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群众对征收土地公告的异议

我们是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范围内的被征收人，我要对2024 年第五、六、七、八批次工业用地征收行为提出异议。

集体土地征收作为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的典型行政行为，其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审批权限的适格性，更依赖于征收目的的正当性、程序履行的完整性与补偿标准的公平性。织金县2024 年第五、六、七、八批次工业用地征收行为以 “工矿用地” 为名义，主张符合《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 “公共利益” 要件，但从法律文本解释与司法实践裁判规则来看，该征收行为在核心要件上存在根本性缺陷，其合法性基础亟待审慎审查。工业用地作为经营性用地的典型形态，其 “公共利益” 属性并非法律直接赋予的当然效力，而需满足 “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的实质要求，且必须以明确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及专项规划作为支撑依据。案涉征收公告及补偿安置方案中，仅以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笼统表述界定征收目的，未公示任何具体规划文件，无法证明该工矿项目与区域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提升等公共利益存在直接关联性，也未能举证说明项目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贡献，本质上属于以 “公共利益” 为外衣规避法律限制，实质推进商业性用地开发，违背了集体土地征收仅能基于公共利益的法定边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征收集体土地的目的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司法审查的核心要素，若征收机关无法举证证明公共利益的实质存在，该征收行为将面临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违法的法律风险，而案涉征收在规划依据公示上的缺失，直接导致公共利益认定缺乏实质支撑，构成征收目的合法性的根本性缺陷。

征收程序的完整性与正当性是保障被征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核心载体，也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构成要件。案涉征收行为在程序履行上存在多项重大违法情形，直接剥夺了被征地农民的核心程序权利。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强制性规定，集体土地征收必须严格履行 “拟征收公告、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与公示、听证、签订补偿协议” 等前置程序，待多数被征地农民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征收机关方可向省级政府申请审批。但案涉征收直接以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批复文件为依据发布征收公告，未提供任何拟征收阶段的相关材料，既未证明已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也未公示补偿安置方案拟定过程中的征求意见情况及意见采纳结果，明显跳过了法定的预征收程序。该程序缺失并非轻微的程序瑕疵，而是直接违反了 “先补偿后征收” 的核心原则，导致被征地农民丧失了在征收审批前表达异议、参与补偿方案制定的关键权利，使得征收行为从源头缺乏程序正当性基础，构成程序重大违法。在土地现状调查环节，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调查结果作为补偿安置的核心依据，必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签字确认，以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但案涉补偿安置方案仅笼统表述 “以征收实施单位开展的调查登记为准”，未明确是否经权利人签字确认，也未规定调查结果异议的处理机制与救济途径。在司法实践中，未经权利人确认的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补偿安置的合法依据，若被征地农民对土地类别、面积、附着物数量等核心数据提出异议，征收机关将因举证不能面临补偿标准重新核定的法律风险，而该程序缺陷直接导致案涉补偿安置方案的基础数据缺乏合法性支撑，进一步加剧了补偿安置的不公平性。此外，《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示后，被征地农民有权在 10 个工作日内申请听证，征收机关应当依法组织听证并根据听证意见修改方案。案涉补偿安置方案未提及听证权利的行使方式、申请期限及受理部门，仅允许被征收人 “自行委托第三方评估”，混淆了评估权与听证权的法律性质。听证权是被征地农民的法定程序权利，属于程序参与权的核心内容，征收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直接剥夺了被征地农民通过听证程序影响补偿方案制定的权利，违反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确立的程序正当原则，构成另一项独立的程序违法行为。

补偿标准与安置方式的公平性是集体土地征收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 “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强制性规定的具体体现。案涉补偿安置方案在补偿标准设定与安置方式设计上存在明显的合理性缺陷，未能实现公平补偿的法定要求。在区片综合地价适用方面，《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区片综合地价应根据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等因素综合确定，且不得低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案涉耕地补偿标准为 42550 元 / 亩，折算后仅 63.8 元 /㎡，若参照贵州省耕地平均年产值 2000 元 / 亩的普遍标准计算，三十倍的法定最低补偿标准应为 60000 元 / 亩，案涉补偿标准明显低于该法定最低要求，直接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方案未明确区分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比例，无法排除将两项费用合并计算后仍低于法定标准的情形，进一步加剧了被征地农民的财产损失。在安置房产权调换环节，案涉方案设定的置换比例存在明显不公，如框架结构独立一层住宅需征收 2.54㎡才能置换 1㎡安置房，二层及以上需 2.67㎡置换 1㎡。该比例未充分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价值、装修标准与安置房的差异，以织金水乡 4 号地安置房 5347.73 元 /㎡的面积差异处理价格计算，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标准为 2100 元 /㎡，置换比例换算后，被征收房屋的实际补偿价值仅为安置房价值的 39.3%，明显低于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产权调换比例的设定必须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居住条件不降低，案涉比例导致被征地农民需额外支付高额差价才能获得同等面积的安置房，实质是通过置换比例的不合理设定变相降低补偿标准，严重违背了公平补偿原则。对于选择重新审批宅基地建房的被征收人，方案设定的住宅补偿仅按工程造价计算，框架结构补偿标准为 800 元 /㎡，远低于货币补偿标准的 2100 元 /㎡，且宅基地安置补助仅为 63.8 元 /㎡。该标准未考虑宅基地的区位价值与土地使用权价值，仅覆盖了房屋建设成本，忽略了宅基地作为集体建设用地的用益物权属性。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被征地农民的核心财产权利，应当给予公平补偿，案涉补偿标准未将宅基地使用权价值纳入补偿范围，导致被征地农民重建住宅的成本缺口过大，无法实现 “居住条件有改善” 的法定要求，进一步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案涉方案参照 2012 年发布的毕府发〔2012〕21 号文件，将社会保障资金提取标准定为 12000 元 / 亩，但贵州省近年来已多次调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贵州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黔府发〔2018〕14 号）明确规定，社会保障资金提取标准应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0 倍。按织金县 2024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1.5 万元计算，社会保障资金提取标准应不低于 45000 元 / 亩，案涉 12000 元 / 亩的标准明显低于最新政策要求，无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制性规定。

权利救济机制是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保障，其设置的完整性与明确性直接关系到征收争议的有效化解。案涉征收行为在权利救济机制设计上存在明显缺陷，限制了被征地农民的司法救济权利。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应当先经县级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对裁决结果不服的，方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案涉征收公告仅允许被征收人对贵州省人民政府的征地批复申请行政复议，未明确补偿标准争议的协调裁决程序，包括协调裁决的承办部门、办理时限、申请方式等核心内容，导致被征地农民在对补偿标准不服时，无法通过法定的协调裁决程序寻求救济，只能直接申请行政复议。该做法违背了 “行政复议前置” 的法定要求，且行政复议的审查对象是省级政府的征地批复，无法直接审查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导致被征地农民的核心诉求难以得到有效回应，权利救济途径形同虚设。此外，案涉公告仅告知了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未告知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及适用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征收行为不服的起诉期限为六个月，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起诉期限为十五日。征收机关未履行起诉期限告知义务，可能导致被征地农民因不了解法定时限而丧失司法救济权利，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关于权利告知的强制性规定，构成程序瑕疵，进一步加剧了被征地农民的权利救济困境。

综合来看，织金县2024 年第五、六、七、八批次工业用地征收行为在征收目的、法定程序、补偿标准及权利救济机制等核心方面均存在重大法律缺陷，并非简单的程序瑕疵或标准争议，而是涉及公共利益认定、法定前置程序、公平补偿原则等根本性问题。其中，预征收程序缺失、听证权利未告知、土地现状调查未确认等属于程序重大违法，耕地补偿标准低于法定最低要求、安置房置换比例不公、宅基地补偿未涵盖使用权价值、社会保障资金标准过时等违反了公平补偿原则与法律强制性规定，上述问题相互交织，共同导致案涉征收行为丧失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因此，被征地农民有权依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请求行政复议机关或司法机关撤销案涉征收公告及补偿安置方案，要求征收机关重新履行法定征收程序，依法制定公平合理的补偿标准，切实保障自身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合法财产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