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十一年京北长城边塞两个月的攻防战

图文/王海

京北燕山前缘，自怀柔西水峪向东至大水峪、密云石塘路分布着二三十处明代关隘。这些砌筑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关塞与城墙，构成了一道戍卫京师的屏障。今天的这些地方都是游人访古慨今的景点，但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中期，这里曾是战事频发的边塞前线，发生过多起短暂的冲突。

嘉靖十一年（1532）秋冬季，在京北自西至东的磨石口、渤海所、慕田峪、亓连、河防、神堂、大小水峪和石塘岭地带，就经历了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动荡。期间，戍边明军以及关内村庄，受到了很大损失。

▲ 冲突缘起于蒙古朵颜部落与明朝的恩怨

历史上，被称为“朵颜三卫”的蒙古部落，是明初太祖朱元璋在北方边境设立的卫所。明成祖朱棣在起兵争夺皇位时，曾得到其中兀良哈地区蒙古骑兵的帮助，兀良哈即“朵颜三卫”之一部。

朱棣登基后，作为回报，将原来大宁卫（今内蒙古宁城一带）以南的一些地方划给朵颜等部落驻牧，并允许他们各部落在指定关口进行贸易，接受赏赐，史称“抚赏”。这政策的实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京北边境的相对安定。

朵颜三卫的活动区域，南到蓟州、昌平一线的长城脚下，西边以宣府镇的长城（大致从今延庆白河堡到河北独石口一线）为界。而在南界与西界交汇的西南角，有一块地方就是今天怀柔庄户村北一带。这一段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被称为“东大墙”的长城支线未修筑之前，是明朝防御最薄弱地带，甚至可以说是“弃地”，这也是朵颜部落活动范围的西南边缘。

然而，这种平衡并未长久维持。到了明朝正统年（1436-1449）以后，明边防逐渐松弛。蒙古各部，包括朵颜三卫，向南推进的步伐加快，他们常常在长城之外驻牧，并到各关口索要赏银和生活用品。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冲突。

嘉靖九年（1530年）以后，那些长期在渤海所关外接受抚赏的朵颜部落，因为觉得赏额不够，开始表面顺从，暗中违逆，甚至为强大的蒙古瓦剌、鞑靼部落充当向导，入关抢掠。后来，他们干脆自己找各种理由，直接破关而入，在关内村镇劫掠人口、牲畜和财物。

▲ 袭扰升级与明军守备

自嘉靖十一年十月，边境局势明显紧张。根据明朝的档案记载，渤海所、大水峪关等地，“时常有零星的虏骑窥探，或等待机会入犯”。起初，这些蒙古骑兵还不敢深入，他们的行动很有规律，多选择每月十五前后月光明亮的夜晚，或是潜入，或是强行攻破关口，进入关内抢掠。每次无论是否得手，通常在拂晓前就会退出关外。

但十月过后。蒙古骑兵闯入大水峪、亓连口、慕田峪、擦石口、磨石口等地抢掠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是朵颜部下一个首领，名叫“野达通汉老究”（明朝文书里常简称为“通汉”或“野达”）的部落。这个部落能作战的骑兵有三千多人，加上随行的家属奴仆，总数约有万人。他们的战术是，先在水草丰盛的山谷中设立临时营地，作为后勤基地，然后将人马分成多支小股轻骑，沿着古北口边外向西，对各个长城关口进行试探性的攻击。

在磨石口、擦石口一带，他们最初的袭扰规模很小，“每次多不过十几骑，少的只有五七骑”，速进速出，不敢久留。这给当地明军守将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这些骚扰并不足惧。

然而，明军的守备状况很差。当时，“黄花路渤海所”防区下辖的磨石口关，关墙还算坚固，但戍守的士兵纪律松弛。而东边的擦石口，当时还没有修筑起正式的关城，只是一个天然的山岭垭口，只有两座不大的烽火墩台，台上有草屋，由几名士兵看守。山下的擦石堡，名义上有守兵，但实际只有五十多人，而且还有逃亡后未能及时补充的空额。整个防区的战备极弱。

▲ 朵颜部关外伏击战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后半夜，野达部落的十几名骑兵，又一次突入了磨石口。此前明军驻边千总谷寿，根据前方“夜不收”的情报，已经有所防备。但他没在关口进行强力拦截，而是故意将这股蒙古骑兵放入了关内，想诱敌深入至南冶口附近，再调动驴鞍岭、大榛峪等堡的守军包抄后路，进行围歼。起初计划似乎奏效了，蒙古骑兵遭遇阻击后，“不能抵挡”，迅速撤出关外。

此时天色将亮，蒙古骑兵退到了磨石口关外今庄户村后山一带，却并不急于远遁。千总谷寿见状，决定率领战兵出关追击。此前谷寿曾对部下动员说：“这些腥膻零寇，实在没什么可怕的。如果他们进犯，一定抓来剁了煮了！”

这次他发现对方人马不多，且行动看似骄横散漫，进出关口如同闲庭信步，异常愤怒。他与把总郭祥一起，率领一百多名战兵，分别冲出擦石口和磨石口，沿着今庄户东沟向东翻越山梁，一路追到被称为“臭水坑”、西栅子的沟谷地带。

往北追到八道河附近时，天已大亮，而蒙古骑兵的踪迹却消失了。谷寿、郭祥的人马停了下来，准备调头回营。突然，只听四下里呼哨声骤起，弓弦响动，箭矢如雨点般从两侧的山岩和巨石后射来，明军士兵纷纷中箭倒地，河滩瞬间被鲜血染红。

紧接着，大批蒙古骑兵挥舞着弯刀，喊杀着从隐蔽处冲出。明军猝不及防，陷入重围。更严重的是，在谷寿部队出关追击的同时，野达部落埋伏在另一处的另一支人马，兵不血刃地趁虚攻入了防守空虚的擦石口，闯进城堡，将里面储存的兵器、盔甲、旗帜、战鼓、棉衣、营灯、水袋等物资抢劫一空，又牵走了马厩驴棚里的牲口，驮着掠夺来的物品，吹着口哨，从容离去。

八道河附近这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中，千总谷寿、把总郭祥及其所率的一百三十余名明军士兵，全部战死。关于这场战斗的具体时间和阵亡将领，后世方志记载略有出入。

例如《康熙·密云县志》将此事记在更早的弘治十三年（1500年），并列出包括谷寿、郭祥在内的七位阵亡军官姓名，供奉于忠义祠。但主流史料如《明世宗实录》支持嘉靖十一年的说法。但无论具体日期如何，这场惨败对当地明军士气打击很大。

▲ 战败问责与边防弊病

这场战斗的惨败，使明军斗志大衰，一时间各堡各寨的守军紧闭大门，再也不敢集结兵力主动出击。而蒙古兵马则肆无忌惮。过去他们入关多是“顺手牵羊”，抢了就跑。现在三五十骑敢进来，七八个人也敢来，而且进来后并不急着走，有时一整天才撤离。有时甚至在乡村附近扎下帐篷，堆放抢来的东西。

那时还没设置昌平镇和黄花路，自大榛峪口以东至大水峪的各关口，在名义上归驻古北口提督统辖，分守将领由密云西路参将袁继勋负责。

然而，这袁参将“胆小怯弱”，手下兵丁也多是躲着敌人，任凭入犯之敌纵横抢掠，不敢射一支箭。虽有士兵气愤请求出战，但袁继勋极力阻止”。因此，蒙古部落知道了明朝官军并不可怕，“来去自如，导致昌平、怀柔、密云等地惨遭掳掠”（《明实录》）。

鉴于黄花路、渤海所一带“关防松弛特别严重，屡次被狡诈的虏骑践踏”，嘉靖帝震怒。颁旨兵部，要求严查失守责任，谋划长远安定策略，迅速上报。

兵部召集会议，分析了擦石口、磨石口、亓连口、神堂口等地接连失事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防守责任不专一。先前朝廷命令规定，驴鞍岭、磨石口、擦石口等地归黄花镇守备管辖，但近年又让密云西路参将就近督导。表面上是两地协同防守，实际上互相推诿。加上守将管束不严，士卒玩忽职守，防线几同虚设。

二是参将袁继勋本人怯懦无能，缺乏谋略，不称职。

三是总的防御有问题，宣府镇外围长城墙体没能与蓟镇边墙连接成闭合的防线，烽火台和军堡稀疏，很多山间小路都是敌军闯关的通道。而宣府东路的守军畏敌不前，不主动担当屏障京师、护卫皇家陵寝的责任。

随后，皇帝训诫了相关镇、抚官员，并将弹劾袁继勋的奏章批给都察院。袁继勋被锦衣卫逮捕问罪，最终以渎职失守罪名，发配到辽东充军。同时，一大批相关将官都受到了惩处，包括大水峪提调段大经、渤海所把总孙杲、擦石口巡墩千户何继宗等人，或降级，或罢职，或罚俸。

▲ 先惩罚后筑墙

然而，兵部会议的失守结论，多是直接原因和表面现象。处理几个失职的将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怀柔、密云结合部这个防御薄弱地带的隐患。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蒙古各部仍然连年入犯。

如果从根本上巩固，还得从加强防御工程上入手。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在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主持下，宣府镇防线的八达岭向东至大火焰山的长城及著名的“九眼楼”得以修筑完善。更重要的是，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连接宣府镇与昌镇长城的关键线段——“东大墙”终于筑成。这道墙北起今称九眼楼的“镇南墩”南至今称北京结”的“擦字火焰山墩”。这道墙体的修建，填补了宣府与昌镇结合部之间的空隙，将原本孤立的关口连接成一道连贯的防线。

自此以后，擦石口、磨石口以东等关隘才被纳入整体防御之中，大水峪等关口也减少了侧翼的威胁。

随着嘉靖后期，隆庆，万历初长城关隘大规模修筑，“杂防”设施的完善以对”主”、“客”边军的整饬，才逐渐实现了有效防御。

发生在嘉靖十一年的这场磨石口之战，只是明代两百多年边境史上无数中小规模冲突中的一例。它映照出了明中期边防戍守以及工程防御等多方面的问题。也反映了冲突的起因，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民生需求的抚赏与贸易等边地建设等问题。

而局势最终的缓解，是因为“万历新政”后的俺达汗“归顺”，以及日益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建设。

如今，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山岭城墙墩台上也没了披坚执锐的身影，但当人们漫步在长城古道时，那些关于修筑、戍守、冲突与边民生存的往事，依然会透过砖石的缝隙，播散出深沉的历史回音，仍会引人遐想和深思。

注：文中的“虏”、“夷”、“胡”等均是原文用语。

2015年2月01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