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有时候，一场天大的祸事，根子就埋在一个谁都觉得“没毛病”的决定里。
一九四七年，华北的天空眼瞅着就要彻底红了。
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一个个胜利的消息从前线传来，老百姓听着都觉得这日子有奔头了。
可就在这当口，冀东军区，咱们自己个儿的地盘上，出了一件捅破天的大事。
几十个高级干部，不是牺牲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反倒是折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后方小村庄。
这事儿传到延安，毛主席听完汇报，桌子拍得山响，就两个字：严办！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那年春天，冀察热辽分局要在林西县开个会，研究下一步怎么打，怎么反攻。
冀东区家底厚，对这会也上心，派了个七十二人的代表团去参加，带队的是政治部主任李中权。
这七十二个人，说白了，就是冀东以后搞建设的顶梁柱，脑子里的东西比金子都贵。
一开始，护卫工作是妥妥的，一个精锐警卫排跟着，个个都是好手。
可偏偏就在开会的时候，前线有场硬仗，弹药跟不上了，急得火烧眉毛。
命令下来，警卫排的大部分人马，立马换任务，去押送一万发子含着火药味的子弹上前线。
这命令，从军事角度看，一点儿没错。
前线等米下锅，后方再安全也得先保住锅。
可问题是，这边一抽调，代表团身边就剩下六个警卫员了。
七十多个高级干部，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走在路上，这心里能踏实吗？
军区也知道这事儿办得有点悬，赶紧想辙补救。
调来了骑兵三团五连，七十多号人，一人一匹马，看着挺像那么回事儿。
可李中权主任心里那块石头，非但没落地，反而悬得更高了。
他一看这连队的装备，心就凉了半截。
清一色的老套筒步枪，连一挺能“哒哒哒”扫一片的轻机枪都没有。
这火力，真要是碰上硬茬子，跟烧火棍能有多大区别？
装备不行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人。
带队的叫穆根力，骑兵三团政治处的副主任，他领这个任务，脑子里那根弦就没绷对。
他的差事，是“保护首长”，天塌下来都得顶着。
可他呢，好像就当成了一般的行军任务，护送队伍走一程而已。
保护的人和被保护的人，从根子上就没拧成一股绳。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号，天擦黑，队伍晃晃悠悠地到了一个叫柴胡栏子村的地方。
这是一个位于内蒙古赤峰地界的小村子，偏僻，看着也安生。
就是在这个地方，一连串要命的失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
当时的情报是这么说的：东边的赤峰城里有敌人，那是主要威胁方向；西南边呢，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安全得很。
这个情报本身没大错，可它成了制定一个灾难性宿营计划的依据。
安排是这样的：七十二个干部，基本都是文职，身上除了几把防身的小手枪，没别的家伙，全被安排住进了村子正中心。
而他们唯一的指望，那个七十多人的骑兵连，却被安排驻扎在村东头两公里外的一片空地上。
两公里。
搁在平时，骑着马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
可到了战场上，尤其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这两公里就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这部署，就等于把一群没牙的老虎关在个没门的院子里，却把猎狗拴在了院子外老远的地头上。
这叫哪门子保护？
这简直是把人往火坑里推。
如果说，这个离谱的宿营安排是把火药桶搬到了屋里，那护卫总负责人穆根力的一个举动，就是亲手把火柴给划着了。
五月二十一号，凌晨，天还没亮，村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穆根力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做出了一个让后人想了几十年都没想明白的决定。
他跟手下说，要去侦察地形，防备东边的敌人。
说着，他竟然带着连里绝大部分的骑兵，离开了宿营地，跑到村子北边的山头上去了。
这下可好，柴胡栏子村里的代表团，彻彻底底成了一支孤军。
唯一的护卫力量，主动跑到了一个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观察敌情”去了。
村里的人还在警惕着东边，做梦也想不到，死神正从他们认为最安全的西南方向，像狼群一样悄悄地摸了过来。
来的这伙人，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就是一帮刚被我们打垮的国民党十三军的散兵游勇，裹挟着当地的土匪，上千号人，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他们本来是逃命的，结果一头撞进了这个防备空虚、遍地是“肥肉”的柴胡栏子村。
凌晨五点，天边刚泛起一点鱼肚白，枪声毫无征兆地响了。
那枪声，又密又急，一下子就把整个村子的宁静给撕了个粉碎。
李中权觉多，起得早，正在村西口溜达，第一个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还没来得及喊，敌人的子弹就跟泼水一样扫了过来。
敌人从四面八方，特别是那个被认为是“安全区”的西南山坡上，黑压压地冲下来。
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各种家伙事儿一齐开火，整个村子瞬间就成了一片火海。
村里的干部们，平时都是拿笔杆子的，这会儿也只能抄起身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当武器。
几把驳壳枪，几杆破步枪，还有几颗不知道放了多久的手榴弹。
他们依托着土墙和破屋，跟疯了一样的敌人死磕。
政治部主任李中权，这位文职干部，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线指挥员。
他的右胳膊骨头被子弹打碎了，左肺也被打穿，血一个劲儿地往外冒，他就靠着墙，用沙哑的嗓子指挥大家抵抗。
那场仗，打得太惨烈了。
组织部长苏林燕，一个女同志，端着一支步枪就守在村口。
她枪法准，硬是凭着一个人，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
就在她第四次探出身子瞄准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胸口，人当场就倒了下去。
副政委王平民，那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什么场面没见过。
他带着几个人想从侧面突围，腿上中了一枪。
敌人看他是个官，乌泱泱地围上来，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宣传部长冀光和财政厅长王克如，两个人被堵在了一间民房里。
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把枪砸了。
敌人围在外面喊话，让他们投降。
回答他们的，是屋里传出的骂声。
敌人气急败坏，干脆点了把火，房子很快就烧了起来。
两位部长，就在那熊熊大火里，站着走了。
村子里血流成河的时候，最让人心寒的一幕，发生在两公里外的北山山顶。
穆根力和他带的那个骑兵连，把村里的枪炮声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是代表团唯一的救兵，按理说，听到枪响的第一时间就该催马往下冲。
可是，穆根力怂了。
他被山下那阵势吓破了胆。
看着敌人人山人海，火力又那么猛，他非但没下令救援，反而做了一个更可耻的决定——带着队伍继续往北山深处撤。
他还给自己的行为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叫“占据有利地形，观察敌情”。
后来，一个代表团的同志浑身是血，拼死从村里冲出来，找到了他，哭着喊着求他去救人。
穆根力还在那儿犹豫不决。
他就那么眼睁睁地听着战友们的惨叫声和枪声，慢慢地稀落下去，就是不动。
他的沉默和犹豫，就是对战友的背叛。
等他最后磨磨蹭蹭地带着人靠近村口时，战斗已经结束了。
迎接他的，只有烧焦的房梁，满地的弹壳，和二十二具冰冷的遗体。
柴胡栏子村的悲剧，让整个解放区都震惊了。
二十二名同志牺牲，其中有五位是省地级的大干部，冀东区的领导班子差一点就给打断了。
这损失，比打一场败仗还大。
军法处的调查很快就下来了，矛头直指那个临阵脱逃的穆根力。
最终的判决是：开除军籍，判刑五年。
在那个打仗打得缺兵少将的年代，这个判罚算是顶了天了。
这事儿过去很多年，活下来的李中权当上了南京军区空军的政委。
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一句话，他反反复复地写，反反复复地说，那话里浸透了血和泪：“那天早上如果护送部队在村里，战友们就不会牺牲！”
穆根力服刑期满后被安排到了地方工作，再也没有回到军队。
而柴胡栏子村外那两公里的距离，成了李中权将军一生都无法跨越的距离。
参考资料：
李中权. 《李中权回忆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共党史人物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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