文

在当前中美科技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发布的报告“U.S.–China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t a Crossroads——Navigating Strategic Engagement in the Era of Scientific Nationalism“（By DENIS SIMON & CAROLINE S. WAGNER）打破了 “要么保安全、要么保开放” 的二元对立认知，为后续提出中美 “智慧开放” 合作框架、平衡中美科技合作的安全管控与创新价值奠定了基础。

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是一家位于美国的智库，专注于国际事务与政策研究，尤其关注外交政策、地缘政治及美国对外干预的批判性分析。该机构成立于2019年，其研究立场倾向于反干预主义，主张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国际争端，而非外部军事或政治干预。

一、从科学全球化到民族主义：合作格局的颠覆性转变

20 世纪末至 2015 年前后，全球科技体系奉行 “科学全球化” 准则。彼时，知识跨境流动、科研突破国界、学术平台开放共享是主流共识，而美国凭借全球科研枢纽地位，吸引了顶尖人才，主导着知识生产规则，占据着绝对的创新话语权。

中美科技合作是这一体系的典型缩影。自1979 年两国建交并签署首份科技合作协定起，双边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最稳定、最具互益性的领域之一。四十余年里，双方在基因组学、地震监测、能效技术、农业增产等领域协同攻关，产出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的合作并非对后者崛起的妥协，反而是自身竞争力迭代的动力 —— 中国的海量数据集、独特科研命题，为美国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探索维度。

然而，2015 年前后，“科学民族主义” 时代悄然降临。科研活动被赋予安全属性，技术发展被定义为零和博弈，国际合作开始以 “战略脆弱性” 为标尺重新校准。这一转向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得尤为剧烈，过去十年间，两国科技合作呈现出 “渐进但非全面” 的脱钩态势。

数据最能直观呈现这一变化。据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 数据，2001 年中国相关科研论文仅占全球总量的不足 5%，远低于美国；到 2024 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近 30%，是美国的两倍。2023 年《自然》的一项分析更是显示，中国在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高被引论文贡献量已超越美国。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美中联合研究的收缩。2005-2017 年，两国合撰论文保持两位数年均增速，2017 年达到约 5.5 万篇的峰值，彼时超 20% 的美国国际合作论文有中国合作者参与，超 16% 的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有美国伙伴加持，这一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与欧盟的传统科研协作。但 2017 年成为转折点，到 2022 年，两国合撰论文数量降至 4.5 万篇，降幅近 20%；2017-2024 年，这一数据的下滑幅度同样接近 20%。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脱钩具有显著的“领域选择性”。在基因关联研究、肝病诊疗、地球物理探测等低安全敏感度的生物与地球科学领域，合作反而实现增长，比如基因关联研究十年间增幅达 77.78%，肝病诊疗研究增长 55.56%；而在先进神经网络、高端无线通信、城市交通等与中国《中国制造2025》战略高度相关的领域，合作则大幅萎缩，其中先进神经网络应用相关合作降幅达 53.64%，高端无线通信技术合作下滑 53.54%。这种分化，本质上是政治安全考量对科研领域的精准“切割”。

二、脱钩背后：政治安全驱动与双向战略选择

中美科技合作的收缩，绝非单纯的学术趋势，而是多重政治与安全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动因同时来自美国、中国及双边互动的博弈。

（一）美国的零和安全范式与政策收紧

2015 年前，美国对中美科技合作的定位是“获取前沿知识、搭建人才管道”，即便意识到知识产权风险，也仅将其视为 “麻烦而非生存威胁”。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 “战略竞争者”，彻底改写了这一逻辑。此后，五角大楼报告、情报评估、国会听证会形成共识：中国的科技崛起并非现代化自然结果，而是旨在削弱美国主导地位的刻意布局，科技领域由此成为两国竞争的核心战场。

在“军民融合” 战略的解读框架下，美国将中国的民用科研体系视为军事能力的延伸，任何联合论文、实验室交流、数据共享都被贴上 “增强解放军实力” 的标签。这一认知直接转化为政策行动：2020 年，美国发布第 10043 号总统公告，禁止与中国军民融合机构相关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入境，直接导致敏感 STEM 领域中国新生录取数从 2010 年代初的 3 万余人降至 2023 年的不足 2 万人，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等依赖中国人才的学科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机构的监管层层加码。能源部禁止受资助者与特定中国院校合作，国防部限制先进材料、航空航天领域的协同研究，国立卫生研究院则针对未披露中国机构关联的研究者启动调查，导致数十位华裔顶尖科学家被迫辞职或提前退休。2018 年启动的 “中国行动计划” 更是将这种警惕推向极致，尽管该计划 2022 年因争议终止，但其造成的 “寒蝉效应” 持续发酵 —— 华裔科研群体普遍面临 FBI 无理由问询，即便最终澄清也难逃声誉损耗，学术合作的意愿大幅受挫。

美国国内政治的操弄进一步加剧了脱钩。国会将高校、企业的对华合作视为 “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密歇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研究院、佐治亚理工学院与中国高校的合作项目，均在联邦压力下缩减或终止。部分政客将高校的国际合作解读为 “背弃国家利益”，将企业在华技术布局定义为 “卖国行为”，半导体企业更是成为重点审查对象，这种民粹化叙事让原本技术层面的合作决策彻底政治化。

（二）中国的战略回应与科研生态转向

2015 年《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将人工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等十大领域列为核心攻关方向，“自主创新” 成为科技政策的核心逻辑。尽管该计划后来在表述上有所淡化，但其内核贯穿于 “十四五” 规划等后续战略，国家对本土人才培养、科研基建、创新集群的投入持续加码，正在逐步降低对国际合作的依赖。

科研人员层面的“自下而上脱钩” 同样明显。2019 年的调研显示，中国研究者对接美国合作项目的积极性显著下降，他们既担心国内审批延误、声誉风险，也忌惮美国的政治审查。国内期刊开始侧重刊发本土成果。此外，2018 年起，从美国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数量首次超过赴美人数，形成 “逆向人才流失”。这些归国人才将在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经验带回国内，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能力，也让中美科研协作的 “必要性” 大幅降低。

（三）安全困境下的双向误判

地缘层面，美中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美国的技术限制被中国视为遏制其崛起的证据，中国的自主创新则被美国解读为对抗的信号。双方的防御性举措在对方眼中都成了进攻性动作，形成 “限制 — 反制 — 再限制” 的恶性循环，最终将科研合作拖入信任泥沼。

三、合作的价值：美国不可忽视的收益与脱钩代价

当前的脱钩叙事往往只聚焦中国可能从合作中获取的红利，却刻意忽略了美国的既得利益与潜在损失。报告指出，中国的科技进步更多源于内生动力，而美国从双边合作中的获益，体现在多个关键领域。

在生物医药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叶酸补充项目通过美中协作实现了全球推广，大幅降低了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发生率；2000 年后，双方依托中国的患者登记库和肿瘤样本库，结合美国的基因组分析技术，缩短了肿瘤药物的临床周期；新冠疫情初期，中国科学家快速公开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直接推动了两国联合疫苗研发与临床试验，加速了全球抗疫进程。

材料科学领域，作为典型的军民两用学科，中美在纳米合金、高熵材料等方向的合作，帮助美国科研团队验证技术模型、降低量产风险，同时也让美国得以掌握中国材料领域的技术动态，保障了国防工业基础的技术对标。

在灾害应对与地球监测领域，美国地质调查局与中国地震局的合作，优化了地震预警系统；双方在气候模拟、水文监测上的协同，提升了台风、洪水的预测精度，这种低风险合作不仅服务于公共利益，也让美国获得了中国数据采集能力的一手信息。

在人才与专利层面，中国籍科研人员长期支撑着美国的创新体系。2020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数据显示，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领域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专利有华裔合作者参与，大量留美人才成为美国初创企业、国家实验室的核心力量。

而在先进制造业这一战略领域，脱钩的代价尤为显著。美国擅长上游研发设计，中国具备下游规模化能力，双方合计占据全球工业研发投入的半壁江山。持续合作能让美国依托中国的试点与量产优势，验证3D 金属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的产业化可行性；能参与制定工业物联网、数字孪生的国际标准，避免被中国标准体系排斥；还能维系中国工程人才的流入，缓解美国在精密制造领域的人才缺口。若全面脱钩，美国将失去对中国技术进展的感知，面临标准碎片化、人才管道萎缩、创新商业化受阻等多重困境，最终削弱国防工业的快速迭代能力。

四、破局之道：基于 2024 版协定的“智慧开放”框架

2024 年 12 月，双方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为双边科技协作提供了新的制度蓝本。与此前偏向 “愿景式” 的协定不同，新版协定更具程序性与实操性，其核心创新点包括：明确科研合作的对等性、强化项目数据追踪与数据安全监管、建立有约束力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要求对合作项目及产出数据进行官方层面的顶层审查。

该报告在新版协定基础上，提出“智慧开放” 框架，旨在平衡安全管控与创新活力，其核心包含五大支柱。

（一）对等性义务的契约化落地

“对等” 不再是外交话术，而是嵌入项目协议的合规要求。双方需明确约定实地研究时长、仪器使用权限、数据集规模、行政支持力度等可量化指标，形成 “无对等、不合作” 的硬约束。这一机制能解决长期以来美国研究者在华签证难、场地权限不足等问题，将对等性从学者个体的谈判诉求，升级为政府背书的协议条款。

（二）全流程透明化监管体系

美国需建立安全共享的合作登记数据库，所有合作项目启动前需填报完整信息，包括研究团队及机构、资金来源、科研领域及风险等级、预期成果、数据治理与知识产权方案等。该数据库可与资助名单、出口管制清单联动，实现风险的前置筛查，既避免了隐性合作，也减轻了科研人员的合规负担。

（三）标准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依托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双方可组建由中美及中立国际专家构成的仲裁小组。项目启动时，合作方需从预设模板中选定知识产权方案，比如背景知识产权保留、项目知识产权共享、领域使用限制等，并对专利、软件等成果进行登记，明确各方贡献，以此减少权属争议，缩短纠纷解决周期。

（四）敏感技术的分级管控

构建“红黄绿” 三级合作清单：红色清单为禁止合作领域，包括高超音速技术、先进密码学、尖端半导体光刻技术等；黄色清单为需强化管控的领域，如军民两用 AI 算法、先进复合材料，需配套出口管制筛查、预发表技术审查、代码库访问限制等措施；绿色清单为默认允许合作领域，涵盖大部分生物医药、地震学、气候观测等低风险方向。清晰的分级体系取代了 “一刀切” 的限制，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明确的合规指引。

（五）动态化的年度安全审查

由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安全机构，联合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及高校代表，每年开展安全审查，评估项目合规性、风险防控的有效性，并根据威胁态势调整清单类目与管控措施。这种常态化审查让治理体系具备适应性，也向公众传递出“合作可控” 的信号。

为将框架落地，该报告还设计了一系列配套机制：绘制风险领域地图并与出口管制类别联动；搭建合作登记系统并明确审批流程；制定标准化的知识产权与数据使用模板；建立对等性指标仪表盘；为黄色清单领域配置安全科研环境与限时预审查；在高校设立专业的科研安全办公室；通过专项试点资助、资金匹配、审批绿色通道等激励合规合作；建立分级处罚机制，区分无心失误与恶意违规；搭建半官方对话渠道，及时化解技术层面的误解。

五、前路展望：在竞争中维系创新领导力

该报告强调，中美科技合作的未来，既非全面脱钩，也非回到无边界的全球化，而是要构建“可持续的中间道路”。这需要美国从三方面发力：

其一，强化机构能力，平衡科研安全与学术自由。美国联邦政府需出台领域细分的合作指引，高校设立专业科研安全办公室，同时加快《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落地，通过本土投入筑牢创新根基，让合作成为 “优势叠加” 的选择，而非 “无奈妥协” 的被动之举。

其二，聚焦高价值低风险领域，打造合作样板。优先在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农业安全、绿色计算等领域推进协作，将双边项目作为多边标准制定的试验田，既收获科研红利，也向全球展示美国 “竞争与合作并行” 的外交姿态。

其三，重塑公共叙事，跳出零和思维。将科技合作定义为 “战略竞争工具”，而非 “安全漏洞”。通过协作，美国既能掌握中国科研动态、主导技术规则，又能维系对华人才吸引力，将学术交流转化为长期的软实力影响。

该报告认为，在21 世纪的分布式创新格局下，将科研活动全面封闭，只会让美国失去全球知识网络的枢纽地位，而 “智慧开放” 框架正是在承认竞争现实的前提下，为美国保留创新活力、维系战略优势提供的可行路径。正如报告结语所言，美国的科技领导力，从来不是源于封闭，而是源于 “审慎管控下的自信开放”，唯有如此，才能在科学民族主义时代，既守护核心利益，又推动全球科技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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