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精神,助力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由《草堂》诗刊社与成都商报社主办的第八届草堂诗歌奖在今(3)日颁出。其中,苏仁聪获得“年度青年诗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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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草堂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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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青年诗人:苏仁聪
授奖词
苏仁聪的诗是云南群山与新疆草原的对话,是古老牧歌与现代文明的交响。
他写蒙山星空下的清醒与迷梦,让山野清辉浸润灵魂;写精河雪地上的游牧与定居,让历史温度触碰当下;写乡邻的烟火与坚守,让平凡生命绽放重量。他始终在清醒与迷蒙的边界行走,用词语的银针缝合记忆的碎片,让亡灵的古音与火车的汽笛在诗行间达成和解
化工专业出身的苏仁聪,2019年为专注创作而放弃了化工方面的工作。但几年后他有了新的认识:真正的写作者都是分散在各行各业的,他可以是教师、医生、矿工、外卖员……只有深入社会各行各业,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
除此之外,苏仁聪认为:诗歌写作最核心的三个要素是:真诚、勤奋与耐心。这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真诚确保思想的真实性,勤奋提供思想的深度,耐心保证语言和思想成熟。
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写作不仅是一种艺术创造,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它要求诗人以全部生命投入其中,在词语中寻找真理,在语言和句子中探索存在。真正的诗歌,永远是思想与语言相互成全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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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你曾在一篇访谈里称:“我的写作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已开始。”理由是自己出生在一个属于诗歌的环境——群山、大雾、河流、森林、遥远的孤村以及传统的、神秘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的诗意场域。家乡于你的创作而言,是一种根源的营养,抑或一种“氛围感”的影响?
苏仁聪:我出生于云南镇雄县西北部重重森林中的一个微型村庄。这里极其闭塞,离最近的集市也有十公里左右。我小时候,四周都没有公路,我几乎在一种完全原始的地方睁开眼睛,认识世界。
我在一所只有八个孩子的小学校接受最初的教育,那真是动人的回忆。我们没有上下课铃声,也没有具体的课程表,老师想什么时候去上课,就什么时候去上课,想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就什么时候下课。我们在草坪上学习算数,村民的牛就过来舔舐我们的头。我们不想上课,就去河里捕鱼,到日暮黄昏,老师把鱼分给我们,让我们带回家。我一点不反感学习,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我从小就接触到这种令人愉快的教育。后来,我们学习古诗,每天回家的路上,我就要背古诗,三年级的背完了,我就用五个土豆换来四年级学生的课本,继续背。我是那时候深刻爱上诗歌的。那时候开始,我就经常说出一些有创造性的话,因此,我的创作是从童年开始的。
我很早就离开故乡(我指的故乡是我所出生的小镇)。从上大学开始,我离开云南已是十二年,只是每年都会回去,有短暂的居住。在我没有离开故乡的时候,我觉得我家乡的人糟糕极了。但出来十多年,家乡人的所有坏的一面全部被我原谅,当我回忆在故乡认识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他们非常可亲。
现在,每次一有机会回到故乡,我就会借一辆摩托车,骑着摩托车去山里转。我经常在山中遇到童年时候认识的人,我还认识他们,但他们早就不认识我。这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父亲的名字。他们马上就会说:“听说你在外地混得很好啊!怎么有时间回来?”每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都想流泪,我在外地过得一点都不好。
当我一个人在故乡的森林中散步,我就会想起在故乡生活的细节。那时候,我厌恶的地方,现在看来,如此美好。那时候,我没有发现我热爱大森林,我喜欢一整天都在森林中,采竹笋,发现鸟窝,被一条蛇惊吓,在湿润的新空气中惊讶地发现童年时期避雨的一棵树已经被雷劈断。每一次回到故乡,都是一次心灵的重要疗愈,实际上,正是因为一直生活在城市,我才觉得世界荒诞,不可理喻,一回到故乡,我就觉得世界可爱起来。
我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故乡描写,比如《我的小镇》中我写到了父母和兄弟们的生活,《夜晚的离乡》写了父亲送我离开故乡时,雨水打湿他衣服的场景,《落日与故乡》则写了一次去山顶观看故乡落日的景象,等等,不胜枚举。我曾经有过一个天真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故乡获得人们的尊重。
我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梦见我的故乡,几乎每天都会去关注故乡的消息,几乎每段时间都会写一首和故乡有关的诗。它太重要了,如果有一天,我厌倦世界,我也绝不会厌倦我的故乡,那是我心灵的乌托邦。回忆故乡,其实就是抵抗世界的恶意。
因此,故乡对我来说,首先是一种根源的营养,因为它永远塑造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一种“氛围感”的影响,因为,它永远是清晰的、朦胧的,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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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哪些诗人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较为重要的影响?
苏仁聪:最开始的时候,我主要阅读昭通的诗人,因为他们所写的都是我熟悉的事物,容易读进去,也容易模仿。这其中,雷平阳、陈衍强、尹马、王单单等人都对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2018年,我在石河子大学读研究生,在图书馆找到弗罗斯特的诗集,那真是一次伟大的相遇,以后五六年,无论我走到哪里,书包里都会背着弗罗斯特的诗集,他的诗风深刻影响着我。
后来,又读博尔赫斯、鲁尔福、于坚、聂鲁达等人的作品,博尔赫斯艰深又智慧的思考,让我意识到诗可以像迷宫,引我在语言的回廊里反复辨认自己;鲁尔福荒凉的叙事和沉默的土地,使我重新去审视自己生长的那片云南的土地;于坚把日常拆成碎片再重新拼贴,让我明白菜市场、公交车和旧楼以及毫不起眼的邻居们同样可以是庄严的词汇;聂鲁达炽烈的句子和宽阔的悲悯,则提醒我诗不仅要写得准确,还要敢于滚烫。
我还常常在读小说时找到写诗的灵感,许多小说家也曾对我的诗歌产生重要影响,如莫言、马尔克斯、黄锦树、残雪、福克纳等,许多人都说,我的诗歌画面感很强,叙事能力也很强,我想,这一定是来自小说家而非诗人的影响。
红星新闻:在今天,你认为诗人的核心使命是什么?
苏仁聪: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命名”与“重建”。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对我而言,通过语言找到感觉和事物的“唯一性”,就是诗人还原存在的方式,而还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返乡”。童年时,世界于我而言是确定无疑的:杉树、灯台树、阳雀,每一个物象都有其清晰、稳固的内涵。然而,成年后漂泊的生活,使我陷入了众声喧哗的“集体认识”,丧失了对世界唯一性的坚定信念,虚无主义时常笼罩着我。
诗歌写作,正是我对抗这种虚无、重建精神故乡的实践。它要求我在无限可能性和纷繁的歧义中,找到那个“唯一准确”的感觉与词语,为破碎的经验世界重新命名,赋予其秩序。这个过程,就是一次次的“返乡”。它无关地理上的云南或山东,而是在语言中构筑的一个清晰、确定的精神原乡。在那里,父亲的形象得以永存,童年的物象依然挺拔。
在这个被技术(尤其是短视频)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时代,诗歌的这种“重建”使命显得尤为迫切。它抵抗着时间的碎片化,抵抗着遗忘,试图在精神的废墟上,重新整理出一个清晰、有序的世界。
红星新闻:成都一直在打造诗歌之城,你认为诗歌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意义是什么?
苏仁聪:成都是一座令我感动的城市。我第一次正式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在成都的《星星》诗刊上。而在发表作品之前,我就曾乘火车抵达成都,参加《星星》举办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那是我写诗得到的最早嘉奖之一。因此,每次想到成都,内心都温情脉脉。
成都是诗意的。不仅是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令人感到舒畅,诗歌也深入参与到成都的历史中。因此,诗歌在成都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反映文化积淀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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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
我邀请他坐在沙发上
他拒绝说刚干活回来,身上太脏
他坐在取暖器的另一侧
卷一支旱烟。他开始吸烟
白发苍苍的中年人啊!
他吐出呛人的烟雾
他是我父亲在乡下帮工认识的朋友
每天晚饭时都会来陪父亲坐坐
但从来不会在我家吃饭
多数时候我们聊他智力残障的妻子
和同样智力残障的四个孩子
我问他:这样的生活累吗?
他从嘴里取下烟杆,傻笑
没有回答我的提问
他早已接受命运或政府的安排
命运爱他,给他妻儿
政府爱他,给他低保和扫大街的工作
他爱他的妻子,他的孩子
他从我家离开的时候,如果我的母亲
给他一个橘子,他一定会收下
说是带回去给孩子们吃。
苏仁聪,1993年生于云南昭通,青年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当代》《中国校园文学》《新诗选》《边疆文学》《星星》《扬子江》等。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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