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农第二次被捕可能并不冤枉：他身上的三个疑点，谁能解释清楚？

《风筝》中的“鬼子六”郑耀先勉强能找到历史原型，而且还能找到两三个，山城地下党负责人袁农的历史原型是谁，可就不好找了。

袁农向影子韩冰讲述他从渣滓洞“脱险”的过程：“我一直领导山城的地下党工作，1947年6月凌晨，敌人大搜捕，我也未能免遭此劫。1949年11月27日，特务以办移交为名，将渣滓洞看守所的犯人，全部集中在楼下的八个牢房里，他们关上牢门，用机枪疯狂地扫射，然后又把牢门打开一一补枪，特务们浇上汽油，纵火焚烧。我被中枪牺牲的同志压在下面，侥幸躲过补枪，我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然后从断墙突围，三天以后，山城也解放了……”

袁农讲述的过程至少有两个漏洞，睿智的读者诸君当然都能看出来，笔者多解释就是对大家的不尊重了，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袁农在重庆北保密局突围抓捕后并没有自杀，为什么在解放后被逮捕就不想活了？

袁农的历史原型是谁？他被捕后有没有叛变？如果拿这两个问题去问曾任军统局总务处长的沈醉、曾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徐远举，或者问曾任军统局息烽监狱少将主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的周养浩，他们肯定会笑得很阴险。

那所谓的“军统三剑客”，自然是没看过电视剧《风筝》的，但他们跟重庆地下党书记和副书记，却比较“熟悉”。

山城就是重庆，不管袁农是重庆地下党的一把手还是二把手，都确实是被徐远举逮捕的，为此周养浩还与徐远举闹得不可开交，毛人凤自己劝不了，还把已经在云南当站长的沈醉召回重庆做和事佬。

沈醉在《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回忆：“徐徐远举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立即叛变。他这一叛变，一下就交出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党员来。更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和刘国定一样，被捕后，稍经威胁，又看到他的上级书记已叛变，也就跟着叛变了，前后被捕的地下党员达一百三十多人，除其中二十余人被释放脱险外，绝大多数是忠贞不屈被分批杀害了，还有一些人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屠杀中遇害。”

不管袁农是重庆地下党哪个级别的领导，都会是特务重点关注的对象，只要他不叛变，就一定会被单独或跟几位同样重量级的人物一同“验明正身”杀害。

袁农在渣滓洞似乎没有受到酷刑折磨，脸上也没有火烧的伤痕，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地方，而且他对“假影子”江万朝的“保护”也十分反常，局长陈国华没有怀疑袁农，也不能说是失职——袁农在回归队伍后，对袁农回归后的审查并不是陈国华负责的，袁农不知怎么就在严格的审查中过了关，要不然也不能进入公安局工作。

袁农或许能解释清楚他为何能从渣滓洞枪林弹雨和烈火焚烧中脱身，但他对韩冰的“一往情深”，就不符合一个公安战士应有的品德了：袁农“娶”韩冰，不但是软硬兼施，而且还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如果韩冰不是因为被宫庶“绑架”并受到审查、调离、劳改，她是绝不会嫁给袁农的。

袁农在“运动”中被抓，其实并不完全冤枉，因为他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居然带着属于绝密的大三线建设计划，喝得烂醉如泥地去见韩冰，而且还“醉倒”在韩冰床上。

袁农在公安局的职务，是主任或副政委，他拿大三线建设文件干什么？又为什么带着那么重要的文件喝酒？见韩冰为什么白天不去偏要在夜里去？那份重要文件，即使不被泄露，岂不是要在袁农的皮包里过夜？

仅凭这一重大泄密事件，袁农脱制服都是轻的，所以调查人员那番话也是有理有据的：“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之夜，你在监狱中的逃脱经历，构成了档案中不完整不清晰的几点。大屠杀中你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而同志们都牺牲了，所以组织上完全有必要调查此次窃走你公文包里文件的事件性质和你本人。你是投身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解放以前从事地下党工作，最该了解保密条例和组织纪律。另外有干部和群众反映，你包庇劳教人员，利用职权之便，给自己的老婆恢复工作，这里面有没有徇私情的成分？”

袁农的辩解苍白无力且令人齿冷：“她不是我老婆，我们早就离婚了！”

调查人员毫不客气地揭穿：“也存在这样的说法，你隐瞒，你是假离婚，搞迂回战术！”

不管袁农是否冤枉，他的垮台，都让韩冰彻底离开了重庆公安局而回到了劳改农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避免了更重大的损失——不但袁农对韩冰毫无戒心，就连陈国华也对韩冰比较信任，马小五甚至拿韩冰当榜样，如果韩冰继续留在公安局，即使仅为后勤人员，也依然有机会窃取情报甚至搞破坏。

袁农在接韩冰出劳改农场回公安局的途中，在坐在吉普车上聊郑耀先：“每次叫他周志乾，我这心里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他是什么人，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1947年5月底，我所在的地下联络站绛轩茶楼突然接到一份密报，说国民党要在六月一日凌晨，对川渝两地的共产党进行大搜捕，我也在名单上，让我马上撤离山城。送密报的那个人，用的是死投的情报传递方式，只见情报不见面，可对方自称自己为陆汉卿的茶友，当时老陆已经牺牲，他的茶友，不是风筝还能是谁？”

韩冰已经觉察到异常，马上追问：“他为什么给你送情报？”

公安局高级干部袁农面对的是刚解除劳改，还没有公安后勤工作的韩冰，又是竹筒倒豆子：“他一定是想通过这个行为，获得一种假象，想重新获得组织对他的信任，继而潜伏在革命的阵营，继续他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勾当。”

以韩冰的敏锐，当然能捕捉到袁农那番话的真实含义：风筝，就是陆汉卿的朋友、军统六哥郑耀先——军统和中统都知道郑耀先和陆汉卿关系比较密切，袁农等于坐实了郑耀先的潜伏者身份。

袁农为什么要对韩冰说这番话，以及在重庆时为什么要违背组织纪律向延安发报求证风筝身份，这些问题读者诸君肯定也会有疑问：袁农做的这一切，岂不正是韩冰想做而做不得到的？

袁农第一次被捕是怎么逃出来的？第二次被捕是否冤枉？这两个问题，估计连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也回答不了，但我们还有更深刻的问题：袁农两次被捕，第一次没有自杀，第二次怎么就不想活了？

袁农没有死在渣滓洞，却死在了比较不可说的地方，这正合了当年毛人凤把叛徒留下来的险恶用心。沈醉在《军统内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对待叛徒的手段》中记载了毛人凤的原话：“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我们还要好得多。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

袁农的自杀，可能是惧怕挨打，也可能对前途绝望，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人，能否在军统（保密局）的酷刑之下坚强不屈？他为何带着绝密文件在喝醉后去见韩冰？他第一次被捕“逃”了出来，第二次基本没有死亡风险，却为什么自己不想活了？这三个疑点，恐怕睿智的读者诸君也解释不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