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黄敬：抛开特殊过往，在天津干出实打实的民心工程

市长黄敬：抛开特殊过往，在天津干出实打实的民心工程

1948年深冬，平津战役的硝烟还在华北平原上空弥漫，天津城墙上的弹痕尚未被风雪抹平，这座北方第一大商埠就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市长——黄敬。说他特殊，并非因为官职有多显赫，而是他身后那段绕不开的私人过往：他是李云鹤（也就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夫。彼时，不少人私下揣测，这份特殊身份会不会影响他的施政？可黄敬一上任，所有疑虑都烟消云散。他雷厉风行的作风、扎根群众的踏实，还有一件件实打实的民生举措，不仅折服了天津百姓，更赢得了中央的认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用实干为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铺就了一条复苏之路。

要读懂黄敬在天津的作为，得先从他的原名俞启威说起。1913年，俞启威出生在浙江绍兴的名门俞家，这是个名副其实的革命世家——祖父俞明震是清末知名学者，曾提拔过鲁迅；父亲俞大纯曾任北洋政府的军政要职，叔叔俞秀松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家底殷实、书香门第的出身，让俞启威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可他偏偏没走“少爷”的寻常路，一颗爱国心早在求学时就被点燃。1932年，20岁的俞启威正在青岛大学读书，在一次进步青年聚会上，他认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李云鹤。彼时的李云鹤刚从山东来到青岛，带着文艺青年的热情与对革命的向往，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青岛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1935年，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或许是彼此的人生轨迹逐渐偏离，两人和平分手。对于这段过往，黄敬后来从未主动提及，只是用一个决绝的行动与过去告别——他正式改名为“黄敬”，取“敬天爱人”之意，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俞家三少爷的身份被彻底尘封，革命战士黄敬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黄敬成了北方学生运动的核心领袖。1935年，他牵头组织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顶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带领北平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水龙、棍棒镇压，黄敬被打得头破血流，却始终走在最前面，一次次被驱散，又一次次重新集结。那段时间，“黄敬”这个名字在爱国青年圈子里无人不晓，就连远在延安的毛主席，都听说过这位敢闯敢拼、屡败屡战的年轻人。1937年，黄敬专程奔赴延安参加白区党代表会议，第一次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报告。会上，毛主席得知他就是组织“一二·九”运动的核心人物，特意与他握手交谈，鼓励他：“青年是革命的先锋，要多扎根群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次会面，让黄敬深受触动，也为他后来扎根基层、为民办事的理念埋下了种子。

解放战争时期，黄敬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他褪去了学生领袖的青涩，一头扎进农村与工厂，在基层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他跟着农民学种地，跟着工人学做工，帮着根据地百姓建立农会、组织生产，还曾因过度劳累患上严重的肺病，在延安中央医院治疗了半年。这段基层经历，让他摸清了群众的所思所想，也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如何稳定秩序、如何恢复生产、如何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这些都成了他后来治理天津的“底气”。

1948年11月，平津战役打响，天津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这座城市的命运，牵动着整个华北战局。当时的天津，早已没了昔日“北方商埠”的繁华，乱得像一锅粥：外国租界里的洋行、公馆人去楼空，成了断壁残垣的“鬼城”；中国城区里，狭街窄巷纵横交错，污水顺着路面流淌，露天市场杂乱无章，垃圾堆积如山；国民党留下的行政系统彻底瘫痪，办公室里公文散落一地，档案被随意丢弃，贪污腐败的恶习根深蒂固，老百姓办事比登天还难；更要命的是物资匮乏，日军占领时的掠夺加上解放战争的破坏，粮食、煤炭、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老百姓买米买面要排几小时的长队，吃肉更是过年才能奢望的事，就连饮用水都要省着用，家家户户的浴缸、盆盆罐罐全用来储存雨水和井水。

更棘手的是，天津有近20万产业工人，他们是城市的核心生产力，却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在三条石、河东等工业区，工人大多住在低矮潮湿的窝棚里，这些窝棚是用竹竿、茅草和泥巴搭成的，冬天寒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冻得人彻夜难眠；夏天漏雨不说，还蚊虫滋生，传染病频发。有的工人一家三四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吃喝拉撒全在一处，生活条件极差。除此之外，工厂的安全隐患也随处可见，机器老旧、线路杂乱，工伤事故频发，工人们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干活，生命安全毫无保障。

就在这节骨眼上，组织上经过反复考量，选中了黄敬担任天津市长。理由很简单：他既有革命资历，又有基层治理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敢担当、能办事，能在复杂局面下稳住人心。1948年12月，黄敬带着几名秘书和警卫员，坐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冒着零星的炮火，从河北泊头赶赴天津。车子驶入市区时，他掀开车帘，看着眼前破败的街道、面黄肌瘦的百姓，还有墙上残留的反动标语，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天津恢复生机，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临危受命的黄敬，一到天津就没闲着。他没有先住进市政府的办公室，而是把“指挥所”搬到了基层。天津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进城，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安置近10万名国民党投降士兵，以及如何让军队与老百姓和睦相处。当时，不少百姓对解放军心存戒备，担心军队进城会扰乱生活，甚至有谣言说“解放军要抢东西、抓壮丁”。黄敬深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必须用实际行动打破谣言。

他亲自坐镇市军管会，一边对接解放军部队，制定了“分区驻扎、不扰民生”的方案，让士兵们住在工厂仓库、学校礼堂，绝不占用民房；一边带着干部挨家挨户走访，用带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跟百姓拉家常：“乡亲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咱们有困难尽管说。”为了彻底稳住局面，黄敬当场立下四条铁命令，打印成传单贴满全城，要求所有进城干部和士兵严格遵守：

第一，绝对不允许接受人民群众的送礼，哪怕是一碗水、一个馒头都不行；

第二，绝对不允许单独出去看戏、逛集市等娱乐活动，避免与群众发生不必要的摩擦；

第三，绝对不允许私藏和占有国民党遗留的任何物资，不管是粮食、器材还是衣物，一律登记入库，统一调配；

第四，绝对不允许侮辱和打骂旧政府的官员，对愿意配合工作的人员，一律留用，依法办事。

这四条命令，字字千钧。黄敬不仅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有一次，一位老工人听说新市长是南方人，特意蒸了一笼包子送到市政府，想让他尝尝家乡味。黄敬亲自出门迎接，握着老工人的手说：“您的心意我领了，但包子不能收，这是纪律。您的日子不容易，留着给孩子吃吧。”老工人感动得眼圈发红，逢人就说：“这新市长，是真为咱们着想啊！”

很快，老百姓就发现，这支军队真的不一样。士兵们不仅不拿群众的东西，还主动帮着挑水、扫地、修补房屋，看到百姓有困难就伸手相助。有个住在河东的老大娘，家里的烟囱坏了，没法做饭，几名解放军战士得知后，二话不说爬上房顶帮她修好，还不肯留下姓名。这样的事情多了，百姓的戒备心渐渐放下，开始主动给解放军送热水、送饭菜，军民关系越来越融洽。

稳住秩序后，黄敬把目光投向了城市治理的核心——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他知道，要让天津真正复苏，光靠严明纪律不够，必须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住得安稳。当时，天津的环境卫生恶劣到了极点：南开蓄水池成了巨大的污水坑，里面堆满垃圾，散发着刺鼻的臭味，一到夏天就蚊虫滋生；赤龙河、墙子河的河水黑如墨汁，两岸垃圾遍地；街道上没有像样的公共厕所，污水横流，疫病传播的风险极大。黄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即提议实施“两园一场、一池两河”改造工程：修建人民公园、水上公园和杨柳青飞机场，改造南开蓄水池、赤龙河和墙子河。

工程动工那天，黄敬穿着布鞋、戴着草帽，亲自来到南开蓄水池的施工现场。他挽起袖子，和工人们一起抬土筐、填污水坑，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后背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工人们知道他有糖尿病，身体不好，不忍心让他干重活，每次给他装土都只装半筐。黄敬发现后，笑着说：“没问题，多装些，我也是劳动者，能干得动。”就这样，在他的带动下，工人们干劲十足，原本计划一年完成的工程，只用了八个月就竣工了。南开蓄水池被填平后，建成了南开公园，种上了花草树木，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赤龙河、墙子河清淤后，河水变得清澈，两岸修起了堤坝和人行道。天津脏、乱、差、臭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善，市民们交口称赞：“黄市长把咱们的城市变美了！”

而在所有民生问题中，最让黄敬揪心的，还是工人的住房问题。他多次带着秘书兰铁白深入三条石、中山门等工业区调研，看到的场景让他彻夜难眠：工人们住的窝棚低矮狭小，有的是用竹竿搭起框架，糊上泥巴和茅草，有的甚至直接在地上挖坑，铺上稻草就当床铺；一家三四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是常事，白天做饭、晚上睡觉都在一个空间，既不方便也不卫生；冬天漏风，工人们只能裹着破旧的被褥取暖，不少孩子都冻得手脚生疮；夏天漏雨，屋里到处是水，床底下都能养鱼。有一次，他走进一位老工人的窝棚，看到一家五口挤在一张土炕上，最小的孩子因为受潮长了满身湿疹，不停地哭闹。黄敬心疼地摸了摸孩子的头，对老工人说：“大叔，对不起，让你们受苦了，我一定想办法让大家住上安稳的房子。”

回到市政府，黄敬立刻召集相关部门开会，提出要为工人建设宿舍。他对秘书兰铁白说：“别说住窝棚，就是老少三辈住一间房子，也实在不像话，既不方便生活，也影响风气。咱们得跟工人好好谈谈，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为了摸清工人的需求，黄敬邀请了20多位老工人和劳动模范到他的住处座谈。没有桌椅，大家就坐在地上、床上，围坐在一起拉家常。黄敬耐心地询问大家：“房子建多大合适？用什么材料最耐用？一平方米造价多少大家能接受？”工人们没想到市长这么接地气，都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能住下一家三口就行，不用太大，实用就好”“材料要结实，能遮风挡雨”“最好离工厂近一点，上下班方便”。

根据工人们的意见，黄敬初步制定了方案：在工人集中的工业区附近选址，建设简易平房，每户面积约15平方米，能住两三口人，配备基本的生活设施；房屋采用砖木结构，既结实又经济，一平方米造价控制在20元左右。可方案定下来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经费不足。刚解放的天津百废待兴，恢复生产、整顿市场、改善交通都需要大量资金，再加上当时要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市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建设工人宿舍。

怎么办？黄敬思来想去，决定亲自去北京找毛主席和周总理求助。有人劝他：“你和李同志（李云鹤）有过一段过往，直接找毛主席会不会有点尴尬？还是让其他人去汇报吧。”黄敬却不以为然，他说：“我是为天津的老百姓办事，为国家建设办事，公私要分明，没什么好尴尬的。这事我亲自去说，才能把工人的困难讲清楚。”

1951年春天，黄敬带着详细的方案和工人住房的照片，专程赶到中南海。见到毛主席后，他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就说：“主席，天津的工人太苦了，大多住窝棚，有的甚至无房可住。工人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得让他们有个安稳的家，才能安心干活。我想给他们建一批宿舍，可现在经费实在紧张，想请中央支持一下。”说着，他拿出工人住窝棚的照片递给毛主席，又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地汇报：选址在中山门、王串场等五处距工厂较近的地方，计划先盖5万间简易平房，预计需要多少经费，市政府再自筹一部分，从工厂的利润里慢慢还，争取几年内还清。

毛主席一边看照片，一边听汇报，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凝重。等黄敬说完，他沉思了片刻，笑着夸赞道：“你想得很周全，工人阶级是我们的依靠力量，确实该让他们住得好一点。天津是工业重镇，工人的生活改善了，生产才能搞上去。中央支持你，专款我来批。”随后，毛主席当场拍板，为天津工人宿舍项目拨付了专款。周总理也补充说：“黄敬同志，你放心去做，中央会全力支持天津的建设，有什么困难随时汇报。”

得到中央的支持，黄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回到天津后，他立刻成立了工人宿舍建设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从选址、设计到施工、材料采购，每一个环节都亲自过问。为了让工人们满意，他要求先在河西区湛江路盖起10间“样板房”，然后邀请工人及其家属代表参观审查。工人们走进样板房，看到宽敞明亮的房间、结实的门窗、独立的灶台，都激动不已，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窗户能不能再大一点，采光更好”“灶台旁边能不能加个小储物间，放粮食和厨具”。黄敬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让设计人员修改图纸后，才正式全面动工。

那段时间，黄敬几乎天天都要跑到工地视察。炎炎夏日，他戴着大蒲扇，顶着烈日在工地上来回走动，查看材料质量、询问施工进度，还和工人师傅们聊天，问他们吃得好不好、有没有休息好。有一次，他发现一批木材的质量不达标，当即要求施工队全部更换，并严肃地说：“工人宿舍是民心工程，质量绝不能含糊，我们要对老百姓负责一辈子。”工人们听说市长亲自为他们建房子，还这么关心工程质量，干劲儿更足了，原本计划一年完成的工程，提前四个月就竣工了。

1952年夏天，第一批工人宿舍建成，中山门新村、王串场新村等工人新村相继落成。当工人们拿着钥匙，走进宽敞明亮的新房子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住在中山门新村的老工人张师傅，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的场景：“走进新房子，地面是平整的水泥地，窗户又大又亮，灶台干干净净，还有个小院子能种点花草。我抱着孙子，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眼泪止不住地流。这是我这辈子住过最好的房子，多亏了黄市长啊！”

在中山门新村的开工典礼上，黄敬发表了简短却真挚的讲话：“工人师傅们，对不起大家了，国家现在资金困难，暂时只能先盖一些简易平房。我向大家保证，最多住上十年，我们就会重新在这里建设正式的住宅区，盖真正的工人新村，让大家住上楼房！”虽然由于后来的种种原因，黄敬“盖大楼房”的承诺没能亲自兑现，但这些简易平房组成的工人新村，存在了40多年，一直到20世纪末才被高楼大厦取代，许多住户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三代人，见证了天津的发展变迁。

解决了住房问题，黄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恢复生产、整顿市场的工作中。当时，天津的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许多工厂设备老旧、原料短缺，无法开工；市场上物价飞涨，投机倒把现象严重，老百姓买东西要花大价钱，生活压力很大。黄敬借鉴在冀鲁豫边区工作时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首先，组织工人复工复产，协调解决工厂的原料和设备问题，对老旧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其次，打击投机倒把，规范市场秩序，设立平价商店，保障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最后，举办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会，恢复对外贸易，让天津的商品走出去，带动经济复苏。

为了恢复生产，黄敬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和工人一起研究生产难题。三条石地区的机械厂大多是小作坊，设备简陋，安全隐患突出。有一次，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孙少华把拍好的工厂安全隐患照片拿给黄敬看，当时他正在主持各部委的领导会，孙少华推门而入，担心会被责怪。可黄敬不仅没有生气，还立刻停下会议，问她有什么事。孙少华把照片递给她，说想搞一次安全大检查，黄敬当即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