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的治家故事：对自己“不近人情”

导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家风连着党风”。黄克诚大将在党内、军内享有崇高威望，连年长他9岁的毛泽东也尊称他为“黄老”，他不仅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而著称，而且在严格治家方面也堪称楷模。

01

对自己：“不近人情”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对待自己有时严苛得几乎“不近人情”。

抗战时期，黄克诚的棉衣是补丁打着补丁，领口、袖口都破了。警卫员想给他领一件新的，却被他拒绝了。黄克诚还把领到的洗脸毛巾从中剪开，一半自己用，一半给别人用。为了节省烧洗澡水的柴草，黄克诚一年四季坚持洗冷水浴。由于黄克诚处处以身作则，厉行节约，1942年被评为全军的“节约标兵”。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实行供给制，根据黄克诚的提议，给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每年的活动经费是4000万元（旧币），而黄克诚自己每月仅100多万元。

1952年11月，黄克诚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掌管全军财政的计划权、分配权。在此期间，经黄克诚主持研究，报军委批准，为全军下拨经费数亿元， 建房4600多万平方米，全军基本结束了住民房的历史。而他本人1952年进京时住在北京万寿路一栋普通平房里，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院子里。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当时，黄克诚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彻底平反。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他却坦然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一些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了吗？ 比比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1986年是黄克诚光辉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头，重病缠身的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不管医护人员和亲友怎么劝说，他就是坚持不吃任何药物，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他反复强调：“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好强行为黄克诚注射、输氧。然而，他一旦清醒，就将身上的输液针头拔掉。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黄克诚还在想着为国家节约钱财。

02

对妻子：约法三章

1941年，39岁的黄克诚和23岁的唐棣华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向几个好朋友打声招呼，就算结婚了。婚房是简陋的临时住房，连个大红喜字也没贴，床上摆着破旧的军用被褥。

新婚夜，黄克诚就和新娘唐棣华“约法三章”，他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第一条，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婚姻的利益而妨碍党的利益，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条，我所处的工作岗位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你的重要；第三条，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唐棣华觉得第一、第三条都好接受，唯有这第二条多少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味道。虽然当时有些不乐意，但她很快便想通了。

唐棣华的父亲是当年汉口的大鸦片贩子、大汉奸，全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和关押。1952年春夏之交，中南局决定对其执行枪决。唐棣华知道这一消息后，只是暗自伤心，却没有要求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丈夫去求情。

在临近执行枪决的前两天，黄克诚来到负责此案的高文华家，对他说：“中南局已经决定要将唐某枪毙，我准备叫唐棣华同志去汉口见其父亲最后一面。不管怎样，毕竟是生身之父嘛，临死时去会个面，你看可以吗？”这是人之常情，高文华当然同意。

黄克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态度坚决，而为人的感情却是很细腻的。

03

对子女：不许沾光

黄克诚40多岁才有了孩子，舐犊情深较之常人更甚，但他对子女要求却十分严格，曾给子女们立过许多家规：“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

小女儿黄梅回忆说：“父亲和母亲用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言行，律己和治家一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住得比较宽敞外，其他的都很简单……公家给父亲配备的小车，孩子们是极少能坐的。我年幼时多病，常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

1980年春，小儿子黄晴结婚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都是用小轿车迎亲。于是，工作人员请求黄克诚破一次戒，允许黄晴用专车接新娘。黄克诚断然拒绝，他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

在谈到父亲的言传身教时，黄晴说:“父亲谈话不搬用名词，不故弄玄虚，他总是从丰富的阅历中提取一些有教益的事实开导人，使人感到一种历史和经验的厚度。父亲曾说：‘我赞成你们做一件事就要钻进去，搞到底，这样才能搞出点名堂；患得患失，受不得冷遇，不坐冷板凳，就什么事也做不好’。”

在黄克诚夫妇的言传身教下，4个子女都很自觉，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名要利，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大女儿黄楠北大毕业后，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大儿子黄熙清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工程师；小儿子黄晴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小女儿黄梅是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曾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04

对亲戚：“指条明路”

黄克诚经常教育亲戚们：不要打他的牌子、旗子，不准利用他的关系开后门、走关系，要靠自己奋斗成才；为人要正直清白，淡泊名利，工作以公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作为准则；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不要去做老百姓痛恨的事。

1928年湘南暴动后，黄克诚被敌人列为“暴徒首领”悬赏通缉。于是，他和两个战友来到家乡附近的太平山上打游击。敌人多次围村抓人，黄克诚都是在大嫂的机智掩护下脱离险境，逃出包围圈。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黄克诚身居高位，但是大哥、大嫂一直坚持在家务农。大哥大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黄开衡身上。大嫂对儿子说：“你去找二叔吧。听说他在长沙城里做了大官。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好工作，找条出路。”

经过一番曲折，黄开衡终于见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二叔黄克诚。得知侄儿只读了一年的书，黄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大哥大嫂对我有恩，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可是，你文化这么低，干什么工作合适呢？依我看，你还是去煤矿挖煤吧。怎么样？”黄开衡不愿意，他想去读书。黄克诚同意，让他报考湖南革命大学。

可是，黄开衡没考上。当时，黄克诚正兼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校长，却没有为侄子开绿灯。黄开衡还是坚持要去读书，黄克诚就把他送到长郡中学，临行前他对侄儿说: “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至于怎么走，就靠你自己了。”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受到不公正对待，黄开衡也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1978年，黄克诚被平反、复职，黄开衡也平反了，他向二叔提出想调到长沙工作。黄克诚没有答应，他还说了3条理由：“一、我是中纪委书记， 我不能办自己的私事；二、调湖南，我没有熟人；三、我没有时间管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