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收报机缺失导致无线电台无效，成为李白无罪关键节点

文章转自网名：文生民创——同人老师

倾力营救李白

在张志申、叶钟英他们撤出上海后，潘汉年在上海的部属中只有刘人寿一个人懂报务，但他又不懂机务，所以潘汉年介绍刘人寿与涂作潮认识，让他向涂作潮学装配维修。

王一知时常装作串门样去各密台看看，1942年夏天，当她看到李白一家住在亭子间耐受着高温闷热，认为机器也受不了这样的高温，不禁心中责怪季建石对他们生活上的照顾不到位。

恰好龚饮冰的好友许彦飞在福履理路福禄村10号（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新造的房子落成启用，空置的三楼在报上招租。

龚饮冰、王一知就让李白自己前去租房，万源湘绣庄则做了租房的铺保，1942年7月，李白一家迁住到这里。

没成想，住进新房子才两个月，在中秋节的那天凌晨，李白夫妇在家中被捕了！

也幸得硬件高手涂作潮的杰作，李白在日军宪兵特务闯入之前，将收报机上的两个线圈拔除，捋直后扔到了墙角，使这台收报机变回了一台普通的收音机。

由此，从李白家抄获的就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而没有收报机就构不成无线电台，这成为以后不能对李白定罪的一个关键节点。

天大亮后，王一知提着一包点心，向福禄村10号的后门走来，却看见后门关着，一楼住户的保姆站在门前，看见她走来，用左手扶住门把、右手在腹胸前连连摇摆，王一知马上警觉，知道李白这里出事了。

王一知装作无事人一样从容走过，出弄堂后即赶到交通员何建初那里，通报了李白出事的消息，两人分头向各处报警。

王一知设法紧急通知了郑执中和杨建生，等她回到家，朱志明、梁毓哲自然也得到紧急撤离的通知。

紧急撤离就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郑执中夫妇、朱志明、梁毓哲、杨建生奉命撤往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安徽天长县黄花塘。

“身穿枣红色西服”的康善贤赶到涂作潮的“闻远公司”，通报了李白被捕的消息，涂作潮又赶到刘人寿的住处，告知其李白被捕一事，并在那借宿，躲躲藏藏一周后，涂作潮接到了撤往新四军驻地的通知。

临行前，他告诉已结婚几年的妻子张小梅：“我的真名是涂作潮，不是蒋贵庭。如果我以后回不来、那时候又是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去找党询问我的下落，他们会管你母子几人的饭食，如果共产党坐不了天下，你就当没有涂作潮这个人。”

在交通员王耀三的护送下，涂作潮从真如站上火车，到下关后途经六合，安全抵达中共江苏省委驻地泥皮湾，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电台的机务主任，不久他的妻儿也被地下党接出上海送到涂作潮身边，一家人在解放区团聚。

撤出上海一年后，涂作潮一家五口从新四军军部出发，经泗阳、烟台、天津、北平、太原、忻县等地，历时大半年，终于在1944年7月抵达延安。

龚饮冰、王一知一家先住到了一个朋友家里，撤离前他们找了两个人：一个是许彦飞，另一个是季建石。

许彦飞，湖南长沙人，1923年在长沙《湖南日报》任编辑时，结识了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任委员龚饮冰，两人因意趣相投，时有交往，遂成好友。

龚、王夫妇找到许彦飞后，向他坦承一切底细，并希望许彦飞帮助营救李白，许彦飞听后虽惊奇不已，仍慷慨允诺尽自己所能搭救李白，并将万源湘绣庄为李白租房时出具的铺保书取出，当众撕毁，以解龚、王夫妇的后顾之忧。

之后，龚、王夫妇找到自己的下线、具体负责照应李白等人生活的季建石，命他尽一切力量营救李白，并把郑执中台、杨建生台以及自己一家居住的共计三处房产、电台转移等善后事宜托付与季建石。

交代安排妥当，龚饮冰一家撤出上海，辗转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后到达重庆。

营救李白的重担落在了季建石肩上。

李白这次能从日军牢狱中捡条命出来，除却最最重要的自身坚不招供外，季建石坚定的营救决心和三位传奇人物的鼎力相救，实是最大的功劳。

这三位传奇人物除了许彦飞，另两位就是化名张建良的华克之及他的好友、化名张子羽的任庵。

自被捕半年多来，虽然 “每周必定被严鞫（ju）一次两次”，但李白“经受了敌人种种酷刑，他没有说出组织上的秘密，也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地址和姓名”，除了“只是说有某某商人托他收听国际广播行情，做投机生意，彼此解决生活问题，其他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季建石托内部工作人员打听到的李白的详细口供笔录。

季建石知道姨夫任庵有营救李白的能力，也想请姨夫出手相救，但又怕自己说不动姨夫，反而会把门关死，正在犯愁之际，季建石“这一天，他忽然想起了华克之，兴奋得在室内打圈圈儿。”

他知道自己的姨夫任庵与华克之是生死之交，如果能让华克之去说动姨夫，营救之事就有把握了。

这个华克之曾是名震上海滩、死硬反蒋分子王亚樵的得力干将，曾上庐山刺蒋，未遂后又组织晨光通讯社，欲再次刺蒋，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惜华之部属孙凤鸣只击中副车汪精卫，却仍成为轰动天下的南京刺汪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克之赴延安投奔共产党，现已成为潘汉年的得力助手。

任庵是国民党的元老，与蒋介石、周佛海、顾祝同、戴笠皆有很深的渊源，此处只讲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日寇占领整个上海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自己在上海的产业安全甚为担忧，而周佛海又在寻求重庆方面的退路。

任庵就在周佛海、顾祝同中间行走，一方面让周佛海保护顾祝同在上海的产业安全，一方面又让顾祝同将周佛海列为重庆地下分子，两人各得其所、各取所需，所以任庵深受此两人信任。

华克之听了季建石对李白案的介绍后，表示一定会尽全力为之。

随之他商请任庵帮忙，又向“老太爷”张唯一作了汇报，张唯一已听刘人寿汇报过此事，同意华克之借助任庵之力全力营救李白。

任庵与华克之再三商谈后，决定向周佛海说李白是自己与重庆方面联系的报务员，之所以要这样说，因为当时日伪方面正在寻求与国民政府谈判。

有了这些基础和铺垫，在周佛海向日方保证、许彦飞又请人具保的情况下，李白在被捕近十个月后，于1943年6月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李白告诉裘慧英，敌人把他当作重庆分子释放了。

众人狂欢之余，李白坚请季建石告知营救经过，季只好把任庵、华克之、许彦飞等人出力营救的情况一一说了。

李白又坚请季建石带他去上门致谢，于是“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季建石带着李白来到任宅，向任庵道谢，适巧华克之也在场，大家都认识了。”

而据裘慧英的口述回忆，她在被捕的“一个月后，敌人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我释放了。”

她出狱后不久，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问明她姓裘后，这个“孩子把一封信朝我手里一塞就走了。信是组织上寄来的，大意是：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很高兴，但是现在还不能去看你。你在里面表现很好，表示钦佩。希望你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

李白夫妇获释后，许彦飞集资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141号开设一家良友糖果商店，让李白夫妇担任店员。

由于龚饮冰一直在重庆，李白、裘慧英、季建石又要求分配工作，“不久，他们即以小组的名义，请华克之代向华的领导要求，把他们的组织关系转移过来。”

经张唯一同意后，李白小组的关系遂转到潘汉年系统。

“1943年底，李白同志曾被组织上派往浙江（淳安）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又调到江西（第三战区），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后，才回到上海。公开职业是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的电器修理工。”

秦鸿钧重建密台

由于张志申台、李白台相继被破坏，郑执中台、杨建生台又因此而紧急撤离，中共在上海可以使用的电台唯有中共江苏省委的电台和浦东游击支队王光的电台了。

但据涂作潮《“木匠”的回忆》记载，江苏省委李星峰的电台虽然“和新四军电台相距不远，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是联系不上。”为此李星峰专程到涂作潮的店铺跑了六七趟，经涂作潮实地检测后，认为要对它进行改造，但“后来由于李白的被捕，这件事便搁下来了。”

这部电台后经秦鸿钧三次往返上海和华中新四军驻地，才得以恢复联络。

另据王光《从浦东到浦西》的回忆文章记载：“（浦东游击）支队部电台就我一个报务员，摇机员、运输员加在一起共有十几个人。联络对象主要是浙东游击纵队台、华中台和军部情报台。上海地下党一些情报，好多都是通过我这部电台发到军部去的。”

但“浦东一带，日军的据点很多，三五公里就一个，我们的活动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我们在浦东的日日夜夜，每天晚上都得换驻地，一个地方不能住两个晚上，有时一晚上就得换几个地方。”

这就让上海的地下党送情报时既费时又费力，况且潘系统又与上海地下党是平行不交叉的两个系统，于是潘系统上海部在张唯一、刘人寿的领导下，建立了两条通往淮南、皖中新四军根据地的交通线，又启用老办法——让政治交通员何荤输送情报。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机要员侯德华在康梯路住处正倚窗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却见一个衣着入时、大围巾蒙得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少妇朝屋里走来，等她取下围巾一看，原来是黄景荷。

侯德华随黄景荷来到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合群坊20号王绍鏊的寓所，见到了潘系统上海部新的负责人张唯一（接替撤离的乔犁青）和秘密党员王绍鏊。

大家可能对王绍鏊不太熟悉，这里简单举几个事例：他最早对“华南王”陈济棠开展统战工作，使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也使红军长征时能顺利借道粤境西进，他与徐强一起组织“武抗”，他营救出被日寇抓捕的上海情报科成员倪之璞和金若望。

如今王绍鏊的寓所成了潘系统上海部的大本营，王绍鏊自然也参与地下情报工作，他让许士汇开设家具店作为一个情报联络点，专门汇集情报，另派专人负责从这个联络点向王绍鏊寓所传递情报。

“这时，凡请示汇报和上报的情报，由张唯一起草，侯德华和梅黎（张唯一夫人）用很薄的字典纸誊抄或密写，情报内容很广泛……侯德华把这些情报密藏在日用品中，交黄景荷转刘人寿，由刘人寿送给交通员何荤。何通过封锁线，送给华中局，有的转发中央。”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李时雨情报组，他们在肥皂中挖洞，把情报放进后再热熔封口、刮平修光，使伪装后的肥皂看上去与普通的肥皂一模一样，每次都能顺利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关卡。

中共江苏省委因为电台不能与华中局畅通而焦虑，秦鸿钧也在上海焦急地寻找党组织。

秦鸿钧，山东沂水县世和庄人，15岁在家乡参加革命，16岁入党，21岁成为沂南地下党领导人之一。

1933年，22岁的秦鸿钧因叛徒出卖，被迫逃亡青岛，找党未成；跑到大连，找党又未成；再向北到哈尔滨，终于在1936年找到了同乡贺伯珍同志，时贺伯珍已成为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报务员。

在贺伯珍的推荐下，秦鸿钧被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秦鸿钧被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派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并开设了一家“永益糖果店”作为职业掩护，秦鸿钧的联系人是中医李德生。

韩慧英在执行交通任务时不幸被捕，她的丈夫陈为人面对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中央文库的繁重工作，顿时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只得写信给在家乡任小学教员的妻妹韩慧如，说其姐姐病重、速来上海等等。

韩慧如从河北高邑到上海后才得知真实情况，她义无反顾的帮助姐夫照顾三个小孩和管理文库工作，当韩慧英出狱归来，陈为人却因肺结核病倒了。

中医李德生便被组织派来为陈为人治病，由此李德生与陈为人、韩慧英夫妇和韩慧如熟悉。

陈为人英年早逝后，韩慧英送三个小孩前往陈为人家乡进行安置，韩慧如继续留在上海，在一所小学里任教，李德生不时前去探望一下。

据韩慧如的回忆录《真正的共产党人》记载:“有一次，李德生同志告诉我，有一位同志急于找一位可靠的伴侣协助他工作。于是我们约好了在一个小饭店里和秦鸿钧同志碰了面。”

秦鸿钧和韩慧如就这样开始假扮夫妻，开起了“夫妻台”， 1938年初两人正式结了婚。

经李德生的介绍，秦鸿钧还认识了我们前文介绍过的刘钊。

工作到1939年夏，秦鸿钧接到“到哈尔滨去接受新的任务”的指令，韩慧如手里抱着一个、肚子里怀着一个就跟随秦鸿钧去了哈尔滨。

千辛万苦到了哈尔滨，线却断了，于是又费尽周折返回上海，当时贺伯珍已牺牲，能帮自己找到组织的，唯有上海的李德生和刘钊两人了。

当时李德生已调到了南京情报组，而且不久后又被捕，秦鸿钧找党组织的全部希望就集中在刘钊身上。

直到1944年，经过四年的漫长煎熬，秦鸿钧终于见到了往返于上海和解放区的交通员刘钊，遂由刘钊介绍，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担任与华中军区联络的报务员。

因这部电台正是涂作潮来不及改造的那部电台，通讯联络时断时续，秦鸿钧三次往返解放区，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刘长胜的协调下，华中军区派吕白前往上海协助。

据吕白的回忆文章《我认识的秦鸿钧》记载：他经交通员转送，于1945年12月来到了秦鸿钧电台的所在地“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秦鸿钧同志住处的阁楼上。”

吕白领受的命令是“尽快修复机器，恢复电台通信联络。”

电台经过吕白的改造修理，“大大改善了与华中军区的联络情况，基本上保证了正常工作。由于秦不懂机务，我又装了一部同样的电台留着备用，并为他绘制了一张发射机线路图。”

秦鸿钧更“主动要求我帮助他提高收发报技术和掌握我军通报手续、方法等。”

吕白住在秦鸿钧住处的亭子间里，与秦鸿钧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历时达半年之久，秦鸿钧愣是没将吕白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告诉韩慧如，只告诉她：“他是我们的领导。”

在吕白协助秦鸿钧工作期间，“刘长胜同志曾三次到秦鸿钧家看望我们。”

1946年5月，吕白调回华中军区三台任队长，秦鸿钧独立担任报务工作，而韩慧如则继续做他的交通员。

而此时的大上海，中共的秘密电台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

春笋般的密台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之际，是中共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的又一高峰期。

李白从淳安返回上海，刘人寿奉命去征求意见，问他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上海工作，李白说：“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

于是李白被继续留在上海，在黄陆路(今黄渡路)107弄6号，重建了电台，恢复与延安的通报。

华克之去看望了李白，李白对华克之仍是极为感恩。言谈之间华克之发觉李白虽情绪乐观，但健康状况不佳，体力也明显不支，再三叮嘱李白一定要珍重身体。

李白送华克之走出弄口时，对华克之说了几句心里话：“弄口对面即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这里从前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楼顶建有电力强大的电台。我在收发时，常常受到干扰和吸引，很容易被发觉。其地下一层是监狱，关押了很多政治犯。我们这些坐过牢、受过刑的人，时时见到这种场所，难免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

华克之心想李白真是太实诚了，这本应通过交通员直接向组织提的要求啊！

华克之明白李白是把他当知己才说的这番心里话，不禁心里又增添了几分感动。

第二天，华克之就向“老太爷”张唯一作了汇报，但“老太爷”直到撤去香港也没作任何安排，刘人寿1947年负责上海部工作后，李白台才从107弄6号转移到15号。

华克之临去香港之前到李白家告别，之后国共谈判破裂，双方在全国各地大打出手，势如水火，华克之虽多次潜回上海，但都是执行类如找连襟陈光彬（国民党少将）窃取军用地图、慰问驾机起义人员刘善本的夫人、给宋庆龄送信等等绝密任务，必须潜藏潜行，因此再未与李白见上一面。

龚饮冰与王一知也于1946年再次回到上海，这次龚饮冰不是开湘绣庄连锁店了，而是跨界进入了金融业，他明面上以建业银行总经理的身份，将建业银行的管理总部迁移到了上海，实际是奉周恩来之命到上海秘密开展金融界的统战工作和获取经济情报。

依旧是全职太太身份的王一知，有一天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的马路上碰到了李白，李白真诚地表达自己对龚、王一家人的想念之情。

当王一知问他最近怎么样时，李白伸出手对王一知说：“敌人把我的十个指甲用老虎钳拔去，但我现在照样用这十个手指头做发报工作。”

王一知不禁热泪在眼眶里打转，多年以后，王一知把这最后一次与李白偶遇、对话的场景写进了她的回忆录中。

李克农随周恩来、叶剑英在北京“军调小组”工作时，专门修书一封，介绍潘汉年、刘少文两人来到单志伊家，这时单家已搬至福履理路拉都路（今建国西路襄阳南路）敦和里，潘、刘二人持信拜访单家，自是有要事相商。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1946年4月，邓国军、林影夫妇从重庆来到单家，在他们敦和里的家里再次设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电台，直接受刘少文的领导。

几乎与邓、林夫妇设立密台的同时，刘少文系统的钟韵、杨莉萍（杨力平）夫妇从重庆来到上海，在康定路设立了秘密电台。

潘汉年系统在上海除李白台之外，还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保管委员会专员张振华的住所里设立了备用电台，刘人寿通过在军统上海区电台工作的秘密党员蔡秉贤，间接掌握了一部密台。

中共情报系统后起之秀的吴克坚，抗战胜利后担任南方局情报部副部长（部长为刘少文），自重庆联系上第一个下线沈安娜开始，迅速在苏浙沪闽湘等地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络，共设立9部秘密电台，单在上海就设立了4部电台和2台收报机。

后人对他建立的情报网络统称其为吴克坚情报系统。

据沈安娜的口述实录记载，吴克坚情报系统下属成员“几近千人”，

而有的文章则说“有1500人”，

吴克坚自抗战胜利后白手起家，在短短三四年之间，建立了一个如此规模的情报系统，实属一个奇迹。

吴克坚情报系统组建后，在解放战争期间“无一人被捕，秘密电台无一（台）被敌特侦破”。

上海的4部电台和2台收报机，自然也无一受损，全部安全运行到上海解放！

这也是中共秘密电台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