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晟：回忆白寿彝先生

我早闻白寿彝先生大名，然以为他是马列主义学者。我们195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11月初分组，傅同钦去明史组，组长为白先生，副组长为王毓铨先生，当时青年人有张兆麟、傅同钦、刘重日、周远廉、安守仁、林鸣凤六人。白先生每周来两次或一次。其培养青年人的办法，先让年轻人看《明史纪事本末》,再读《皇明经世文编》,此书当时全国仅五部，读时采录其中要点，大家都觉得其内容极丰富。次年初白老又让我们剪一套《天下郡国利病书》,亦收获极大。同钦认为白、王二老非常厉害，而所内又以培养张兆麟、傅同钦为重点。当时我在隋唐组，又在谭其骧先生处研究《新唐书·地理志》,以《地理志》所述对照“杨图”(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亦有收获，并撰一文《试论《新唐书·地理志〉之根据》,提出一些异议，认为该志引用史料属五代时期，不科学。而谭先生是年已回复旦。当时所内学术秘书阴法鲁先生亦是北大老师，我通过阴先生转告白、王等先生，希望去明史组，得白先生批准，王毓铨先生又去所中查我及傅在大学之成绩，认为都不错，乃入是组。但此后白先生已不经常来，来亦不主持会，专看《明实录》。但白先生此时已认识我。我曾在1957年4月白先生主持的会上，谈学明史看《明通鉴》之不足。以后跟白先生见面则少。1958年初，白先生在北师大很活跃，我大学同班同学马寿千兄亦至北师大跟白先生学回族史。一次马兄向白先生问傅及我之情况，白先生认为傅极努力而我不太用功，此事应在1956年至1957年时。我在1958年初也曾去北师大研究班上听过一次白先生上课，觉得结合形势让学生谈体会之办法挺好。此后与白先生见面更少。而明史组亦已名存实亡。傅同钦及我又在1958年5月至9月一度拟调南开搞清史，又未成。1959年傅同钦又下放河南，1960年又四出调动，直至1963年至南开，这段时间我均未与白先生接触过。

20世纪50年代，历史所图书馆入藏一批徽州文书，这批文书的入藏也与白先生有关。1956年，北京中国书店忽来大批安徽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数量极大，都是安徽土改时的遗存。当时书店也给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送来不少，价格低廉。所图书馆见数量太大，乃询问明清史(实仅有明史组)诸老的意见。白先生说，可以连买带抄，抄的就不买了，多数有价值的要买，字数少的可以抄而留下来。于是组内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就把简单而易抄的抄了一些。除抄写外，所图书馆也购藏了不少原件。这批徽州文书现在已经是历史所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也使历史所成为重要的徽学研究中心。

1964年8月，白先生及郑天挺先生去沈阳开满族史讨论会。我去送郑老，在火车软席见到白先生，白先生说一起去吧!没几天我真的去了。在会上我只能就边界问题请主编傅乐焕先生注意，白先生在会上小声对傅先生说：克晟所提，傅先生点头。白先生似对我有称赞意。当时白先生未带笔，只在小卖部买一圆珠笔芯，在小本上记录；又一次买一小西瓜捧着。会后不久我去北京，与马寿千、曹贵林去西单武功卫看过一次白先生。

我于1973年8月由农村回南开。1974年春我已知白先生要编《中国通史》,又从老同学陈崧处知蔡美彪处亦需人。于是一次与马寿千、曹贵林又去拜访白先生，马寿千还背后向白先生推荐过我。这已是1977年之事了。是年11月我知傅衣凌先生已退休至白先生处工作。又在11月初，在中山公园某处听傅衣凌先生讲演。是年12月傅先生回厦门开政协会议，并由退休恢复原职。当时傅先生住在人民出版社，一早白先生坐车去送傅先生。我与汤纲等人当时亦住人民出版社，并出送之。白先生客气地说，只克晟送即可。后白先生一次与寿千说，有时约人来，人家单位不放。此后寿千兄因女儿卖牛羊肉，常送白老牛羊肉，他们关系比前更密切。1979年末，历史所梁寒冰约郑天挺先生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由胡一雅协助。胡一雅及梁寒冰让我回历史所。魏宏运说，白先生亦让他去。以后白先生编《中国通史》,让周远廉、孙文良主持“清史卷”。1986年在大连召开清史讨论会，我亦去参加，但论文未写，在会上讲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为跨清代，在报题目时加上“清初”。此会白先生似未参加，而是在大连休息，在闭幕式上去了一下，并与大家一起照相。由大连回津时，我与马寿千同一车，白老亦在这趟车的软卧。次晨，马寿千陪我见白先生，先见其夫人。其夫人极客气，说：“咱们这是什么关系呀!”(她先夫为孙人和蜀丞先生)。又见白先生，白先生说虽不常见面，但对我极关心，也知道我来参加这个会。又问我论文题目，我说了一下，他说土地与政治分不开，直影响到今天，对我之题目表示赞赏。我又向他推荐曹贵林参加《中国通史》“明史卷”写作。他言与王毓铨先生谈谈。又说知我来此，询问过几次。

1980年4月开全国史学界代表大会，白老亦当选为主席团成员。8月郑老主持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亦邀请白老参加。我还与白老通过电话，先问其来不来。挂后又想起问王毓铨先生回国否?他言不知道。当时能打长途，认为是大方便，可见当时之落后。此会给北师大一份请柬，师大原安排参会之人不合适，我还去京请白老改为换顾诚参会，由白老太太转告白先生，顾诚也来参加会了。

1990年1月2日，我至北京大学古委会见安平秋等人，住北大一天，次日早打电话给白先生，欲去看望。其刘姓助理言下午4时为白先生见客时间，上午不行，我乃请其向白先生致意，以下午即回津矣。1991年11月古委会改组，8日开幕会，在会上见到周一良、邓广铭师及白老，但见白老已坐轮椅。他说极想与我聊聊，但我见他身体如此，未敢造次。1994年10月开会庆贺白老八十五岁寿辰，刘助理让马寿千通知我，我亦去参加。去前在东单南一纸行买一相册。次日赴会，见白老坐轮椅与参会者见面。奇怪的是许多人如启功及刘乃和先生均未参加。我会上发言述白老在1955年后培养我们之办法，他指导我们读书、搞分类索引、剪贴史料，这样循序渐进地学习，使我们受益匪浅。白先生讲课非常灵活，对人有启发。上课前他总要问我们看没看新发表的某篇重要文章，有什么想法，然后他再谈自己的看法，使大家有深刻的体会。时白老已离席回家，在家听我发言，让刘助理问马寿千我有讲稿没有，拟发表。我确无讲稿，乃请马寿千转告刘助理辞之。是日会上我还见到何兹全先生，何先生告诉我有何仙槎(思源)先生给郑老之信，不久寄来复印件。此信手迹后在纪念何思源先生的文集《一位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何思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何兹全、丁岚生、万永光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中发表，亦此会另一收获。

以后我即未再见过白老。2000年初马寿千告诉我白老病危，后又听说渐好了。但在3月白老即病逝。我收到刘助理寄来的讣告，王连升亦收到。又1985年左右白老谓我应去同仁医院看望侯外老，我亦去。白老曾助人于危难之中，如对何兹全先生、王毓铨先生等。但顾颉刚先生则非之，认为解放后白对顾落井下石。白老出身燕大，是顾先生的学生，由顾先生推荐至云南大学任教。1942年白先生至中央大学，解放后至北师大任教。

2013年6月17日

来源：郑克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中华书局，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