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家老人去世时我记礼账，交账时少了55元，多亏村支书替我解围

78年，邻居张爷爷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去世，当时我正在读高中，是村里学历最高的后生，张爷爷的儿子，我叫他张四叔。

张四叔为自己父亲举办葬礼时，他让我做账房先生，将过来随礼的人名和钱数记下来。

我平生第一次做账房先生，记账时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马虎，结果越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交账时竟然少了55元。

看到账目对不上，我瞬间不淡定了，核算好几遍依旧不对账，还好站在一旁的村支书站出来替我解了围，就是这一次解围，影响了我整个人生。

我叫冯文斌，出生于1961年，老家住鲁南地区的一个偏远农村，家里姐弟五个，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母亲每天天还没亮就去附近的小黑山上挖野菜，挖回来以后用清水洗干净，放到砧板上用菜刀剁碎，放一点用石碾磨碎的高粱壳，然后煮着给全家人吃。

母亲之所以抹黑去山上挖野菜，是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缺吃少穿是一种常态，去山上挖野菜的人太多，想要挖的多一些，就得早早去，要不然去的太晚就得空手而归。

天天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小孩子脸上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没有，走起路来都晃晃悠悠，好像一阵风就能刮跑似的。

我提前一个月来到这个世上，是早产儿，体质一直很差，天天吃这些高粱壳加野菜，身体扛不住，但是还好，我每个月会有那么几天可以饱餐一顿。

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他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请他过去当账房先生，他每次去的时候，都会把我领上。

特别是过年写对联的时候，我家门口都排成一条很长的队伍，他们不会巧使唤我父亲，多多少少会有所表示，不是给带来一瓶白酒，就是将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拿过来几个。

我最喜欢父亲去别人家当账房先生，吃饭的时候，我像个饿死鬼投胎转世，狼吞虎咽吃着。

在我们老家那边办事，开席时，你可以管够吃，但不可以带包回家，要是谁打包拿回家里，被东家知道，会传出去方圆几十里，从此以后，大家都会有意疏远你，孤立你，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

父亲有点文化，在村里很受人尊敬，他希望我们姐弟几个能和他一样，所以当时无论家里怎么困难，都供我们读书。

有的人天生是学习那块料，只要给他创造条件，他就能发挥极致，但是有的人，哪怕你找个知名教授手把手教他，他也一事无成。

大姐、二妹、大弟、二弟，他们四个有点随我母亲，拿起书本就犯困，特别是大姐，要是让她学习，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你要是去干农活，她瞬间来了兴致。

父亲看他们四个很难成大器，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可以光宗耀祖，通过知识改变这个贫穷的面貌。

小学时，我的成绩一般，全班37个学生，每次考试，我能靠近前十名，上了初中以后，我的小脑瓜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开了窍，老师讲过的问题，我听一遍就会。

父亲有意培养我，他虽然不能辅导我写作业，但是在书写方面，他总是给我指点一二。

我也纳闷，我读了那多年的书，写的字数也不少，为啥和只念几年私塾的父亲比起来相差那么大。

写的字虽然比不过父亲，但是在村里，找不出和我相提并论的人。

每次过年时，父亲要是写不过来对联，我也凑上去帮一把，被村里人夸赞，心里甭提多美。

也许虚荣心在作祟，别人越是夸赞我，我的字迹写的就越工整，看起来也更有艺术感。

“文斌，小小年纪就写这么一手好字，未来比你爹要强很多。”

家族里的长辈站在我旁边看着我写对子，嘴里不停的念叨着，我当即飘飘然了。

1978年，我家邻居张爷爷去世了，早上知道这个消息，先是一愣，认为有人造谣，前一天晚上在大门口，我和张爷爷还打招呼呢！

等到我翻过墙头，看到老人家已经被抬到院子里，听身边人说老人家身体已经僵硬，猜测是凌晨咽气的。

张爷爷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头，他当过兵，战争结束以后，他回到老家当农民，自己的几个儿女，除了张四叔住在他隔壁，其他几个都住在外村。

张爷爷的老伴儿在十多年前去世了，老人家一直独居生活，当初几个儿女想把他接到家里安享晚年，但是他不同意，说一个人生活自由习惯了，突然身边多几个人，他嫌闹挺。

就这样，张爷爷和自己的四儿子做邻居，一个人住着。张爷爷的人缘很好，在村里，只要提起他的名字，无一不为他竖起大拇指。

这次他老人家去世，村里人听到这个消息赶忙过来悼念。

张爷爷去世那天，父亲不在家，和堂叔去了外县办事，需要好几天才能回来。

老家这边有个规矩，红事不请不到，白事不请自到，我父亲虽然不在家，但是我母亲第一时间买了烧纸让我拿过去（老家这边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人死后，除了至亲，其他女性不许到场）。

“文斌，你父亲不在家，这次写礼账就得靠你了。”张四叔把我叫到一边，小声地对我说。

“四叔，我从未当过账房先生，心里十分害怕。”

“怕啥，之前你父亲给别人家当账房先生时，你不是一直在旁边看着了嘛，耳濡目染也应该学的差不多了，咱们村里属你学历最高，有文化，别推脱了，就你了。”

我被赶鸭子上架，第一次当了账房先生。

当时和我记账还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村支书，和张四叔家有亲属关系，我俩坐在那里，我记账，他收钱，俩人配合的相当默契。

第一个随份子的人，我写他名字时，手有些颤抖，不过，随着一波又一波的人随份子，我状态才好起来。

晌午刚到，随份子的人全部离开以后，我和村支书总算喘口气，然后开始核对账目，准备向张四叔交差。

在核对完账目，我发现收到的钱与账目上的差了55元。看到账目不对，瞬间冒了冷汗，再一次核算起来，结果还是一样，少了55元。

第一次当账房先生就把账弄错了，传出去，在这个村里我是没法再呆下去了，肯定会被大家笑掉大牙。

要知道，当时那个年代，55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够一家三口花销半年了。

“文斌，怎么了？”村支书看到我焦急的样子走过来，小声问我。

“张大伯，咱们收的钱与账目上的不对，少了55元。”

听到我这么说话，村支书说赶忙起身，将旁边的东西都翻了一个遍，可是依旧没有找到那55元。

“没事，孩子，这个事儿，有办法。”村支书拍了拍我的肩膀。

张四叔过来收钱、收账的时候，村支书自掏腰包将钱补上了，没有让我难堪。

等到张爷爷的葬礼结束，我来到村支书家里“张大伯，今天是咱俩一起收的账，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承担，我会想尽办法将钱还给你。”

“傻孩子，你赶快坐下来吧，我回到家里想了想，这个钱没有丢，是我中途去厕所时，把钱落在兜里了，不许跟别人说，传出去会被别人笑掉大牙的。”

当时，看村支书说的那么认真，我没有半点怀疑，但是我回到家，晚上脱衣服睡觉时，才知道他骗了我。

我和村支书记账的时候是盘腿坐在炕头，不知道怎么弄的，这55元钱竟让在我的裤腿里掖着了。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应该是随份子的人太多，恰巧村支书出去上厕所，我就把钱掖在裤脚里了。

我火急火燎将衣服穿上，提着煤油灯，直奔村支书家里。

“张大伯，你睡了吗？那55元钱找到了。”

约莫两三分钟，村支书披着衣服打开了门，侧过身让我进去。

我进屋里后，立马把事情的经过向他一五一十讲述一遍，他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认真程度，被村支书看上了，后来，等到自己高考落榜后回村当农民，他有意培养我成为他的接班人，后来还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我。

村支书的小女儿是一名乡村教师，起初，不愿意和我这个泥腿子在一起，后来是村支书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才勉强同意嫁给我。

村支书没有看走眼我，90年初期，我成为村支书后，带领父老乡亲走上了一条致富的道路，没用上10年时间，我们这里成为了整个省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10年前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主动退出竞选，成为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普通村民。

很感谢当年岳父替我解围，改变了我一生，要是没有他的善举，未必有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