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军阀赵恒惕的密捕令已下发,目标是正在湖南搅动工农运动的毛泽东。就在全城封锁时,一辆青布小轿停在一处简陋宿舍的巷口,年过半百的符定一撩开轿帘,攥紧了衣襟里的字条,借着夜色敲响了那扇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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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时,毛泽东正就着油灯批改农运传单,见到来人,惊得手里的笔都顿住了:“校长,您怎么来了?”符定一顾不上寒暄,反手掩上门,压低声音道:“润之,快走!赵恒惕要对你下手了。”他鬓角的白发微微颤抖,却字字笃定,“你不是寻常人,中国的未来还等着你,不能折在这里。” 这一夜的营救,是符定一与毛泽东十余年师生情谊的高光时刻,而这份情谊的起点,要回溯到1912年的长沙一中考场。
那年春天,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彼时的符定一,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国文阅卷的主笔。堆积如山的试卷里,一篇《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要策》的文章,让见惯了八股文的符定一眼前一亮。文章里,少年将家国困局与世界潮流勾连,笔锋里既有乡野青年的赤诚,又藏着洞察时局的锐利。可当他看到卷首“毛泽东”三个字,再听闻这考生是湘潭韶山冲来的农家子弟,竟生了几分疑虑——这般见识,真的是一个乡野少年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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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即让人叫来毛泽东。办公室里,少年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湘潭乡音浓重,却在面对符定一关于近代史、古文修辞的连番追问时,应答得条理分明,甚至能旁征博引。符定一索性当场出题《论救国之道》,要他当面作文。一个时辰后,一篇纵横捭阖的文章摆在案头,符定一猛地拍桌:“奇文!此子必成大器!”他不仅将毛泽东定为榜首录取,还从书架上取出珍藏的《资治通鉴》,亲手交到少年手中:“读懂这些,将来不止为人师表。”
在长沙一中的日子里,符定一成了毛泽东的“引路人”。他不像旧式塾师那般死守圣贤之言,反而常带着学生讨论时政,鼓励毛泽东读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的译著。毛泽东写就《商鞅徙木立信论》,将典故引申为政治诚信的呐喊,符定一读罢,立刻推荐给全校同仁,还登在校刊上供师生共赏。后来毛泽东觉得校内知识是“死学问”,决心退学去社会上求索,符定一虽惋惜,却也尊重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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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校园后,两人的联系从未断绝。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半工半读,成了符定一家中的常客。那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仅8元,符定一便每月接济他5元;知道他嗜辣,每次都让妻子备上一碗油泼辣子。
1925年的那场营救,更是符定一用身家性命赌下的“国运”。此前他从省政府秘书长的表弟口中得知密捕计划,先是以自己的议员身份和威望为毛泽东担保,直言“此子是国家未来,我以性命作保”,又连夜摸黑赶往毛泽东住处。起初毛泽东还惦记未完成的工作,符定一急得拍了桌:“你若出事,湖南的工农运动谁来领?中国的变局谁来开?”他帮着收拾行李,一路护送到火车站,直到火车鸣笛驶离,才松了口气。
1946年,毛泽东邀符定一赴延安共商国事,师生二人在窑洞前漫步,在延河畔畅谈。符定一在延安待了三个月,逢人便说“延安三个月,胜读十年书”。回北平后,他四处宣讲解放区的新风,却因此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毛泽东得知后,立刻电令叶剑英设法营救,在80余名教授的联名抗议下,符定一终得脱险。1948年,符定一秘密抵达西柏坡,向毛泽东献策“先武攻天津卫,后文取北平城”,这一策略被党中央采纳,最终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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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符定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毛泽东升起五星红旗,眼眶不觉湿润。不久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执意让符定一坐上座:“您是我的老师和校长,理当居首。”后来,他又特聘符定一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还为其编纂的《联绵字典》题写书名。
1958年,符定一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他攥着那本泛黄的《资治通鉴》——正是当年送给毛泽东的那部。而他当年那句“此人必改变中国”的断言,早已在神州大地上成了现实。 从1912年的考场识才,到1925年的生死相护,再到建国后的携手擘画,符定一与毛泽东的师生情,早已超越了私人情谊,成了一段“伯乐识千里马,千里马成国之栋梁”的历史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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