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外孙女被看扁的丈夫，多年后被国家立铜像，江同志亲临慰问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86年的上海，秋风卷着落叶扫过街头，却吹不散冶金研究所花园里热闹的气氛。这一天，这里聚集了很多人，有穿着中山装的干部，也有头发花白的学者，大家都在等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虽然岁月在她脸上刻满了皱纹，但她背脊挺得笔直，那双眼睛依旧透着一股子大家闺秀才有的傲气。她就是聂其壁，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外孙女。

今天，是她丈夫铜像揭幕的日子。

不一会儿，人群骚动起来，原来是上海市的市长到了。江市长快步走到老太太面前，弯下腰，双手握住她的手，语气诚恳地嘘寒问暖。周围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记录下这荣耀的一刻。

看着眼前那座被红布慢慢揭开的铜像，看着铜像上那个带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男人，聂其壁的眼眶湿润了。

谁能想到，这个如今被国家铭记、被市长致敬的男人，在六十多年前，却是整个聂家豪门里最大的笑话。

那时候，所有人都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个百无一用、只会拖累老婆的穷书生。甚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车站，为了这尊铜像所代表的事业，他差点成了聂家的罪人。

回想起当年的那些冷眼与惊心动魄，聂其壁缓缓闭上了眼睛，往事像一部黑白电影，在脑海中重新转动起来。

01

要说起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聂家花园绝对是响当当的存在。

这家人显赫到什么程度？当家的主母曾纪芬，那是大清相国曾国藩的小女儿，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崇德老人”。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那是含着金汤匙都不足以形容的富贵。

聂其壁就是这个大家族里的幺蛾子，排行老四，人称聂四小姐。

别的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学女红、背家训，说话都不敢大声。聂其壁偏不。她从小就是个混世魔王，性格泼辣得很。

家里请了私塾先生，她不爱听那些之乎者也，非闹着要去读教会学校。曾纪芬虽然严厉，但对这个最小的女儿也是没辙，只能由着她去。

这一去可好，聂其壁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在学校里结交了一帮洋人朋友，整天听他们讲国外的趣事。回到家，她就把那些规矩抛到了九霄云外。

那时候聂家家规森严，尤其是女孩子，晚上绝对不允许出门。

这天晚上，月亮刚爬上树梢，聂家花园的一角就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

一个老妈子急匆匆地跑到正厅，气喘吁吁地对正在喝茶的曾纪芬说：“太太，不好了，四小姐又不见了！刚才门房看见墙角那有动静，估计是……是翻墙出去了。”

曾纪芬手里的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叹了口气：“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这次又是去哪了？”

“听说是……手里攥着两张戏票，看大戏去了。”

聂其壁确实是看戏去了。她穿着一身时髦的洋装，烫着卷发，大摇大摆地坐在戏园子的包厢里。她不像别的大家闺秀那样遮遮掩掩，高兴了就大声叫好，不高兴了就撇撇嘴。

在她看来，人生在世，就得活个痛快。这种离经叛道的性格，让她在上海滩的名媛圈子里出了名。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聂家的门槛都快被媒婆踩平了。

来提亲的，要么是高官子弟，要么是巨商富贾。曾纪芬拿着一摞烫金的拜帖，心里盘算着怎么给小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好婆家，好收收她的性子。

“老四啊，你看这个李公子，家里是做纺织大王的，留过洋，人长得也精神。”母亲拿着照片劝她。

聂其壁看都没看一眼：“一身铜臭气，我不嫁。”

“那这个呢？赵将军的儿子，年轻有为。”

“那是武夫，没共同语言，不嫁。”

曾纪芬气得直哆嗦：“这也不嫁那也不嫁，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难道你要在家当老姑娘不成？”

聂其壁抬起下巴，眼睛亮晶晶地说：“我要嫁，就嫁我自己看顺眼的。钱我不缺，权我不稀罕，我就要个老实人。”

谁也没想到，她所谓的“看顺眼”，竟然是那样一个男人。

那是在一次教会组织的聚会上，聂其壁认识了周仁。

周仁这人，和那些油头粉面的公子哥完全不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坐在角落里，也不跟人搭话，手里捧着一本全是洋文的书看得津津有味。

聂其壁觉得好奇，主动凑过去搭话：“你看什么呢？这么入迷，连舞都不跳？”

周仁吓了一跳，抬起头，看见一位光彩照人的小姐站在面前，脸刷地一下就红了，结结巴巴地说：“是……是关于工程学的书。”

一来二去，聂其壁发现这个男人挺有意思。虽然木讷，不善言辞，但肚子里真有墨水。他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硕士，当时在交通大学当教授。

最关键的是，他真实。

在那个充满了虚情假意的名利场里，周仁的笨拙和诚实，像一股清流，一下子撞进了聂其壁的心里。

可是，当聂其壁将要把周仁带回家的消息告诉母亲时，整个聂家都炸锅了。

那天晚饭，一家人围坐在大圆桌旁。聂其壁把筷子一放，宣布道：“我有意中人了，他叫周仁，是个教书的。”

大姐聂其纯第一个叫了起来：“教书的？老四你疯了吧？你知道咱们家是什么门第吗？一个穷教书匠，一个月那点薪水够你买几双鞋的？”

二姐也跟着帮腔：“是啊，我听说那个周仁家里情况复杂得很。父亲死得早，老娘身体不好，还有个没出嫁的姐姐和身体不好的哥哥都要他养活。你嫁过去，不是去当少奶奶，是去当老妈子伺候这一大家子的。”

几个哥哥更是直摇头：“不行不行，这门亲事传出去，咱们聂家的脸往哪搁？曾文正公（曾国藩）的外孙女，嫁给了一个穷酸破落户，简直是笑话。”

曾纪芬坐在主位上，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她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沉声问道：“你想清楚了？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从小锦衣玉食，哪里吃得了那种苦？”

聂其壁站了起来，目光扫视了一圈这富丽堂皇的餐厅，看着那些穿金戴银的哥哥姐姐，坚定地说：“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你们找的有钱有势，可你们真的开心吗？我看中了他的人品，就算吃糠咽菜，我也认了。”

“你！”大姐气得指着她的鼻子，“真是不知好歹！”

这场家庭会议不欢而散。但聂其壁的脾气，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既然认定了，就绝不回头。曾纪芬太了解女儿了，知道硬拦是拦不住的，最后只能叹着气，勉强同意见一见这个周仁。

02

婚后的生活，果然如姐姐们预言的那样，并没有多少风花雪月，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窘迫。

周仁是个典型的理工男，对钱没什么概念。他每个月挣的工资在普通人看来不少，但架不住他那个大家庭的开销，更要命的是，他是个“败家子”。

当然，他不是拿钱去吃喝嫖赌，而是全砸在了他的研究上。

那时候国内的工业基础薄弱，周仁一门心思想搞科研。买仪器、买书、买材料，哪样都要花大钱。学校给的经费不够，他就把自己的工资往里填。

聂其壁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一夜之间成了大家庭的主妇。

刚结婚那会儿，聂其壁回娘家。姐姐们聚在一起打牌，一个个手上戴着鸽子蛋大的钻戒，身上穿着最新的进口绸缎。

看到聂其壁来了，大姐故意扬了扬手，让钻戒在灯光下闪闪发光，阴阳怪气地说：“哟，老四来了。怎么还穿着去年的旧衣裳啊？你家周大教授最近没给你添置点首饰？”

聂其壁脸上有些挂不住，但还是硬撑着说：“首饰戴多了俗气，我就喜欢清爽点。”

“是喜欢清爽，还是买不起啊？”二姐捂着嘴笑，“听说前几天周仁又弄了一堆废铜烂铁回家，堆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老四啊，不是姐姐说你，你这日子过得也太寒碜了。”

聂其壁咬了咬嘴唇，没说话。

确实，周仁带回家的东西，在她看来跟废品站捡来的没什么两样。什么坩埚、矿石、试管，把本来就不大的家塞得满满当当。

有一次是曾纪芬的大寿。这可是聂家的大事，全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要来拜寿。

姐姐姐夫们送的不是玉佛就是金桃，最差的也是名家字画。轮到周仁夫妇了，周仁红着脸，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大姐一把抢过去打开，里面竟然是一块普通的怀表，看着还有点旧。

“这就完了？”大姐夸张地叫起来，“妹夫啊，今儿可是母亲大寿，你就送这么个玩意儿？你是看不起我们聂家，还是真穷得揭不开锅了？”

周围的宾客都窃窃私语，指指点点。

周仁尴尬地搓着手，低声解释：“这……这表虽然旧点，但走时很准，是我在国外读书时……”

“行了！”曾纪芬即使修养再好，脸上也有些挂不住，挥挥手打断了他，“礼轻情意重，坐下吃饭吧。”

那天回去的路上，周仁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聂其壁看着丈夫那副委屈的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她知道周仁把钱都花在了实验室里，前两天为了买一台进口的天平，把原本准备买寿礼的钱都搭进去了。

“别理她们，她们那是狗眼看人低。”聂其壁握住丈夫的手安慰道。

周仁抬起头，愧疚地看着妻子：“其壁，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是不是很没用？”

“谁说你没用？”聂其壁瞪大了眼睛，“你是大教授，你在做大事。虽然我不懂你搞的那些瓶瓶罐罐有什么用，但我知道你不是个混日子的人。只要你人正，穷点怕什么？”

话虽这么说，但生活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为了支持丈夫，聂其壁学会了精打细算。她辞退了佣人，自己下厨做饭。那双曾经只会弹钢琴、拿扇子的手，变得粗糙了，冬天还生了冻疮。

有时候实在周转不开，她就偷偷回娘家，趁着没人注意，找母亲借点钱。

曾纪芬看着女儿那双红肿的手，心疼得直掉眼泪，一边塞钱给她，一边数落：“你这是何苦呢？放着好好的福不享，非要跟那个书呆子受罪……”

聂其壁接过钱，笑着给母亲捏肩：“妈，您就别说了。周仁他是个好人，他对我是真心的。再说了，他做学问也是为了国家，咱们得支持他。”

曾纪芬戳了一下女儿的脑门：“你呀，就是被猪油蒙了心！”

虽然嘴上抱怨，但聂其壁心里其实也有一丝迷茫。

她看着满屋子的图纸和仪器，看着丈夫夜以继日地趴在桌前计算，有时候也会想：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难道真像姐姐们说的，就是一堆破烂？

这种平静而窘迫的日子，如果一直过下去，倒也能熬出个头。可是，时代的洪流没有给他们安稳度日的机会。

1937年，日本人的炮火轰开了上海的大门。

战争，来了。

03

1937年的上海，天空仿佛都被硝烟染成了灰色。黄浦江上停满了外国军舰，租界外已经是火光冲天。

整个上海滩乱成了一锅粥。有钱人忙着把金条缝进衣服里，没钱人拖家带口往租界挤。火车站更是成了人间地狱，哭喊声、叫骂声响成一片，一张离开上海的火车票被炒成了天价。

聂家也在忙着逃难。

曾纪芬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镇定地指挥着全家收拾细软。大家都在往箱子里塞珠宝首饰、古董字画，甚至连平日里穿的皮草大衣都舍不得丢。

聂其壁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她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帮着丈夫周仁收拾东西。

可是，当她冲进周仁的书房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周仁像个疯子一样，正在指挥几个学生往箱子里搬那些沉甸甸的仪器。书架上的书被他一本本小心翼翼地包好，反倒是家里值钱的东西，被他随意地扔在一边。

“老周，你疯了？”聂其壁急得直跺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破烂？快收拾金银细软，咱们得赶紧去火车站！”

周仁满头大汗，眼镜片上全是雾气，他头也不抬地吼道：“这些不是破烂，这比金子还贵重，衣服可以不带，钱可以不要，这些资料必须带走！”

“你……”聂其壁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知道丈夫的脾气，这时候跟他吵没用。

凭借着聂家和宋家的关系，聂其壁好不容易搞到了几节车皮。这在当时简直就是救命的方舟。

到了出发那天，火车站人山人海。

聂家的亲戚们大包小包地赶来了。大姐夫指着周仁那一堆大木箱子，皱着眉头问：“妹夫，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死沉死沉的，把车厢都要压塌了。”

周围的难民也开始起哄：“是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带这些没用的东西，不如让我们上去！”

周仁死死地护在那些箱子前面，脸涨得通红，大声喊道：“不能扔！绝对不能扔！这是工程研究所的全部家底，是中国工业的希望！”

“什么狗屁希望！”大姐夫走上前，一把推开周仁，“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工业！来人，把这些破烂给我扔下去！”

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丁就要上前搬箱子。

周仁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拼命推搡着那些人，眼镜都掉在了地上，被踩得粉碎。他高度近视，眯着眼睛，在那乱挥着手臂，看起来既滑稽又可怜。

聂其壁看着丈夫那狼狈的样子，心如刀绞。她冲过去抱住母亲的大腿哭喊：“妈，您劝劝他们吧，老周说这些东西重要，那就一定重要！”

曾纪芬看着混乱的场面，也是一脸无奈：“老四啊，不是妈不帮你。这么多人的性命，孰轻孰重，你心里没数吗？扔了吧，听妈的话。”

“我不扔！”周仁嘶吼着，声音都哑了。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声，日本人的飞机要来了。

人群更加恐慌，拼命往车厢里挤。家丁们也不管周仁的阻拦，抬起箱子就要往车下掀。

“住手！都给我住手！”

周仁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怒吼。

大家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回头看去。

只见周仁站在那一堆箱子中间，那张平日里木讷温和的脸此刻扭曲得吓人，眼神里透着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决绝。

他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东西，举在半空中。

那是几张盖着大红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在这个乱世，这就是全家人通往生的门票，没有它，谁也别想上这趟火车，谁也别想离开上海。

他另一只手，紧紧攥着一盒火柴，手指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

“哧——”

一根火柴被划燃了。

微弱的火苗在风中颤抖，却像一道炸雷，定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周仁的手在剧烈颤抖，火苗离那几张薄薄的纸只有几厘米的距离。他喘着粗气，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试图搬箱子的人，那眼神陌生得让人感到恐惧，仿佛站在那里的不是一个教书匠，而是一个亡命徒。

他慢慢地把火苗凑近通行证的边缘，纸张已经开始微微卷曲发黄。

他扫视着众人，声音低沉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血：“谁敢动这些箱子一下，我就把这些通行证全烧了！要死，大家今天就一起死在这儿！不信你们就试试看……”

这箱子里到底有什么？居然能让一个男人不惜以全家人的性命做威胁。

04

火苗在风中摇曳，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姐吓得尖叫一声捂住了嘴，连一向沉稳的大姐夫也变了脸色，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谁也没想到，平日里三脚踢不出个屁的周仁，竟然敢拿全家人的性命做赌注。

“你……你疯了！”曾纪芬气得浑身发抖，拐杖在地上杵得咚咚响，“周仁，你要是为了几块破铁害死我们全家，你就是聂家的罪人！”

“如果是那样，我周仁下地狱去赎罪！”周仁红着眼，手里的火柴快烧到手指了，但他纹丝不动，“但这些东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谁也别想扔！”

聂其壁看着丈夫那决绝的样子，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什么。她擦干眼泪，猛地站起来，冲到丈夫身边，面对着自己的亲人，张开双臂护住那些箱子。

“别逼他了！”聂其壁大喊道，“我和他是一家的，要烧就一起烧，要死就一起死！谁再敢动一下，我也不活了！”

此时，远处的轰炸声越来越近，车站广播已经在催促最后登车。

僵持了几秒钟，大姐夫咬了咬牙，狠狠地挥了下手：“行行行！你是个疯子！算我们怕了你了！搬！都给他搬上去！”

家丁们这才手忙脚乱地把那些沉重的箱子抬上了火车。周仁直到看着最后一个箱子安然无恙，才吹灭了手里快要烧到肉的火柴，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瘫软在货箱上。

火车况且况且地开动了，把战火纷飞的上海甩在了身后。

车厢里，亲戚们都躲得远远的，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周仁。没人理他，也没人给他水喝。

到了深夜，车厢里安静下来。聂其壁借着微弱的月光，看着靠在箱子上打盹的丈夫。他的手掌被烫起了一个大泡，眼镜也碎了，脸上全是黑灰。

聂其壁心疼地帮他处理伤口，轻声问：“老周，值得吗？”

周仁睁开眼，看着妻子，眼神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温和，但多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光彩。

他费力地坐直身子，指着身下那个被摔坏一角的箱子，声音颤抖地说：“其壁，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聂其壁摇摇头：“不知道。”

周仁抚摸着冰冷的金属表面，像抚摸自己的孩子，“这里面装的，是特种合金钢的样本，还有我这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全部冶炼数据。”

“特种钢？”聂其壁还是不解。

“日本人为什么敢欺负我们？因为他们的枪炮厉害，他们的坦克坚硬。”周仁的眼里泛起泪光，“我们没有好钢，我们的钢铁厂只能炼最普通的生铁，造出来的枪管打几发就炸膛，造出来的钢板连子弹都挡不住。这些数据，是我在实验室里失败了无数次才测出来的。有了它，我们到了大后方，就能建起电炉，就能炼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好钢！”

周仁抓着妻子的手，力气大得惊人：“如果这些东西丢了，我就算活着，也是个行尸走肉。国家都没了，我们要这命还有什么用？”

聂其壁愣住了。

她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突然觉得他变得无比高大。原来，这些年他被人嘲笑“玩物丧志”，被人骂“败家子”，忍受着所有的白眼和羞辱，就是为了给国家炼出一块挺直腰杆的钢！

眼泪夺眶而出，聂其壁紧紧抱住丈夫：“我错了，我不该怪你。以后不管去哪，我都陪着你，咱们一起守着这些宝贝。”

逃难的路，苦不堪言。

火车到了终点，他们又换船，换马车，最后甚至靠两条腿走。原本娇生惯养的聂其壁，此刻爆发出了惊人的毅力。

到了四川的大后方，条件比上海差了十万八千里。没有洋房，没有汽车，甚至连电都是奢侈品。

工程研究所就在几间破茅草屋里重新开张了。

为了建起第一座电炉，周仁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买不到耐火砖，他就带着学生自己去山里挖粘土烧制；没有电力，他就去求爷爷告奶奶找发电机。

聂其壁也不再是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聂四小姐了。她脱下了旗袍，换上了粗布衣裳，剪短了头发。

为了给丈夫省出钱来搞研究，她带着孩子在后山开荒种菜，养鸡喂猪。以前她最怕脏，现在挑着大粪走山路都面不改色。

有一次，炼钢到了关键时刻，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盯着炉温。周仁已经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眼睛熬得通红，站都站不稳。

学生劝他去休息，他不肯：“这是第一炉，成败在此一举，我不能走。”

聂其壁端着一碗热粥走进来，看着丈夫摇摇欲坠的样子，二话不说，把粥碗一放，搬个凳子坐在炉子前：“你去睡，我来盯！”

“你？你不懂……”

“我看你盯了这么多年，猪都学会了！”聂其壁瞪着眼，“那个表怎么看，到了红线叫你是吧？我虽然不懂化学，但我眼神好！你去睡两个小时，不然我就把这炉子砸了！”

周仁拗不过她，只好去旁边的草垫子上眯了一会儿。

就这样，夫妻俩硬是把这第一炉钢给炼出来了。

当那金红色的钢水从炉子里流出来，溅起绚丽的火花时，整个工棚里的人都欢呼起来。周仁抱着满脸煤灰的聂其壁，哭得像个孩子。

那些曾经嘲笑他是“废物”的亲戚们，躲在舒适的租界里醉生梦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正是这个被他们看不起的“穷书生”，在荒山野岭里，为前线的抗日将士炼出了制造枪炮的特种钢。

那一箱箱运往前线的钢材，变成了射向侵略者的子弹，变成了保护士兵的钢盔。

周仁用行动证明了，他不是聂家的累赘，他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05

新中国成立后，周仁并没有因为和平的到来而停下脚步，他依旧像个陀螺一样，在冶金科研的道路上旋转不休。他是中国电炉炼钢的创始人，是著名的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

岁月如梭，曾经的风华正茂变成了满头白发。

1973年，周仁病重。临终前，他拉着聂其壁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舍。

“其壁，这辈子……苦了你了。”周仁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为了我，你跟家里闹翻，跟着我吃糠咽菜，担惊受怕……”

聂其壁早已哭成了泪人，她抚摸着丈夫消瘦的脸庞，微笑着摇头：“老周，别说傻话。这辈子嫁给你，是我做得最对的一件事。你是干大事的人，我能给你当一辈子后勤部长，我光荣。”

“那几箱资料……以后交给国家……”

说完这句话，周仁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周仁走了，但他留下的事业并没有停止。

时间一晃到了1986年。

上海冶金研究所决定为周仁竖立铜像，以表彰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

揭幕仪式结束后，聂其壁坐在轮椅上，久久不愿离去。夕阳的余晖洒在铜像上，给那冰冷的金属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

“妈，天凉了，咱们回去吧。”大儿子周咸推着轮椅，轻声说道。

聂其壁点点头，目光却依然停留在丈夫（铜像）的脸上。

“咸儿啊，”聂其壁突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还记得当年在火车站，你爸要烧通行证的事吗？”

“记得，那时候我都吓傻了。”大儿子苦笑着说，“真以为爸爸疯了。”

“他没疯。”聂其壁看着远方，眼神深邃，“他是把心都掏出来给这个国家了。那时候人都笑话他傻，笑话我瞎了眼。可如今你看看……”

她指了指周围还没散去的人群，指了指那尊铜像：“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那些当年笑话我们的人，如今还有谁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你爸爸，他立在这儿了，立在了历史里。”

回到家里，聂其壁让保姆把她推到阳台上。

这座老房子，是当年周仁分到的宿舍。虽然旧了点，但充满了回忆。

阳台上种满了他生前喜欢的花草。聂其壁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他们刚结婚时拍的。照片上的周仁穿着长衫，拘谨地站着；她穿着洋装，烫着卷发，笑得一脸灿烂。

那时候，她是全上海最叛逆的名媛，他是最不起眼的穷书生。

世俗的眼光像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所有人都说这门亲事不般配，说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可这几十年走过来，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这哪是什么牛粪，这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是一块坚不可摧的精钢。

她想起当年母亲曾纪芬说的话：“难得有情人。”

是啊，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人。

更难得的是，这个有情人，不仅心里装着她，更装着天下，装着国家。

晚风吹过，聂其壁感到一丝凉意，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她看着照片上的周仁，嘴角露出了一丝调皮的笑容，仿佛变回了那个翻墙看戏的聂四小姐。

“老周啊，你看，最后还是我赢了。”她对着照片轻轻说道，“我这辈子最大的叛逆，就是选了你。而这，也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胜仗。”

两年后，1988年，聂其壁安详离世。

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周仁身边。这对曾被世俗看扁的夫妻，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聚，永远相守，再也不用担心战火与分离。

而在上海的冶金研究所里，那尊铜像依旧静静地伫立着，注视着这片他曾用生命守护过的土地，讲述着一个关于爱、关于信仰、关于逆袭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