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建军 | 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梅建军

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题记：李约瑟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为我们留下了皇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C，也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份极为丰富且厚重的学术遗产。作为20世纪的一名思想者，他留下的思想和精神遗产也同样丰富、独特而精彩。

李约瑟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为我们留下了皇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C，也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份极为丰富且厚重的学术遗产。作为20世纪的一名思想者，他留下的思想和精神遗产也同样丰富、独特而精彩。只不过，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通常都聚焦于其学术遗产和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上，而较少深入探究其思想和精神遗产的内涵和意义。

读《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个最深切的感受是，李约瑟对践行出使中国的使命是如此地尽责、尽力和尽心。自抵中国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后方各地奔走和考察，详细地记录他所走访的每一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现状，包括校舍、图书收藏、实验室设施、研究人员的数量、专长和工作内容。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人如他那样抱着深厚的同情心，不畏艰难地走访如此多的地方和机构，与如此多的人进行交谈，留下如此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包括所拍摄的大量珍贵的图片。要想认识和理解抗战时期中国后方各地知识界学人同仇敌忾、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没有比李约瑟留下的记录和评语更全面、更直接和更客观的了。李约瑟看到并感受到了中国知识精英在国难当头的境况下所焕发出来的坚韧精神，也从中领悟到，中国文明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蕴含着不可撼动的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力量！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及时了解战时中国后方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状况，李约瑟每完成一项考察，必诉诸笔端，撰写相关的报道，及时发表在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上，1943年有5篇，1944年有2篇，1945和1946年各有1篇。抗战结束后，李约瑟和李大斐将这篇文章汇集在一起，加上他和李大斐博士一起撰写的一些工作报告、信件、日记、诗歌和演讲，合编为一本书，名为《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在此之前的1945年，李约瑟还汇集了他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以及朋友赠送的有关陕北解放区科学研究状况的照片，在伦敦出版了《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的画册。1947年，徐贤恭和刘建康挑选并翻译了李约瑟发表的6篇在华考察的文章和3篇演讲的文章，汇为一集，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战时中国之科学》的书名出版。1952年，张仪尊将《科学前哨》编译为《战时中国的科学》（上、下册），由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99年，在王钱国忠的积极推动和努力下，余廷明等人重新翻译了《科学前哨》和《中国科学》，以《李约瑟游记》之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收入了《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

2000年12月9日，为纪念李约瑟百岁诞辰，位于台湾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与李约瑟研究所合作，举办了题为“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展览，首次展出了与李约瑟生平相关的大量实物和图片资料，包括他1943—1946年在中国考察期间所使用的证件、名片、地图、笔记本，所收到的信件、聘书、奖章，以及砚台、书法和绘画礼品等。配合这一展览还出版了题为《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特展图册，其中收录了李约瑟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何丙郁教授撰写的短文，论及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所带来的变化，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一切一切的转变，实现了李博士大约五十年前的愿望，世人看中国的眼光，不再如此带着偏见，反能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环境欣赏其文明。‘要研究人类精神及物质发展史，就不可能不研究中国科技史’，这已是新一代东西方学者的共识，也是李博士终其一生最大之成就，对后世最深邃的影响。”

2015年9月，李约瑟研究所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合作，利用李约瑟1943—1946年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举办了题为《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图片展览，在剑桥大学开放日向社会公众开放。李约瑟研究所的莫弗特馆长和布里斯托大学的戈登·巴雷特博士 （Gordon Barrett） 精心策划和布置了这一图片展。自2016年以来，这一展览被安排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弘立书院、深圳大学等教育机构中展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这一展览的成功也直接促成了《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书的写作计划。

李约瑟本人十分看重他1943—1946年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这段独特的经历。1948年，在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的信件中，他这样写道：“从1942年到1946年的四年间，我在中国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既不是纯粹的政府官员，也不是商业人士或传教士，而是一个科学和文化合作使团的负责人。我极其幸运，因为我的职责使我能够在战时中国后方的广大区域做深入的考察，而且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就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主题向中国学者讨教，并留下笔记。我也有幸积累了一批优秀的相关中文书籍，并安然无恙地运回剑桥，现在正为我所用。因此，我只能当仁不让，因为这是天时、地利与人和赋予我的责任。”

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的序言中，李约瑟谈到了写作这部著作的作者必须具备的六项综合条件：其一是具备科学素养，并从事过多年的科学研究；其二是熟悉欧洲科学史，并从事过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三是了解欧洲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其四是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各地做过广泛的旅行；其五是懂得中文，有能力查阅中文文献；其六是有幸得到过广泛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指导。可以看出，这六项综合条件中，至少有两项与他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生活的这段经历直接相关，即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有机会与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中国科学家和学者的交往如此重要呢？读完眼前这本《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书，我相信读者们自会找到答案。在我看来，李约瑟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段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经历，在于他从中找到了值得自己一生去追求的事业，那就是通过东西方文明的互鉴，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从而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条合作和共同繁荣的和平道路。

这样一本书在今天出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或者说为什么在今天还要出版这样一本书？是为了回顾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的发展吗？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李约瑟在战时中国的考察经历吗？抑或是为了让读者们更充分地分享李约瑟在战时中国所拍摄的大量图片？毕竟这些图片是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资料。在我看来，仅仅从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这本书的出版动机和价值，未免有些过于狭隘。如果我们能从李约瑟一生所从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事业，来反观他在抗战时期中国的考察经历，我们就能意识到，正是这一经历奠定了李约瑟后半生著述事业的基础及其精神内涵。因此，在今天出版这本书，其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完整而珍贵的历史资料，更在于进一步地认识、发掘和揭示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英国学者利昂·罗恰（Leon A. Rocha）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李约瑟的思想中“包含了政治远见、开放精神和道德要求，值得我们继承”！因为这一思想表明，现代科学和医学远未完结，仍处在发展之中；它们对“真理”可能不具有垄断性；非西方的文化仍有可能修正我们获取真知的途径和方法；而研究非西方文化的科学和医学史也会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科学，不仅完全认同自然和现实的复杂性，而且包容来自不同阶级、性别、民族和文化的片面视角。罗恰的评论反映了新一代欧美学者仍在反思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并肯定其积极的长远的价值和意义。李约瑟毕其一生，始终在倡导“普世科学”的观念，相信人类的文明必经互鉴、互容与交融，最终走向“天下大同”。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和深刻的道德感召力量，是值得进一步地挖掘和阐发的。

本文为《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刘晓、莫弗特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2023年版）一书的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