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长城丨长城关沟（上）：一条古道贯京张

这里，是太行山与燕山的壮丽际会，也是大自然用亿万年时光劈开的山河通衢——军都陉。陉，意指山脉中断的地方，太行八陉便是在连绵八百余里的太行山中自然形成的东西向横谷，是穿越太行山的八条咽喉通道。八陉之中，因太行山与燕山相挽结处的支脉叫军都山，故此最北端同时也是最短的一条陉，便叫做军都陉。

这是晋、陕北部以及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咽喉要道。这条南起北京昌平南口、北至延庆岔道城的悠悠古道，全长仅二十余公里，却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因为其上分布着五座关与城，当地人又谓之关沟。在这里既有将士的生死相搏，又有不同文明的对话。关沟既是烽烟驿道，又是国家动脉。行走在关沟上的每一步都是对历史的探寻，这里的每一处砖石都镌刻着防御、贸易、文化、交通层层叠加的文明年轮。沿其脉络，一幅悠远厚重、多元交融的长城文化史卷徐徐展开。

古今巨防

锁钥京畿的军事天险

在许多人看来，关沟之上的八达岭长城被视为中国长城的象征。然而，从古代军事的角度来审视，八达岭长城仅仅是明代长城关沟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关沟防御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前卫体系，涵盖了岔道城、八达岭关城以及水关；而主体防御体系则包括上关、居庸关和南口城。

明代在这条短短的关沟之上设置了“五重防线”——南口为唇齿、居庸关为咽喉、上关为双肋、八达岭为拳锋、岔道为藩篱，层层锁钥，拱卫京畿。此陉之得失，直接牵动王朝兴衰，是中原政权“绝险天成”的心理与物理的双重屏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就首次在居庸设塞，关沟也就成为燕国西北侧的军事要地。

范学新

延庆区文物局研究馆员

山戎是我国北方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一度十分强盛，在延庆地区，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山戎时期的古墓葬遗址，包括现在的玉皇庙地区，现在已经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玉皇庙文化。

山戎文化陈列馆资料图

公元前664年，山戎入侵燕国，燕庄公向齐桓公求救，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带兵帮助燕国打击山戎。从地理形势看，齐桓公在伐山戎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从关沟古道这条线过去的，延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地带，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戎到后来的辽金元，延庆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北方民族活跃区，延庆对外交流从南往北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就是关沟古道，关沟古道在延庆整个历史上是连接着南方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最重要通道。

当古老的长城在二十世纪的战火中再次成为战场，它见证的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北向防守，而是一场在长城防线上为民族存亡进行的面南御敌，民族精神在这里实现了淬炼与重生。

邢军

昌平区博物馆原馆长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北京城，华北也基本被其控制，但日本妄图扩大势力范围，沿平绥铁路向西北延伸。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在德胜口、横岭城、长峪城一线展开战斗，阻拦日军，战斗惨烈。

中国军队第13军6万将士据守长城防线，与侵华日军奋战18天。中国军队最终以伤亡3.3万人的代价，歼敌1.5万人，阻滞了日军西进南下的计划，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亡华”的妄想。其中南口战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救国斗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曾发表短评：“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温廷军

延庆区教师研修中心历史教研员

长城抗战和血战南口都表现出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际，敢于向最凶残敌人亮剑的勇气，是一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铁血丹心。这些爱国官兵的正义之举，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抵抗外来侵略的精神缩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的完美诠释。抗战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长城精神的内涵，长城，不再仅仅是砖石砌成的物理屏障，更是凝聚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钢铁意志。

当《大刀进行曲》的雷霆之音撕裂长空，南口战役的烽火与长城抗战的悲歌便化作民族精神的狂澜，在燕山脊梁上燃起永不熄灭的烽火。

驼铃声远

贯穿南北的贸易动脉

秋日的八达岭长城层林尽染，游人如织。在八达岭文化街，一座三娘子像静静矗立，向人们讲述着蒙汉友好、贡市互贸的和平传奇。三娘子，自幼骑射双绝、通晓蒙汉文字，被俺答汗纳为王妃后，获封“钟金哈屯”。隆庆五年，她力促俺答汗接受明朝“顺义王”封号，双方宣布休兵罢战，通贡互市，史称“隆庆和议”。一时间，蒙汉十一处马市如繁星般点亮边关。茶香与马嘶交织，布匹与盐铁流通，百年敌意化作驼铃悠扬。三娘子辅佐俺答汗祖孙三代执政，坚守“息兵安民”政策，始终与明朝友好相处，织就了一幅蒙汉共生的锦绣画卷。在近40年中，长城内外出现了和平景象。长城关口从军事要塞转变为商贸枢纽，生动体现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积极互动，推动了汉、蒙、满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关沟之上，驼铃声清脆悠远，关沟古道便成了“驼道”。原来作为“八达岭之藩篱”的岔道城，逐渐成为南北商旅货物往来交汇的中转站，日益发挥着农耕与游牧文明物质文化交流通道的重要作用。

孟宪利

延庆区文化学者

岔道城因道路分岔而得名，东城门叫岔东雄关，西城门叫岔西雄关。建岔道城是为了帮助防卫八达岭，一旦有战事，军队可以快速行动到八达岭城去防卫，这就是岔道城在军事防御上的作用。

岔道城到清代以后，逐渐失去了防御功能，军人就地转业，在此生产生活。清代以后，这里面貌改变，由驻兵改成居民居住。从1907年清末时期的图片可以看到，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了商铺。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进行交易。

另外，这条街还有驿站功能，官府传递紧急文件用快马传递，岔道城原来也有驿站。老百姓传递信件则有民信局，民信局传递信件有特制信封。

从下面这张老照片中，还能看到岔道古城商业街的繁华热闹，站在店铺位置，能看到八达岭北八楼，以及商家设的商业招牌——“幌子”。

关沟古道由南口始，至岔道终，这只是狭义上的古道范围。若继续跟随驼队北行，关沟古道的生命线便向张家口延伸。这条连接华北与蒙古草原的战略通道，是被驼铃唤醒的贸易动脉，推动了张家口从边陲重镇到国际商都的蜕变。当其他长城关隘以“关”为号时，大境门却以十二米高的拱形门洞，向草原敞开其包容的胸怀。

在历史长河的奔涌中，京杭大运河自南向北将江南的茶叶、丝绸源源不断地注入张库大道的肌体，使其成为连接南北的商贸动脉。当大运河的波涛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浪花在宁波等港口相遇，张库大道便悄然融入“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中，成为陆海丝路贯通的关键一环。今天，站在“一带一路”的潮头回望，张库大道与大运河的千年对话，恰似一首悠扬的史诗，诉说着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永恒主题，也为新时代的开放合作注入了历史深处的智慧与力量。

董其平

张家口市大境门景区讲解员

大境门的“境”字取自于边境，因为这里历来是边关重镇。明朝隆庆和议开通了西境门，因其建筑形式很小，当地百姓把它称作为小境门，与之对比，后来开通的非常大的门就被称作为大境门。万全县志里记载的张家口上下两堡图，上堡是来远堡，就在大境门景区内，下堡是张家口堡。张家口堡早于来远堡180多年，建成之时只是单纯用来屯兵的军镇，上堡建成之时是用来规范贸易的堡城。张家口因武而建、因商而兴，是一座先有堡后有城的城市。

张库大道的走向就在大境门这个方位，它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国，起始点是大境门外，沿着西北西沟这个村一直往上走，途经草原腹地库伦，进而延伸至俄国恰克图，最终到达圣彼得堡，全长5000多公里，被誉为草原丝绸之路、草原茶叶之路，是万里茶道的一个部分、一个节点。

大境门则是万里长城和万里茶道的交汇点。当时，张库商道上的运输方式有老倌车队和骆驼商队，商人们往返经商从北京出发，到关沟，然后来到大境门，在大境门休整后再往张库商道的方向延伸去做买卖。张库商道鼎盛的时候，大境门内外有店铺商号1500多家，洋行也有40多家，上堡来远堡这片区域当时商人们交易的产品非常多，米、面、布匹、丝绸、茶叶、牲畜、药材等等都在来远堡里边进行买卖。所以张家口当时被称作华北第二陆路商埠、北方汉码头，贸易兴盛时，能为清政府创造1.5亿两白银的财政税收，数额巨大。后边修建的京张铁路选择北京到张家口，就是因为张库商道的兴盛使张家口这座城市备受清政府重视。

在大境门城垣之下，三娘子庙静立如一座蒙汉友好的丰碑。这座为纪念三娘子而建的庙宇，是对明蒙和平互市政策的历史见证，体现了贸易往来对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庙内壁画生动描绘蒙汉商贾交易场景，侍女托蒙靴与顺义王印，寓意贸易顺利与和平约定。这位草原上的智慧女神，在明朝万历十年被册封为“忠顺夫人”，眉目间尽是慈悲与坚定，而柔肩担起的则是民族和解的重任。

从八达岭的三娘子像，到大境门的三娘子庙，再到被称为“三娘子城”的呼和浩特，三娘子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在长城内外架起一座和平的桥梁，将蒙汉友好的血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让我们从关沟出发，铭记这段由互市贸易织就的友好篇章，让三娘子的文化地标闪耀光芒，照亮各民族携手同行的永恒征程。

一道关沟，书写着烽烟与驼铃交织的篇章，它如同一本无字的史书，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碰撞走向融合的伟大历程，诠释出了“和合”二字重于千钧的分量。这绵延的山峦与厚重的城墙，不仅承载着过往的峥嵘，也时刻提醒着人们：文明的生命力，正是在开放与对话中，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