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薯窖掘出汉王陵 中国考古从“挖宝”到“读史”

1995年1月，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墓门前考古发掘现场，左上为葛明宇。

　　“主墓室门开启的那一刻，我们都惊呆了！满眼都是玉器，玉片、玉璧、玉衣残件，铺满了整个墓室，几乎无从下脚。”回忆起30年前的情景，江苏省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考古发掘亲历者葛明宇的眼中，依然闪烁着兴奋的光。

　　1994年12月，22岁的葛明宇作为考古队最年轻的成员，参与了这场期待已久的考古发掘。当他沿着56米长的墓道缓缓深入，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照亮的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玉器世界”。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汉兵马俑陪葬坑（一号俑坑军阵）。

　　“光金缕玉衣的玉片就将近4000片，大型玉璧直径超过30厘米。可以说，只要器型完整的玉器，几乎都能达到一级文物标准。”葛明宇说，“这种震撼的考古初体验，让我更加确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狮子山楚王陵是一座特大型的西汉王陵崖洞墓，这座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墓，墓体开凿入山体内部达100多米，建造奇绝，结构复杂，包含12间功能各异的墓室。其陵墓建造、墓葬规制与葬制理念，在汉代诸侯王墓中极为罕见。

　　陵墓中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00余件（套），包括由4000余片和田白玉穿缀而成的一件金缕玉衣，以及目前发现最精美的一批汉代玉器，200多方西汉楚王国的实用官印，数十万枚汉代“半两”铜钱，大量的金银铜器和铜、铁兵器等，填补了汉代文物考古的许多空白。此外，其墓主身份的学术争议，也持续推动着对汉代王陵制度和西汉楚国历史研究的深入探讨。

　　“走上考古这条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受家中长辈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葛明宇从小便对历史文物有着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自己走上考古之路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后来，他考上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那时除了上各类专业课，他最期待的就是每个周末跟着老师同学去上海的古玩市场“淘宝”。

　　“那时，我们最喜欢去古玩市场淘旧钱币。卖货的人常常扛着一麻袋的钱币过来摆摊，我们就从里面翻找，一个钱币从两毛到一块钱不等。我在里面找到过大样的‘永乐通宝’‘雍正通宝’等币种。”葛明宇说，“别小看这些小小的钱币，要想淘到‘真宝贝’，它需要你了解每个历史朝代的年号，古代钱币的各种版式、样式等各个方面。这个过程不仅锻炼了眼力，更重要的是获得对古器物的感性认识和鉴别能力。”

　　葛明宇非常佩服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耿先生是被文博界誉为‘人间国宝’‘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的泰斗级人物。一堆没有标签、没有年代记录的碎瓷片，他用眼睛看釉色、摸胎质、辨纹饰，从蛛丝马迹里抠出文物的‘出生证明’。这种能力是许多文物鉴赏人的一生追求。”

葛明宇正在检查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库房兵马陶俑。

　　因为对历史文物执着的热爱，葛明宇在毕业分配时作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颇为不解的决定——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前往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

　　“我的班主任陈宏京老师希望我留校读研，但我听说江苏徐州的王陵发掘项目，就毫不犹豫地来了。”葛明宇坦言，“作为一个考古人，一生能参与一次古代王陵的考古发掘是极其难得的机缘。这也是我一生的幸运。”

　　这个选择，也与他深厚的乡土情结有关。葛明宇的家乡徐州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他与时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王恺亦是同乡。“王恺老师和我家是世交，他对我说‘你要想来，我就带你’。”从此，葛明宇踏上了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相伴半生的考古之路。“这成为我考古生涯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王陵发掘项目。”

　　10年坚守，楚王陵重现于世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是一条充满坎坷的探索之路。从1984年徐州砖瓦厂在狮子山西麓取土烧砖，挖出一处汉代兵马俑坑，到1994年正式发掘，整整10年间，考古队经历了无数次的希望与失望。

　　为什么狮子山上的王陵这么难找？葛明宇解释：“这与徐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徐州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山东丘陵延伸地带。这里虽然属于黄淮平原，但实际上是个‘冈岭四合’的地方，全市有400多个小山头。这些山体的原生土层很薄，不到一米，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

　　面对这样的地质条件，传统的考古勘探方法束手无策。“洛阳铲在徐州根本无用武之地，我们的勘探工作必须另辟蹊径。”葛明宇说。

　　从1986年开始，考古队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科技考古实践。“第一次是在1986年春季，请求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地质普查大队帮助，他们带来刚从美国购进的微伽重力仪帮助查找；第二次在1987年，由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宁书年出面组织，邀请了10个省市的30多位有实践经验的科技专家，动用了先进仪器再次勘探；第三次科技寻墓在1990年春，江苏省地震局的张治天等8名地质专家来到徐州勘墓，进行了仪器探测。”葛明宇说，这无意中成就了中国现代科技考古的开端。

　　然而，这些在当时堪称前沿的科技手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一方面是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是狮子山特殊的环境干扰——整个狮子山山坡上有400多户民居，家中的电视机、无线电、铁制农具等，都会对探测设备产生干扰。”葛明宇说。

　　更让考古队感到压力的是学术界的质疑声。“当时有学者认为，狮子山发现的汉兵马俑，可能只是汉代烧制陶俑的窑厂，而不是王陵的陪葬坑。”葛明宇回忆，“因为在此之前，除了秦始皇能用庞大的地下兵马俑军阵陪葬之外，大家都认为其他帝王陵都没有发现兵马俑，徐州更不可能。”

　　在这样的困境中，王恺异常执着。葛明宇记得，他经常独自一人在狮子山上摸索，或到周围村庄里与村民聊天，寻找线索。即使在其他队员因看不到希望陆续离开、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王恺依然坚守。

　　转机出现在1991年的一次寻常交谈中。一位村民无意中向王恺提及，狮子山南坡有户人家挖了几个“大红薯窖”，每个窖能存放两三万斤粮食。“这句话听着平平无奇，但在我们考古队员听来犹如惊雷！”葛明宇至今回忆起来仍显激动，“山体上都是石头，哪来这么多土？怎么能挖出这么大的窖？这背后一定有问题！”

　　考古队立即在红薯窖周边布设探沟，很快就在第二条探沟中发现了人工开凿的石壁。当看到那些整齐的凿痕时，王恺激动地说：“找到了！”

　　1994年11月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了狮子山汉代陵墓的发掘，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作为最年轻的队员，葛明宇承担了多方面的工作，“晚上要在工地值班，看守发掘现场；白天要进行考古绘图和器物的发掘清理，有时候还要帮忙做饭”。

1995年，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考古发掘现场全景鸟瞰。

　　考古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葛明宇回忆：“那时，狮子山还属于城郊，交通不便，一天只有两班公交车通往市区。我们住在村民家的两间土房里，用煤球炉自己做饭。最常吃的就是面条，因为做起来最快也最简单。”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消磨他们的热情，在清理墓室的过程中，一个个惊喜接连出现。最让葛明宇印象深刻的，是楚王骸骨的发现。“盗墓者将玉衣拆散后，把楚王的遗骨随意丢弃在棺床旁。我们仔细清理出头骨、下颌骨、腿骨等，发现牙齿保存得特别好。我用牙刷小心清理牙齿上的泥土，还能清晰看到牙釉质的光泽。这为我们推断墓主人的死亡年龄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现并非孤立事件。在2025年11月5日江苏徐州举行的第三届汉文化论坛“汉家陵阙：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30周年暨汉王陵的考古成就”分论坛上，专家们透露了更多汉代王陵考古的重要成果。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刘尊志在论坛上介绍，已知的西汉诸侯王墓有50多处、100座左右，东汉诸侯王（后）墓16处、21座，合计60余处、约120座。其中，徐州已经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就有10多座。

　　中国考古从“挖宝”到“读史”

　　葛明宇感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考古发掘也有遗憾，“如果现在重新发掘一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加完善”。

　　这些遗憾，主要集中在当时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局限上。“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我们对许多重要遗迹现象的记录不够充分。”葛明宇举例，比如，陪葬墓中出土的5个鼎，按照周代礼制，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鼎的数量和鼎内盛放的祭品都有严格规定，但当时没有对鼎内的残留物进行科学提取和分析。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地宫主墓室地面一角，清除淤土后暴露的玉器。

　　再比如，楚王陵中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鱼骨、鸡骨、粮食等，当时只作了简单的记录和采集，没有进行深入的物种鉴定和成分分析。这些原本可以为了解汉代饮食结构、农业经济等提供重要信息。

　　最让葛明宇感到惋惜的是竹简的损毁，“我们曾经发现过带有文字的竹简，但是出土后十几分钟就碳化消失了。如果放在今天，我们一定会采用原址密封、实验室开启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

　　在葛明宇看来，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历程，折射出中国考古从“挖宝”到“读史”的深刻转变。“过去的考古工作更注重珍贵文物的发现，而现在我们更关注遗迹现象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考古学的目的不是把精美的文物放进博物馆展柜，而是通过实物资料复原古代社会和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

　　这种转变在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现在知道，狮子山不是一个孤立的墓葬，而是一个完整的陵园体系。通过后续调查，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楚王的王后陵墓、妃妾陪葬墓群、楚国王室成员陪葬墓区、楚王陵区内大量陪葬器物坑群、陵寝建筑等遗址遗迹，这些都是理解汉代诸侯王陵及其葬制的重要考古资料。”葛明宇说。

　　让沉默的遗址说话，让深埋的文明重生

　　关于墓主人身份的学术讨论，葛明宇在汉文化论坛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结合西汉楚国历史、楚王世系，以及狮子山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等综合因素分析，我认为墓主人极有可能是汉景帝三年参与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第三代楚王刘戊。该墓工程浩大，但在建造上表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没有开凿完工，即匆匆埋葬的迹象。这与当年楚王刘戊叛乱后非正常死亡和匆忙下葬存在直接关系。”

　　不过，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照建在论坛上提出了不同看法：“结合狮子山楚王墓选址优越性、墓葬形制原始性，以及随葬器物规格之高、安葬礼仪之隆重等特点，该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可能性最大。”这种学术争鸣，也正体现了汉代考古研究的活跃与深入。

1995年3月，葛明宇正在发掘清理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室遗物。本文图片均由葛明宇提供

　　2024年1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确定狮子山楚王陵为江苏省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对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未来的保护与利用，葛明宇有着许多期许：“目前，楚王陵出土的珍贵文物大多收藏在徐州博物馆，与遗址本体分离，这不利于观众对楚王陵的整体理解。我们希望推动建设狮子山楚王陵遗址博物馆，让分散在各地的出土文物能够在原址环境中展示。”

　　葛明宇还希望能够以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为代表，推动汉代崖洞墓的联合研究和保护。这种在岩石中开凿墓室的葬制，在全国多地都有发现，如河北满城汉墓、山东曲阜西汉鲁王墓、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等。“大运河、丝绸之路等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汉代崖洞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其研究价值和保护意义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作为亲历者，葛明宇深切感受到考古学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现在强调‘让文物活起来’，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好考古发掘和研究，还要做好成果的阐释和传播。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考古人的新使命。”

　　回顾30多年的考古生涯，葛明宇说：“考古是对未知的探索，永远给人期待、给人希望。从当年那个趴在墓室里清理玉片的年轻人，到今天致力于遗址保护利用的博物馆馆长，我始终坚信，考古工作不仅是在发现历史，更是在创造历史——通过我们的手，让沉默的遗址说话，让深埋的文明重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