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阳澄湖大闸蟹就抵达了柏林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德两国的人文交往源远流长。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已开始踏足德意志这片土地，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德国首都柏林已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海外求学热门目的地之一。二战前，这座城市以康德大街（Kantstraße）为中心，孕育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华人聚居区，中华饮食文化在此开枝散叶。它抚慰过中国游子的乡愁，为柏林的多元城市特色增添了魅力，也成为了透视中德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窗口。

1920年代，康德大街上的天津饭店成为柏林高档中餐的缩影。

留德热潮与康德大街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世界强国，迎来了“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巅峰”，柏林更是汇聚了众多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与此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逐渐兴起了一股留学德国的潮流。

当时的留德热潮有多“热”呢？康有为九次游历柏林，在1907年出版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对德国的政治和教育体制倍加推崇，认为中国最应当学习的西方国家并非英美，而应“一切以德为冠”；蔡元培在1907年到1925年间多次留德，在柏林、莱比锡和汉堡求学，认为“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概言之，诸多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都曾在德国留学或游学：辜鸿铭、陈寅恪、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林语堂、徐悲鸿、林风眠、季羡林、乔冠华……

柏林由此成为中国青年向往和求知深造的新目的地，在这股留德热潮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奔赴德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据统计，1901年在柏林洪堡大学注册学习的中国人有120余人；1924年数量达到高潮，“仅柏林一地就有近千名中国留学生”；1930年代，留德人数从1934年的400余名，上升至1937年的700人。这些云集柏林的中国学生以康德大街为中心开展日常学习与生活，逐渐形成一条汇聚中国知识分子的唐人街（又称“华人区”或“中国人区”）。

而离康德大街最近的高等学府是柏林工业大学，在这所大学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以工科为主）既是康德大街的主要居住者，学成归国后也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被誉为“留学德国的校长一代”。例如曾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曾任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长的宾步程、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的阮尚介、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李仪祉、曾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曾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等，均曾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

此外，中国驻德公使馆和其他几所柏林高等学府都坐落于该区域，附近旅店老板以低廉的房租向留学生出租公寓，加之康德大街生活便利，“中国留德学会、中国饭馆、京津饭馆、京汉饭馆均在此街”，因此受到留德群体的青睐。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就曾提及，自己抵达柏林之后——

老同学把我们先带到康德大街彼得公寓，把行李安顿好，又带我们到中国饭馆去吃饭。

柏林中餐与阳澄湖蟹

1921年，陈寅恪离开美国转入柏林大学求学之后，曾收到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他明确回复：“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幽默一语的背后，折射出彼时德、美两国在学术和中餐方面的差异。

当时的德国确实是世界学术中心，柏林大学更是“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的明珠般的地方”，哈佛大学尚未能及；就海外中餐而言，发展得最早、最好的，则莫过于华人数量众多的美国，“李鸿章杂碎”和“左宗棠鸡”这两道历史名菜都起源于美国，而德国的中餐直到留学生的涌入才真正兴起。自1920年代起，康德大街上的中餐馆渐次开张，有“天津”“津汉”“中国”“东方”“泰东”“南京”等多家。教育家董渭川在访德时曾盛赞柏林中餐馆：

吃饭多半是到康德街中国饭馆里去……那条街上有好几家，也有南北口味的差别……居然可以吃到馒头、稀饭、饺子等等，虽系“逾淮之橘”，也大可解馋。

德国中餐馆虽然相对后起，但仍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首先，一战后的德国马克贬值，留学成本骤降，每月八十美元在美国“过得形如饥民”，在德国却只需二十美元便可“过上等的生活”——许多留学生常在柏林的中餐馆里碰头，“饮食相当阔绰，有些像美国人带着金圆到中国来。”其次，柏林中餐不仅价廉，而且物美，有店家为留学生特设“定菜”（三样菜一杯汤），其中亦不乏高级餐厅。

1923年，在康德大街130B号开业的天津饭店就聘请到驻德公使馆的前厨师，凭借一流的菜肴、设施和身着燕尾服的德国侍者，跻身柏林上等餐馆之列，成为社会精英的聚会中心。1925年，当地报刊《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szeitung）形容，天津饭店的饮食十分“符合欧洲人的美学和肠胃”，在德国美食评论家的眼中“既高档又充满异域风情”。早在一百年前，康德大街的中餐馆就率先使用进口食材，完全雇佣德国员工，致力于打造高端的中餐品牌，这在全球唐人街和海外中餐馆的历史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应懿凝1934年在《欧游日记》对柏林各大中餐馆的描绘，彼时的留学生甚至能在饭店里吃到阳澄湖大闸蟹：

（九月二十四日）午膳于津汉饭店，怡于薄暮始归，谓今泼醋擂姜，饱餐湖蟹，其大如洋澄湖产，味亦如之，乃真真道地之中国种也；现且繁殖甚多。盖德国货轮常往来于欧亚，在中国卸货后，船身过轻，必载水以归，而蟹属亦附之渡大海而西，蕃衍异邦。

只是不知，当留德的陈寅恪在怀念波士顿中餐馆的龙虾时，是否也品尝到了柏林中餐馆里这肥美的秋蟹？

尽管康德大街上的中餐馆后来都难逃战争的厄运，但它们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又在1980年代以来新的一波留德热潮中迎来复兴。这条街以逾一个世纪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被德国媒体亲切地誉为“柏林的中国城”。中国餐馆的变迁不但在德国社会的发展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丰富了德国的饮食文化，也在无形中搭建起了一座沟通中德文化的桥梁。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