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到中国，如何克制隐性的文化凝视？

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

GUANGZHOU DOCUMENTARY CENTER

文稿 | 张雷

审核 | 曾洁

本文转自公众号：广图纪录片中心

编者按
EDITOR'S NOTE

意大利电影对世界电影史影响深远，

其美学理念在当代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也持续产生着影响。2025年，适逢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与中意建交55周年的双重历史节点，

我们于9月26日下午为您带来了

“流动的视宴——中意纪录片系列展映交流活动”之【

“中意电影的凝视与回响”读影沙龙】

沙龙活动中，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桂萍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意大利语系专业教师高翔来到现场

，从意大利著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出发，

共同探讨两国电影和文学的美学共性和个性，以及如何通过对作品的转译和传播，

促进

中意文化的

理解与

互鉴

本次活动由

广州图书馆与广东艺术影展联合主办，广州市非虚构影像创新发展中心协办。

活动现场

点击下方，听对话音频版

以下为主题交流环节的文字版（节选）

全文约4500字，阅读需要8分钟

嘉宾简介

黄桂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纪录片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纪录片专委会秘书长。

高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意大利语系专业教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家。

主持人

曾洁 广州图书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从《中国》到中国

关于“真实”的历史语境

主持人：

1972年，安东尼奥尼怀着一种

欧洲

知识分子

好奇

凝视

拍摄完成了纪录片

中国

如今

跨越

半个世纪，

中意联合制作的纪录片《

寻找

中国

>》中，一位意大利新闻记者在2019年

重访

中国

的拍摄故地，

又完成了

一次关于

历史凝视的当代

回响

请教黄

桂萍

老师

您觉得这样一种创作

方式

真实性表达和

视角的选择上

具有怎样

深刻的含义

黄桂萍：我们常说纪录片记录了社会和历史，但影片本身也会被时代所左右。当时《中国》引起了非常多争议，那时的老百姓不太接受这部片子。看的人觉得不真实，被拍摄对象反而觉得是真实的。所谓“真实”是具有一定历史语境的，且其内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变化。

大家为什么看中纪录片的真实性？因为它具有证据性和索引性。《寻找 <中国>》是一种反身式纪录片，是对纪录片创作本身的思考。它回到几十年前，通过时间的索引，证实了纪录片所具备的真实的力量。它不仅仅告诉你《中国》表现了什么，还将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展示给你，包括台前幕后。

《从 <中国> 到中国》剧照

主持人：

作为一个译者，高老师

如何

看待安东尼奥尼

的《中国》

这部影片对当下

中意文化的交流互鉴会带来一些

样新的启示

高翔：我想引用安东尼奥尼当时的一句话：首先我尊重中国，其次我热爱这个国度。美国电影评论家罗迪曾说：与其说《中国》记录的是当时的中国，倒不如说记录的是安东尼奥尼观察中国的历程。

说到文化互鉴，这部影片有些片段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比如在北京的片段中，一个老大爷双手离车、打太极功夫，还有一个画面是拍摄小学生跳广播体操。但是作为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就认为你们都是在打功夫，他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会功夫的。而1972年李小龙先生在罗马拍摄的《猛龙过江》又强化了这种意识。

还有北京的一个菜市场，里面宰杀、买卖活鱼活鸡和深猛海鲜。我们看到会觉得这是食物新鲜的表现，但意大利是禁止在公共场合屠宰活鱼活鸡的，所以这个菜市场给安东尼奥尼带来了极大的文化震撼。

《中国》截图

主持人：

高老师对医学、法律等词汇也有研究。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中国》里关于使用针灸来给剖腹产麻醉的画面？

高翔：这个手法现在好像已经失传了。安东尼奥尼在苏州的那个片段中，其实呼应了他的老乡马可·波罗。因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苏州非常富饶，工商业很发达，同时提到：此城亦有文士、医师甚众。就是医生很多。所以这个关于针灸的片段，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马可·波罗的一种呼应。

克制隐性的文化凝视

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主持人：

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安东尼奥尼在观察事物的时候

有选择性的

就可能给外国的观众造成美丽的误解。

但是随着中意文化交流的

不断深入，误解

在慢慢消弭。

在创作纪录片

特别是

进行

国际传播的时候，创作者

使得他

既能够更好地表达个人思想，又能做好跨文化的传播

呢？

黄桂萍：纪录片是具有一定主观性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基本认知。包括《中国》，换个西方别的知识分子类型的导演来拍，呈现的也许不是这样。

安东尼奥尼在意大利拍过很多电影，特别关注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人与现实的关系。如此大的文化差异，加上他也有自身的关注点，无论怎么克制，影片都是带有文化立场的。

他其实还拍了中国的马桶，却没在成片中呈现，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让别人觉得中国不卫生。但他还是把小脚老太太剪进了成片里，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东方的文化符号，并不觉得是在展示中国的丑陋。

1978年，西方的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了著作《东方主义》，认为西方很多人在看东方时总会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现在我们常常说要有“文化克制”，但当时安东尼奥尼他们在创作时还是会带有对异文化的先入为主。

《中国》截图

1971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创作了著名的《正义论》，里面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概念：你是带着面纱的，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国家、哪个种族，我只是根据这个事情本身进行判断。我们要有一定的文化自觉，要克制这种隐性的凝视。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客观记录，摒弃偏见和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大家对《中国》的评价都有所不同。70年代认为它丑化了中国，而2004年公映的时候又反而认为它是美化了。大家会觉得，70年代怎么会有这么宁静平和的生活状态。安东尼奥尼其实不是在拍政治奇观，是拍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现在，大家也许变得更客观了，不会认为他在刻意的丑化中国，但还是会觉得它是有局限的，带有一定的猎奇心态。

我们评价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不能说他是完全公正的，但也不能说他在刻意丑化。而且当时的纪录片创作是受到较大政治影响的，所以对导演的一些情绪就反映在了对影像语言的评价和接受当中。

《中国》截图

主持人：

文学

翻译的过程中

要如何打破

文化背景的隔阂，让中国的读者既能够了解故事的表层，又能够

理解文学的

精神内核和底层逻辑

呢？

高翔：翻译会涉及到很多文化方面的内容。我之前翻译过一本书叫《木偶奇遇记》，其中有一个片段就是匹诺曹在找寻爸爸足迹的时候不幸被大鲨鱼吃掉了。当时他非常不开心，一是爸爸不见了，二是鲨鱼的口腔环境很糟糕。这时他说：“这让我想起了斋戒节时炸鱼的味道”。斋戒节是意大利复活节前夕的一个节日。

我看的版本基本都是翻译成炸鱼，但是炸鱼不至于这么难吃吧？问了非常多意大利的朋友，最后在一个老奶奶那得知：第一，在意大利的十八、十九世纪，斋戒节期间是不能吃肉的；第二，在意大利的文化中，肉跟鱼是两个品种，所以斋戒节不能吃肉，但可以吃鱼肉。而对于当时意大利特别穷苦的老百姓来说，抓到的鱼都得像咸鱼一样处理，然后必须油炸，否则根本吃不了。

翻译成“炸鱼”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能把炸鱼背后的故事讲清楚，读者会更好接受。

《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匹诺曹》截图

再举一个例子。某一本书里曾有关于唐代玄奘和尚的介绍，意大利语里将他翻译为了“唐代的著名和尚”。这个翻译好不好？没有错，但是没有把玄奘的重要性表现出来。所以最后我们翻译成了意大利语的Grand Maestro，就是大师的意思，这个大师包含了宗教的含义。很多翻译的小细节就有可能造成对方的误解，甚至相反的理解。

观众：

中国》应该有几个不同时长的版本，但在我看的版本里，有些翻译无法理解。比如菜市场那一段，

里边有一句

除了彬彬有礼和聪慧，中国人还有一个美德

贪吃。

还有

这样一句话：

他们虽然害怕，但相当有礼貌。他们担心走开会冒犯我们，所以在镜头前能熬就熬。

也不懂意大利语，但

觉得不太

礼貌

想问一下高老师怎么看这

翻译？

高翔：原文那个词可以表达贪吃，也可以表达对美食的热爱。在世界舞台上，意大利菜跟中国菜都非常有名，所以他可能是表达“中国人也是非常优秀的美食家”。

观众：

您觉得好吃、贪吃这样的词汇，在意大利语里更多是褒义还是贬义？

高翔：我觉得是中性偏褒义的。

意大利人常说，意大利是欧洲的中国。为什么呢？第一吃得很像。我们都吃米饭和面条，也都吃牛杂，而且都吃得很讲究。第二，都是千年历史的古国。意大利人非常尊重美食，这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历史遗产。所以我认为这个“好吃”是褒义的。当他说我们中国人是会吃的民族的时候，他应该是中性偏褒义的。

高翔

黄桂萍：我认为不用去纠结这一点的褒义或是贬义，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是非常尊重和爱他的拍摄对象的，不管你好和坏。我尊重你，也尊重客观事实，我给你的不一定全是褒义词。我喜欢你，也不一定要美化你，我有我的艺术表达。

高翔：当时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之前，曾经问过身边人，可能包括中国的工作人员：你们希望我拍什么？当时我们对他说：我们希望你拍人民。就是people。但他可能没理解“民”，就拍成“人”了。

2007年，央视国际的节目评价安东尼奥尼：导演是对人本身具有浓厚兴趣的人。他更关注的是个体的人，而不是抽象化的“人民”的概念。在上海那一段，他说过一句话：这一部电影的主角就是中国的人民。

主持人：

所以在《中国》里，他有

很多特写

镜头对准的是中国人的脸

我觉得他是试图

脸部的表情去了解人们的内心，了解这个国家的人在想什么。

《中国》截图

观众：

在多文化融合的时代，什么才是真正

中国故事？

如果让中国导演去拍意大利，会创作出一个带有中国价值观的中国故事，还是一个呈现意大利民风的意大利故事呢？

黄桂萍：一般来说，中国故事还是以中国为对象来讲述故事。其实这几年国内也请了很多外国导演来拍中国故事，比如《柴米油盐之上》。有一个好处是，他们了解西方人的关注点。现在讲到国际传播，就会提到“精准传播”。就是我们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使用不同的表现方式或选择不同的内容。

张鹂（现场嘉宾 广东艺术影展策展人）：我一直在反思什么是中国故事？什么是国际传播？单纯讲中国的故事才是本土的故事吗？很多国外的导演在讲述非本土故事时，不仅是在呈现，还对一些事件进行了自我的表达。在未来的国际传播中，我希望我们不仅单纯地讲好本土故事，更能参与到国际大的历史事件中，代表一席进行表达。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每个普通人都是英雄

主持人：

上世纪

九十

年代

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某种程度上也

受到了意大利

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涌现出了一批像《

流浪北京

铁西区

之类的作品

这些

作品关注

较底层人们的生活

状况

也是一种来自社会的民生凝视。桂萍老师觉得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这些作品，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美学上有哪些共性或是差异吗

黄桂萍：安东尼奥尼后期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精神状态，这也跟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出现的时候，属于二战刚结束，物质非常匮乏，精神又受到战争创伤的时期；但二战以后，意大利的经济恢复得比较快。五几年之后，社会的主体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精神、情感和人际关系。所以虽然《中国》可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滤镜，但根本还是对人和现实的关注。

在前期的意大利现实主义运动中，主角当然也不是安东尼奥尼；而在后期，安东尼奥尼也更关注心理现实主义，这跟社会环境相关。他会运用很多象征的、风格化的、表现主义的手法来表现人的心理状态。

《偷自行车的人》剧照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巅峰时期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尤其是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还有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很大，因为它创造了一种美学纲领，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创作者，包括中国的第六代导演，像贾樟柯的《小武》，也包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导演。

新纪录片运动的“新”就是指与官方的不一样。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是主要的媒体，但电视里面呈现的基本上都是重要人物，小人物很少能够成为主角。而新纪录片运动的导演关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是当下的现实。

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之前，意大利只有三种电影：一种叫作白色电话片，聚焦于中上阶层的婚恋故事与小资情调，刻意回避社会现实问题；一种是墨索里尼的宣传片；还有一种是史诗巨片或者神话片。

黄桂萍

但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首先关注的就是社会现实，它的电影故事跟社会现实是零距离的。第一，他们认为历史的东西什么时候都可以拍，但当下的时代如果不捕捉，以后就没有了。第二，它提倡纪实美学，例如使用非职业演员。它还有一句口号叫作：把摄影机扛到街上去。因为以前很多影片都是棚拍，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提倡拍实景。对于纪录片，就是提倡跟踪拍摄，影响最直接的一个纪录片流派就叫直接电影。第三，它关注普通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每个普通人都是英雄。也就是说，每个普通人的故事都值得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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