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田家英保姆问董边要100块钱，曾自：圆满了我父母一个心愿

好1983年，北京。李佩阿姨拉着我的手，眼神里透着一股我从未见过的郑重，她突然说：“小自，回去跟你妈说，给阿姨要100块钱。”我当时正怀着孕，沉浸在重逢的喜悦里，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但也没多想，只当是阿姨家里碰上了急事。可我怎么也料不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而这100块钱背后，藏着一个横跨了三十多年的承诺。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得把时间拨回到五十年代初。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我父亲田家英和我母亲董边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得脚不沾地。1950年，姐姐曾立出生，家里缺人手，经人介绍，李佩阿姨走进了我们家。谁都没想到，这一来，就是十多年的缘分，她也不再是保姆，而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李佩阿姨的命，苦。她娘家是普通人家，把她当宝贝疙瘩，养到成了“老姑娘”才嫁人。可这夫家，说来也算显赫，是清代王爷的近支，一个早就败落的空壳子。虽没了往日的荣光，可骨子里那套封建规矩却根深蒂固，新媳妇进门，没一天好脸色看。她的丈夫，一个黄埔军校二期生，本该有大好前程，偏偏一身大少爷脾气，不务正业，还抽上了大烟，很快就把家底败光，三十出头就倒毙街头。

丈夫一死，李佩的日子更没法过了。婆家把她当累赘，她一个32岁的寡妇，带着年幼的女儿，身无分文，只能去齐齐哈尔投奔亲戚。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她才回来。可那个家，还是老样子。我总在想，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女性，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在那个年代毅然决然地抱着行李，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门，再也没回头。也正是这一步，让她和我们家有了交集。

到了我们家，李佩阿姨算是找着了尊重。我父母听了她的遭遇，打心眼儿里同情她，把她当亲人待。孩子交给她，我母亲董边一百个放心，甚至跟我父亲说，李佩阿姨教育孩子，该打屁股就打，我们不插手。母亲后来常说：“因为有李佩在，我从来没为孩子的事请过一天假。”这份信任，在那个年代，是何其珍贵。

李佩阿姨也是个极要强的人。她把我们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家务活、针线活，样样精通。那时候搞“爱国卫生运动”，街道上的人三天两头来检查卫生。可一到我们家门口，领头的人手一挥，说：“李佩这儿不用查，连床底下都是铮亮的。”她用自己的勤劳和本分，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日子久了，我们一家老小都离不开她了。

有一回，她婆家那边要分什么财产，叫她回去。她正慌张，我父亲田家英知道了，直接对她说：“这儿就是你的家，咱们是一家人，我这儿养你老了，以后一起生活。”就这么一句朴实的话，给李佩阿姨吃了一颗定心丸。从那天起，为李佩养老送终，就成了我们全家的一个共识。后来她大女儿上学没钱，生病没钱，都是我父亲想办法解决的。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那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像一场巨浪，把我们这个家打得七零八落。父亲的离世，让整个家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为了不拖累李佩阿姨，母亲董边含着泪辞退了她。我们几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李佩阿姨也抱着我哭：“我不走，我要等着二英（我的小名）上大学再走。”

她最终还是走了。但这份情谊，在风雨中最见真章。1969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一个人在北大医院做手术。那时候母亲自顾不暇，姐姐又下乡了，我交不起住院费，无奈之下，给李佩阿姨写了封信求助。没想到，她收到信，立马就赶到了医院，风风火火地塞给我5斤粮票和5块钱。我攥着那点钱和粮票，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她当时全靠女儿接济，这点东西，是她从牙缝里省下来给我的。

一个月后，我去东北插队。家里没人能送我，我一个人拖着行李上了火车。就在火车即将开动时，我看到站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李佩阿姨！她一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是怎么打听到我坐哪趟车，又怎么在偌大的北京站找到我的站台的，我至今都想不明白。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孤独，都化作了热泪。

时间一晃就到了1983年，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那次。我去看她，她高兴坏了，忙前忙后地给我做饭。可我不知道，她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临走时，她提出了那个让我不解的请求——要100块钱。

没过多久，我们接到了她女儿的电话，说李佩阿姨走了。她女儿说，母亲临终前把她叫到床边，告诉她：“铺盖底下有董姨给的100块钱。”第二天，她女儿果然从铺盖下摸出了那100块。不多不少，正好够租车火化的费用。

听到这个消息，我瞬间就全明白了。那100块钱，根本不是她需要钱，而是她要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家兑现那个承诺。我父亲田家英当年说要为她养老送终，她一直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她不愿给我们添麻烦，却又希望这个承诺能够圆满。

这100块钱，不是一笔债，而是一份跨越了动荡岁月的承诺的兑现。它让一个善良、坚韧的普通中国妇女，有尊严地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也为我父母在风雨飘摇中许下的那个诺言，画上了一个沉甸甸的、无愧于心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