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第一人”沈太福，许诺24%年息，中国人民银行怒了

1992年12月，北京西长安街一间临时租来的事务所里，三名会计围着账本直摇头。现金流断档，借款利息飙到24%，但买设备、付工资的凭证却东缺西漏。更怪的是，同一家企业名下竟跑出了二十多张银行账户。几天后，一份报告摆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桌——线索的中心人物叫沈太福。

那时“公司热”正炙手可热，谁手里握着“高科技”概念，谁就能从社会散户那里撬出资金。沈太福原籍吉林，1984年在长春注册“长城科技”，设备、技术都不多，却善于包装。两年后他南下京城，借30万元重新挂出“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的牌子，名义依旧是节能电机。

1990年他碰到了真正的技术——屈维谦研发的“逆变型无整流子三相换向器电动机”。沈太福花小价钱买下专利，立刻把名称改成更拗口的“内反馈可控硅串级调速器”，将原设计人从文件里抹去。翌年春天，他摇身变成“发明人”，成功向海淀区工商银行贷款五千万元。

钱到手并没有投入生产，倒是一条更轻松的路子打开了——高息集资。沈太福向外宣称：谁投款，年息24%，合同写明，一年即可收回本息。初期应者寥寥，他索性把招募场地搬到海口的歌舞厅，对“伴舞小姐”许诺5%回扣。短短二十天，两千万元滚进账户。尝到甜头后，长城公司全国广设办事处，用同一份技术合同吸金，很快突破十亿元大关。

为了给投资者壮胆，沈太福在钓鱼台国宾馆砸下重金开鉴定会。数位专家在简略图纸上签字：节电率可达70%。第二天，多家报纸整版转载。夸张数据、耀眼标题，再加部长级会场的包装，让不少退休干部、返乡华侨把毕生积蓄交了出去。

有人仍心存疑虑。屈维谦从报纸上看到那台熟悉的电机，冷笑一声：“名字换了，原理一点没变。”他向媒体递材料，却连吃闭门羹。彼时广告收入可观，谁也不愿放弃这只“肥羊”。

集资速度越快，窟窿越大。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当时全球工业利润率普遍不足15%，沈太福若真兑现24%利息，每年要新增两亿多纯收益才够填坑。实际上，长城公司三年仅卖出电机六十台，营收不过六百万元。

1992年下半年，一连串可疑转账引起央行监管系统警觉。沈太福开始“洗包装”：一次缴税一千一百万元；再让关联公司开两亿元假发票，制造产能旺盛的幻象；同时筹划把投资款整体改成内部股票——一旦成功，投资人风险自担。

监管雷霆终落。1993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告，认定长城公司“变相发行债券，风险难控”，责令限期清退。账户随即冻结。沈太福却在记者会上抬价自救：“年息从24%提到48%，政府不让做生意我就外资拍卖！”话音刚落，他私下办妥假身份证，准备南逃。

3月的一天，北京首都机场安检口，工作人员对照证件问：“这身份证真是您的吗？”沈太福愣住三秒，低声回了句“假的”。密码箱里搜出另外两张假证，他再无话可说。当天，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集资、贪污、行贿将其带走。

调查持续两个多月，任务艰巨。查账员通宵比对转账流水，追缴每一笔外流资产。一次夜里，办案人员在角落里翻出一张空头支票，顺藤摸瓜追回价值三十六万元的多媒体器材。和这点数字相比，十余亿资金的去向更显沉重。

各地分公司随后进入拍卖程序。监管部门强调不得压价、不得暗箱。拍卖大厅人头攒动，评估组重算折旧，律师现场公证。资产成交率高于预估，为后续清退提供了底线。

法院最终判决：沈太福贪污罪、行贿罪数罪并罚，执行死刑，个人财产全部没收。公告贴出那天，仍有投资者守在法院门口，手里攥着发黄的“技术开发合同”。他们不是等结果，而是想弄明白——24%年息的承诺，为何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九十年代的资本市场刚起步，监管工具不完善，社会融资需求旺盛，机会与陷阱并存。沈太福抓住了信息不对称，也暴露了监管空白。案件尘埃落定后，金融部门对非法集资的警示教育迅速铺开，“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红线，第一次走进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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