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带头搞学术的时代

中国古代的皇帝似乎是无所不能的，要树立敬仰他们自己的体系，而且要所有老百姓都迷信。皇帝似乎可以带头搞学术，而这种学术只是一种愚民的学术，这不是真正的学术。

十七世纪后半期，中国处于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学者鼓吹经世致用，景仰帝王业绩，鄙弃书生作为。皇帝倡导明心见性，热衷于“御纂”“钦定”，要编订一系列丛书，却并不允许民间的学者私自编订。康熙编纂《易》、《书》，乾隆编纂《诗》、《礼》，似乎都有很高的水平，实际是要借程朱理学和孔孟思想统治人们的头脑，尤其要统治多数人的头脑，不能让他们看到社会运行的本质，尤其不能让他们看到阶级差距，更不允许他们鼓动农民造反。乾隆时期，西方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乾隆和路易十六还是笔友，接见过英国的使臣准格尔尼，却总是以天朝上国的皇帝自居，并不肯和西方通商做买卖，也不肯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经验，总是要维持农耕文明的现状，还要编订一些儒家经典。按理说皇帝水平不低，从小就跟着博学硕儒学习，不但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善于写文章。但皇帝写的文章不一定比民间的书生写的好，只是皇帝总是认为自己写的好，或者说借助权力系统推行自己的权威，最终很多人认为皇帝写的好，其实皇帝并不会把自己写的文章公之于众，有时候写写诗倒是可以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几万首诗，印成诗集，发给几个大臣，还要藏在图书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诗人，只能算是一个皇帝，而且好大喜功，认为自己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就要编订一些儒家经典。

孔孟思想并非明清时期皇帝要求传播的思想，而是有很多民本主义思想在里面，却在传播过程中被剔除了，变成了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思想。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统治阶级就已经对儒家思想下手了，而且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从孔子的“食色性也”到明清时期的“万恶淫为首”，已经完全改变了面目，似乎把人的本能视为邪恶的，而把程朱理学视为精神上的高境界，还要人们摒弃或者限制个人欲望。皇帝会带头读经，尤其要读一些改造了的儒家经典。到了唐朝，皇帝和贵妃都会写诗，也都收入了《全唐诗》，宋代的皇帝会写诗，也会写词，却往往只是体现博大的胸襟，有点假大空的意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提升所谓的审美境界。皇帝并不一定是学术思想浓厚的人，或者说他们不一定会搞学术。他们有可能只是让翰林院的一些大学士搞学术，最终署上自己的名字，算是皇帝搞了学术，其实只是他手下的大学士搞的学术。就像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导师一样，确立课题之后，就撒手不管了，可以专心经营自己的企业，而真正做研究的是研究生或博士生，写出论文之后，要署上导师的名字才能发表，不然他们写的论文是不够发表资格的。以至于很多大学导师都失去了研究能力，而真正做研究的，有研究能力的还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甚至他们成了学术打工人，成了被压榨被剥削的人，有的甚至被潜规则。

皇帝并不是不能搞学术，而是皇帝搞了学术就会耽误正事，因为皇帝的职能是治理天下，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章。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是雍正皇帝，每天要批阅上千份奏章，活得岁数不大。雍正皇帝钦定的书籍不多，亲自编纂的书籍也不多，不如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和他的儿子乾隆皇帝钦定和编纂的多。按理说，皇帝是天下人敬仰的对象，是治理天下的人，应该老老实实批阅奏章，老老实实治理天下，而不应该整天沉迷于学术。事实上，皇帝也不会沉迷于学术研究，而是会让一些大学士编纂书籍，其实就是剔除一些有反抗思想的内容，剔除一些民本主义思想，最终实现愚民的效果。一旦皇帝编定了儒家经典，这些书籍就会被当成课本传播，要民间的书生读这些课本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内容会以这些皇帝钦定、编纂的课本为依据，随便选取里面的一句话，就可以当成考试的内容，而且要书生写八股文，写别的样式的文章一般会被淘汰，就更别提写诗作词了。有了这样的钦定课本，民间的书生就都要按照这样的课本来学习，时间长了就会受到课本中内容的影响，会觉得自己不如意是命运导致的，皇帝事事顺心也是命运导致的。书生有做书生的命，皇帝有做皇帝的命，至于书生能不能考中，就要看是否得到命运之神眷顾了。

书生迷信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改变科举考试制度，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迷信魁星，以至于明清时期的考场门口竖立魁星阁。入考场的书生先要拜魁星阁里的魁星，才可以进入考场，算是一种官方宣传迷信的手段，却往往束缚了读书人的头脑，或者说给读书人洗脑了。读书人读到皇帝编纂的图书，以为皇帝水平很高，其实皇帝有可能没看里面任何一个字，只是让大学生们编纂了，署上皇帝的名字。书生盲目迷信皇帝是不对的，盲目贬低自己也是不对的，但他们读了皇帝编纂的图书以后，就认为自己不如皇帝深谋远虑，不如皇帝的专业性强，也不如皇帝理解的孔孟思想以及程朱理学比较深刻，当然就会自惭形秽。其实皇帝醉心于学术，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要用编纂的图书给读书人洗脑，以维持现有的统治模式不变，而不会引入民主和科学思想，更不会赋予民间的书生话语权。长期如此，民间的书生就会长期阅读皇帝编纂的图书，认为皇帝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甚至皇帝是无所不能的人。就好像现在邻国的人们崇拜他们的国家主席一样，认为他们的国家主席是战斗英雄，是飞行员，是学术专家，是科技发明创新者，是哲学家，是医学家，是社会学家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能。其实这种崇拜只是一种假象，是一种被洗脑之后的迷信体现。真正的皇帝并不一定是学术大家，很可能只是从小读了程朱理学的文章，读了孔孟的书籍，就觉得自己认识深刻了，再让一些博学硕儒修订图书，剔除很多让人独立思考的文字，当然就算皇帝亲自编纂的。

皇帝带头搞学术的时代恰恰是学术不自由的时代，也恰恰是禁锢人民思想和文化的时代。人们千万不要被皇帝编纂图书的行为迷惑，因为皇帝大多不务正业。就像唐代章碣写的《焚书坑》中的句子：“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而读书的皇帝却要编纂图书，怎么说都是一种权力肆意妄为的表现，却对于真正的学术没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