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恐惧被说服

按照《》投票结果，今天先把涉毒封存放一放，剩下两篇后面慢慢来，不过今天这篇跟最近这件事仍然有关系。

有不少读者留言，说看到各个平台、微信群等等都在争吵，各有主张，还有读者提供了很多争论焦点，问小镇应该怎么“怼”回去。

小镇建议不如放下争论，因为很难说服任何人。

就这件事而言，虽然起因是“涉毒”“封存”，但真正关注的核心并不是这两个问题，关注的是未来可能的扩大化、背后的权力任性、自身安全的保障甚至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还有读者提到一种可能，那就是过去长期被指责总是当政策“跟屁虫”的，这次也要通过强烈反对，表达并非无条件支持。

小镇这几天也没忍住，在线下朋友的微信群里进行了一些科普。实践证明，哪怕提供了法条、论据，还把为什么如此修法的直接原因说得清清楚楚，但对方说的话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反对、反对、反对”；还有的一边指责“立法瑕疵”，一边说话毫无法律依据。

类似的情况已经一再发生了，比如前不久的K签、去年的房屋养老金三制度等等。

风口浪尖的时候，总是针尖对麦芒，平等的成年人之间很难进行任何说服，最好的方式是充分表达完自己的观点，说给旁观的其他人听，说完就跑，不要继续纠缠、回应，这反而更能气到“对方辩友”。

从这些现象中，小镇提炼出一个猜想：当代人，或者说当代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恐惧被说服的心理状态。

为什么呢？

先说普遍的人性，有三个视角。

其一，从心理机制上，可以用认知失调或逆反心理来解释。

每一个人的认知都是通过一件件事逐渐形成的，有先天遗传也有后天影响，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存在完全一样的认知。

当个体遇到与自身信念相悖的主张时，会产生不适感，强度因人而异。从思想认知上，如果要接受这种不同的主张，就意味着要改变自己的信念，这往往是心理成本最高的，所以从最低成本角度，更倾向于否认、贬低不同主张，来为自己绝不改变提供合理化理由，从而避免陷入自我否定。

逆反心理是类似情况，当个体感觉到自尊心或者自己的自由选择权被侵犯时，通常也会坚持强化原有立场。

其二，是从众心态和集体共识。

人是社会的动物，抱团取暖是一切动物的天性，哪怕进化为人，被流放出群体也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如中国古代，就把“流刑”视为第二重刑。

因此，人会倾向于融入某个群体，大多数情况下，个体不是这个群体最顶尖的，那么就受到这个群体的束缚，任何想要冒尖、突破常规的个体都会被群体无形的力量拉回到平均水平。

在表达不同于大众的观点时，哪怕自己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甚至反对者也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但很可能周围人会劝，说“没必要这么计较”“大家都这样”“别折腾了”等等。这就来源于刻在基因里“从众等于安全”的潜意识。这种对安全的追求，也就导致对不同主张的恐惧。

其三，个人精神的内耗，混淆了坚定和固执。

虽然从表象上，坚定和固执很相近，但坚定是开放的，建立在清晰的自我认知基础上，而固执则是封闭的，来源于思想层面的懒惰甚至是对自尊的过度保护。

目前网络上的各种争吵，持不同观点的人更多接近固执而不是坚定。以这次封存风波为例，一个坚定的人，会主动学习相关法律规定，通过自我学习和独立思考，建立完整的自我认知，也不抗拒其他有道理的主张，最终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学识、更进一步。经过上述自主学习和思考，最终持何种主张，从个体成长角度，反而是次要的。

而固执很简单，就如小镇前面说的，无论小镇拿出多少论据，甚至就是官方原话，把一切逻辑和法条都摆在眼前，也是没用的，一部分人好像“选择性视觉障碍”，把这些论据自动屏蔽，说的话前后没有变化，就好像“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信，这事就是不对”，但也说不清为什么不对。

除了这些共性，当代中国人还受到很多特殊的影响因素冲击，而这种特殊性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来得更多、更猛烈。

根本原因，是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发生了空前巨变。

从上千年的农业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从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备受欺凌的弱国一跃成为断档的世界前二，从一个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的国家，迅速实现了城镇化；而在个体受教育层面，也出现了巨大变革。

中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在这种猛烈的时空挤压下，自然导致了极其强烈的代际认知差异。老一辈、中坚一代、年轻一代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很可能基于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现实。

这还是代际的，中国又很大，不同地区、行业、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甚至性别等等偏差，都进一步导致人与人的认知底层出现巨大的分化。比如在谈到当前经济的时候，有的人坚定认为经济不错，有的人坚定认为经济很烂，但后者可能生活水平、收入、社会地位都高于前者，但就是认知不同。

种种不同认知的人在一起对话时，看上去是针对一件事争论不同观点，但实际上是来自不同世界的观念再猛烈碰撞，这种世界观的差异，很难弥合，于是对被说服感到极为抗拒。

这种猛烈变化背后产生了太多社会变化。

比如小镇在《》一文，就谈到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迅速从乡村、集体、熟人社会跃进到城市、原子化、陌生人社会，大人也就罢了，而新生的儿童，丧失了与其他孩子的密切交流，同龄人之间基本是竞争关系，没有年龄大一点的兄长，也没有年龄小一点的后辈，过于简单的童年社会关系，导致从小没有经受过简化的模拟社会训练，突然走上社会，就很容易变得封闭、脆弱。

正因此，小镇在这篇文章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重塑孩子的准社会化生活环境，中策是做好家庭内部环境，下策是至少做孩子靠山从而获得孩子信任，避免极端情况出现。

类似的，还有教育模式的影响，如小镇在《》，谈到时代剧烈变化对性别关系的影响，当前的教育和社会模式，在18岁前后，男女强弱关系截然不同。18岁以前的校园生活，女性才是强者，但身为强者的女性走入社会，又面临男性主导社会的剧烈认知摩擦，产生了强烈的自我防卫意识，必然导致性别对立激化。

想要化解性别冲突，起码需要一代人，本质是生产关系要适配新的生产力，这背后是男女权力关系的重塑。

小镇再举一个例子，小镇父母都是80年代初的大学生，从小就践行了更加科学的育儿理念，把小镇视为平等但特殊的朋友，小镇父亲也很注重与时俱进，他使用过的AI工具比小镇多得多。但就算这样，在小镇谈到在京租房的时候，也产生了认知上的矛盾，小镇父亲认为租人家的房子没必要好好装修，担心会出现种种矛盾和问题。

这就是不同生活环境带来的影响。北京和小镇父母生活的城市，租房市场截然不同，在北京租房是一种非常普遍正常的生活方式，把自己买的房子租出去、再租别人的房子住，甚至签订长期租赁合同然后按自家房子标准装修，这都不奇怪。

小镇耐心地解释了北京租房市场与老家的不同，说清楚了有可靠的法律保障，他担心的问题小镇已经预想到了，而且设计好了应对方案，小镇把这些说完，自然就达成了共识，外部表现为，小镇“说服”了小镇的父亲。

但这种说服，是建立在并不平等的关系基础上，本质上是小镇利用了身为子女对父母的优势，毕竟孩子都要这么干了，而且也有自己的主张，做父母的除了支持还能怎样呢？

同样地，领导与下属、甲方与乙方之间，那也不是说服。

社会猛烈变革带来的代际、人群的分化是一方面，还有三个特别重大的影响。

其一，改革开放以后，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盲从和曲解。

改革开放以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精神涌入中国，得到当年很多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普遍认可，毕竟当时的西方太强大了，去西方国家刷盘子收入都比在中国当教授高几十倍，如何能建立平等而自信的心态？

但小镇要说，国内那些扛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绝大多数压根就不懂什么是“自由主义”。因为任何主义，都要建立在一定的土壤和时代背景基础上，西方的自由主义诞生于西方特殊环境下，经过了几百年的萌芽生长，但最终传到中国，这些过程都被省略了，甚至连推导演化过程也被忽略了，只剩下一个所谓的“自由”被模模糊糊的引入中国，然后被肆意空想。

小镇觉得，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虚无主义。受这种虚无主义影响的人，特别恐惧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受到一切来自外部的影响，下意识地觉得尽最大限度保持自己的个人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唯此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

这算什么自由啊，自由是勇敢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是敢于与其他人都不同。但曲解为虚无主义之后，就变成了懦夫主义。

一旦预感到要被“说服”，觉察到自己会被影响，就会拉响警报。也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小镇越是拿出充足的论据，对方的防备就越强烈，尤其从价值观和言行上，往往偏向“西方自由主义”的人，这种反抗会更加猛烈。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自由主义。

在被曲解的西方自由主义之外，还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典型就是多元化。其实随着现代社会大发展，一定会多元化，毕竟仅从人的需求角度讲，在尚未满足温饱的时候，人所有的困扰只是吃不饱穿不暖，但随着需求逐渐得到满足、进入更高层级需求，那需求就多样了。

这就是小镇分享的《》，正因为诉求的多元化，所以政策也不能再大开大合，而是要更加精细化，在各个领域都要开始精准滴灌，所以《》。

多元化在思想认知领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

其二，“定于一尊”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时间，都强调“定于一尊”，核心意思并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一个统一的思想认知体系或者说价值观，比如儒学就是持续最长的统一价值观，这套价值观也成功实现了对皇帝的束缚，就连皇帝也要接受儒家价值观。

但中国进入近代之后，这套“定于一尊”的旧思想体系崩解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主要的价值观和社会评价标准体系，直白地说就是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成为新的普遍共识，涵盖了24个字、12个词，但距离儒家这种共识体系，还有很大距离。

“定于一尊”被瓦解的情况下，在人民普遍开智、更加多元化的时代，“定于一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成型。那么就面临漫长历史形成的“定于一尊”的惯性与当前的摩擦。

中国人潜意识认为应该“定于一尊”，也就是实现思想认识的统一，但现实是极其多元，就像压倒对方，但实际又压不倒，最终还是要实现共融，与不同主张的人共存，但这一点目前还很难实现，因为接受“君子和而不同”理念的人还太少。

其三，中国宏观大环境治理得太好，又给中国人打造了一个极其安全的温室，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分歧。

毕竟在全世界打生打死的时候，中国最惨烈的大战是千亿外卖补贴大战，以及围绕“封存”二字吵得不可开交，在其他国家眼里，这真的是幸福的烦恼。

其他原因还有很多，比如随着年龄增大，思维和圈子在固化；比如从小习惯了集体主义的统一行动，从进入大学开始，重新变为个体，需要自己主动解决问题，但又没人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变得迷茫，而迷茫更容易警惕来自外部对自己思想的干扰。

而信息茧房让人习惯了周围都是类似的信息，一旦遇到不同意见，抗拒就会更加强烈，甚至觉得持不同意见的一定是小众、少数、异端。

- 5 -

怎么办？

很难办。

也得办。

最根本的，还是要全民习惯如何跟自己更好的相处，更进一步与周围人更好地相处，也就是古话说的“修身齐家”。这其实很难，因为在猛烈变革的时代，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只能自己探索，这比国家决策还难。

国家决策未来发展，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毕竟前面有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而且国家的体量够大，能够承受更多挫败；但个体太不一样了，很多大学生是自己家庭第一个大学生，没什么石头可摸，而眼前也不是什么河流，很可能是长江甚至大海，猛然间就掉进了深水区，这就让实现个体成长和处理外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会对各种说服感到抗拒。

就好像一位溺水者，反而会威胁前来救援的人。

小镇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姑且提供两个建议。

一是从生活的细节改变，本质是打破行为和思想惯性，创造更多接触未知的机会，习惯未知和不同。

最简单的就是换一条回家的路，换一种通勤方式。

二是尝试自己回答自己的质疑，反对自己的观点。

比如这次围绕“封存”，有很多读者提出质疑和忧虑，那么何不尝试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一定要有信心，坚信自己可以回答自己提出的质疑，做不做是态度，只要做了就是本质的不同。

最后，希望不会被说“登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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