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似乎是无所不能的,要树立敬仰他们自己的体系,而且要所有老百姓都迷信。皇帝似乎可以带头搞学术,而这种学术只是一种愚民的学术,这不是真正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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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后半期,中国处于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学者鼓吹经世致用,景仰帝王业绩,鄙弃书生作为。皇帝倡导明心见性,热衷于“御纂”“钦定”,要编订一系列丛书,却并不允许民间的学者私自编订。康熙编纂《易》、《书》,乾隆编纂《诗》、《礼》,似乎都有很高的水平,实际是要借程朱理学和孔孟思想统治人们的头脑,尤其要统治多数人的头脑,不能让他们看到社会运行的本质,尤其不能让他们看到阶级差距,更不允许他们鼓动农民造反。乾隆时期,西方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乾隆和路易十六还是笔友,接见过英国的使臣准格尔尼,却总是以天朝上国的皇帝自居,并不肯和西方通商做买卖,也不肯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经验,总是要维持农耕文明的现状,还要编订一些儒家经典。按理说皇帝水平不低,从小就跟着博学硕儒学习,不但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善于写文章。但皇帝写的文章不一定比民间的书生写的好,只是皇帝总是认为自己写的好,或者说借助权力系统推行自己的权威,最终很多人认为皇帝写的好,其实皇帝并不会把自己写的文章公之于众,有时候写写诗倒是可以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几万首诗,印成诗集,发给几个大臣,还要藏在图书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诗人,只能算是一个皇帝,而且好大喜功,认为自己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就要编订一些儒家经典。
孔孟思想并非明清时期皇帝要求传播的思想,而是有很多民本主义思想在里面,却在传播过程中被剔除了,变成了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思想。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统治阶级就已经对儒家思想下手了,而且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从孔子的“食色性也”到明清时期的“万恶淫为首”,已经完全改变了面目,似乎把人的本能视为邪恶的,而把程朱理学视为精神上的高境界,还要人们摒弃或者限制个人欲望。皇帝会带头读经,尤其要读一些改造了的儒家经典。到了唐朝,皇帝和贵妃都会写诗,也都收入了《全唐诗》,宋代的皇帝会写诗,也会写词,却往往只是体现博大的胸襟,有点假大空的意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提升所谓的审美境界。皇帝并不一定是学术思想浓厚的人,或者说他们不一定会搞学术。他们有可能只是让翰林院的一些大学士搞学术,最终署上自己的名字,算是皇帝搞了学术,其实只是他手下的大学士搞的学术。就像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导师一样,确立课题之后,就撒手不管了,可以专心经营自己的企业,而真正做研究的是研究生或博士生,写出论文之后,要署上导师的名字才能发表,不然他们写的论文是不够发表资格的。以至于很多大学导师都失去了研究能力,而真正做研究的,有研究能力的还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甚至他们成了学术打工人,成了被压榨被剥削的人,有的甚至被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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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并不是不能搞学术,而是皇帝搞了学术就会耽误正事,因为皇帝的职能是治理天下,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章。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是雍正皇帝,每天要批阅上千份奏章,活得岁数不大。雍正皇帝钦定的书籍不多,亲自编纂的书籍也不多,不如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和他的儿子乾隆皇帝钦定和编纂的多。按理说,皇帝是天下人敬仰的对象,是治理天下的人,应该老老实实批阅奏章,老老实实治理天下,而不应该整天沉迷于学术。事实上,皇帝也不会沉迷于学术研究,而是会让一些大学士编纂书籍,其实就是剔除一些有反抗思想的内容,剔除一些民本主义思想,最终实现愚民的效果。一旦皇帝编定了儒家经典,这些书籍就会被当成课本传播,要民间的书生读这些课本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内容会以这些皇帝钦定、编纂的课本为依据,随便选取里面的一句话,就可以当成考试的内容,而且要书生写八股文,写别的样式的文章一般会被淘汰,就更别提写诗作词了。有了这样的钦定课本,民间的书生就都要按照这样的课本来学习,时间长了就会受到课本中内容的影响,会觉得自己不如意是命运导致的,皇帝事事顺心也是命运导致的。书生有做书生的命,皇帝有做皇帝的命,至于书生能不能考中,就要看是否得到命运之神眷顾了。
书生迷信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改变科举考试制度,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迷信魁星,以至于明清时期的考场门口竖立魁星阁。入考场的书生先要拜魁星阁里的魁星,才可以进入考场,算是一种官方宣传迷信的手段,却往往束缚了读书人的头脑,或者说给读书人洗脑了。读书人读到皇帝编纂的图书,以为皇帝水平很高,其实皇帝有可能没看里面任何一个字,只是让大学生们编纂了,署上皇帝的名字。书生盲目迷信皇帝是不对的,盲目贬低自己也是不对的,但他们读了皇帝编纂的图书以后,就认为自己不如皇帝深谋远虑,不如皇帝的专业性强,也不如皇帝理解的孔孟思想以及程朱理学比较深刻,当然就会自惭形秽。其实皇帝醉心于学术,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要用编纂的图书给读书人洗脑,以维持现有的统治模式不变,而不会引入民主和科学思想,更不会赋予民间的书生话语权。长期如此,民间的书生就会长期阅读皇帝编纂的图书,认为皇帝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甚至皇帝是无所不能的人。就好像现在邻国的人们崇拜他们的国家主席一样,认为他们的国家主席是战斗英雄,是飞行员,是学术专家,是科技发明创新者,是哲学家,是医学家,是社会学家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能。其实这种崇拜只是一种假象,是一种被洗脑之后的迷信体现。真正的皇帝并不一定是学术大家,很可能只是从小读了程朱理学的文章,读了孔孟的书籍,就觉得自己认识深刻了,再让一些博学硕儒修订图书,剔除很多让人独立思考的文字,当然就算皇帝亲自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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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带头搞学术的时代恰恰是学术不自由的时代,也恰恰是禁锢人民思想和文化的时代。人们千万不要被皇帝编纂图书的行为迷惑,因为皇帝大多不务正业。就像唐代章碣写的《焚书坑》中的句子:“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而读书的皇帝却要编纂图书,怎么说都是一种权力肆意妄为的表现,却对于真正的学术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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