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走过120年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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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潮】

站在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的历史坐标上，回望已走过120年历程的中国电影，仿佛拉开一个穿越岁月沧桑的悠长镜头。中国电影始终紧随艺术演进与技术进步的步伐，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根植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土壤，在百年历史风云的激荡中，伴随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逐渐形成了清晰可辨的审美传统，积累了独特而丰富的表达资源。而今，从传统审美走向当代表达，中国电影已在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完成了民族美学的现代转化。这一转化并非简单的风格延续，而是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的审美体系升级。可以说，中国电影始终与世界同行，并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构建全球电影的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根深叶茂

无论是理念借鉴还是文化交流，中国电影始终以开放姿态面对世界。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剪辑理念、美国好莱坞的戏剧化叙事法则、法国新浪潮的影像实验，都影响过中国电影人的创作思维。但这种影响从未导致简单的模仿或复制。相反，中国电影人在吸收外来养分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文化自觉，将民族美学探索与主体建构作为创作核心命题，将先进国际经验融入本土文化基因，构建起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意识的电影艺术体系。

这一特质早在1905年《定军山》问世时便已奠定。其意义在于确立本土化的原初样式，即借助当时最先进的影像技术，记录呈现传统戏曲艺术。这一选择本身即是一种文化意识，宣告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作为核心基因，深度融入电影这一新兴艺术的肌体中。一代代电影人不断将初始的文化自觉，内化为中国电影独特的精神气韵与审美品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银幕上获得鲜活生命力。

在内容选择上，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电影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丰满的人物与生动的故事，不断从历史舞台走上银幕；瑰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从口耳相传到影像改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无论是其中的英雄豪杰还是仁人志士，都是导演们的心头好。在光影流转间，电影人努力实现传统与当下的对话，完成从素材汲取到美学建构的升华。以《西游记》IP为例，早期作品大多截取原著中的部分情节呈现，停留在将故事影像化的浅表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大闹天宫》凸显孙悟空不屈不挠的精神，推动改编进入塑造民族精神符号的新阶段。90年代的《大话西游》以后现代手法解构唐僧的师徒关系与孙悟空的情感世界，使古典神话成为探讨现代人自我认同、存在价值的载体。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用三维动画技术让美猴王“立体”归来，并强调其从叛逆个体到责任担当的精神升华，标志着国产动画在技术、叙事和市场影响力上的突破‌。今年的《浪浪山小妖怪》在3D动画成主流的产业背景下，回归2D动画的朴素传统。之所以选择2D，是朴拙灵动的二维笔触更适合其聚焦平凡小妖、展现温情日常的质朴故事内核。纵观《西游记》的影像文本旅行，从借用故事素材到重塑故事形态，从注入当代理念到确立美学风格，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民族化叙事发展线索清晰可见。

在形式表达上，重意象塑造与意境传达的中国风影像特征成为中国电影的典型标识。在电影人的镜头中，山川自然、草木生灵、四季时序常常被赋予情感与人格，不仅在银幕上构筑起意蕴丰富的诗意世界，更在银幕之外持续唤起并巩固着基于民族审美心理的集体共鸣与深层意会。这套独特的美学体系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与赞誉。1934年的《渔光曲》将海浪轻涌的视觉意象与民谣低吟的听觉意境结合，诠释渔民生活的艰辛与那个时代的悲情。影片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奖，成为中国电影赢得世界认可的开端。这一注重意象与意境的美学体系在动画领域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1960年的《小蝌蚪找妈妈》在世界动画史上首开水墨动画先河，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融入动态影像。其与后来的《牧笛》等杰作共同构建起享誉世界的“中国动画学派”。该学派以独特的民族风格获得国际动画界的高度认可，对世界很多国家的动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电影赢得世界赞誉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在由中国电影孕育的诸多类型中，功夫片无疑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独特贡献。从20世纪20年代的《火烧红莲寺》以剑光斗法、隐形遁迹、空中飞行等奇观满足观众猎奇心理，到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少林寺》跳出打斗场景的单纯呈现，转而彰显中华武术形神兼备的美学特征，再到21世纪初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以竹林笛韵探讨人性情感的深沉境界，功夫片的表层是独具魅力的中国功夫，而里层则是超越文化藩篱的东方神韵。这一由表及里的演进过程，既是功夫片自己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功夫片走向世界的真实路径。好莱坞对“李小龙”系列、“花木兰”系列、“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持续投入，也建立在这种对中国功夫片的跨文化认同心理机制上。

在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烛照下赓续前行

电影自诞生之初，便因其影像与生俱来的记录性，与人类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安德烈·巴赞等学者在理论层面进一步确立了电影的纪实本质，将镜头锚定于具象的人间。现实主义在中国，则呈现出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样态。中国电影的特殊性在于，它既与20世纪前半叶国家与民族历经磨难、饱受欺凌的战乱岁月同行，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伟大民族重新走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历程。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电影人所面对的现实情境波澜壮阔而又切身切肤，既是时代的镜像，也是必须回应的命题。正因如此，承继“文以载道”的文人传统，中国电影中激荡着救亡的忧思、家国的信念与振兴的理想，使其现实主义创作不止于摹写现实，更肩负着观照时代、回应人民的使命。

所以，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使命担当。尤其是在战乱频仍的时代，很多优秀影片都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抗战电影为例，直面血与火的战争，为民族的涅槃重生疾呼，是中国电影人不屈的在场姿态。挣扎的，艰苦的，悲壮的，无畏的，黑白胶片上刻满历史的烽烟。九一八事变后，《壮志凌云》《桃李劫》《青年进行曲》等影片，在全国民众中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成为中华民族觉醒和奋进的号角。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保卫我们的土地》等影片，不断向国内外民众讲述着中国的英勇抗战故事。在“文艺抗战”图景里，年轻的中国电影成为最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在世界电影史的长廊中，它们也是铭刻一个民族苦难与觉醒、见证勇气与信仰的独特影像记忆。

中国电影人也有着与时代同行的记录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镜头为笔、书写火热生动的现实生活，始终是中国电影创作的主旋律。新中国成立后，不再受战火干扰的电影事业得以更丰富地反映这个时代。这里有现实的“点”，日常生活中的新鲜气息总能被镜头敏锐捕捉。《李双双》《五朵金花》等影片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在不同生活场域中崭新的精神面貌。这里有发展的“线”，同类题材的影片叙述连缀起来可以映射出时代前行的姿态。从《上甘岭》《英雄儿女》到《战狼Ⅱ》《红海行动》，耳畔依旧回响着《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的悠扬旋律，眼前呈现的已是中国军队从英勇顽强的精神传承，迈向现代化强军的实力彰显。这里有时代的“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中国电影的创作面向无限广阔。《守岛人》《中国合伙人》《夺冠》等表现不同战线上人们的奋斗；《万里归途》《湄公河行动》等表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人生大事》《好东西》等作品表达百姓的日常情感；《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讲述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紧密关系。点、线、面结合，多姿多彩的现实图景在不同的优秀影片中铺展延绵，成为时代的影像志。在对外传播和交流中，这些影片也以生动可感的中国故事展现着日新月异的中国形象。

而今，科技的进步不断改变电影生产的逻辑与流程，也改变着世界电影产业的格局。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影像科技革命中，中国电影走在发展前沿。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趋势是，在技术驱动电影工业化升级的浪潮中，中国商业大片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跨越。曾经，中国观众在影院中惊叹海外巨制的视听奇观；如今，承载中国文化与美学意蕴的国产大片正走向世界，呈现出精彩纷呈的银幕新景。无论是《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及“志愿军”三部曲等军事题材大片，《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等科幻题材大片，还是《哪吒之魔童闹海》《长安三万里》等动画题材大片，这些作品展现的银幕奇观，正是银幕之外中国电影工业实力与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今日的中国电影，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闪亮名片，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友好使者。

当前，全球电影产业面临一系列深刻变革，比如视觉性生产逻辑对文学性生产逻辑的挤压，移动互联网生态对院线传统的冲击，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电影生产秩序带来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坚守文化本位、拥抱技术革新，进而拍好中国故事，使其在国际舞台绽放独特魅力，正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刘永昶，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