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妙人儿吴敬中：他从1950年开始深潜，是在为哪一方做卧底？

吴敬中是不是比峨眉峰更高级别的潜伏者？这个问题，我们仅看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的回忆录，是找不到答案的。

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原名吴景中，他跟沈醉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点看过沈醉那五本回忆录的读者都知道，而且我们查阅资料可知，吴敬中不但跟沈醉是好朋友，而且跟程一鸣先后担任过军统局西北区区长，跟文强先后主管过东北的全部特务。

据《文强口述自传》记载，文强从1945年12月开始担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可以说是文强一手重建了军统在东北的特务组织，后来在陈诚的打压下离开东北，吴敬中就成了军统就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

文强说自己是因为戴笠坠机而心灰意冷不愿意再当特务，《文强传》则说是“国防部”有文强的同学通报消息，说陈诚要对文强下手，文强这才先离开沈阳去了北平，又通过程潜的关系，调到“长沙绥署”当了办公室主任，然后又被杜聿明邀请到徐州，当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

按时间推算，吴敬中跟程一鸣、文强都有过交集，但程一鸣的《军统特务组织真相》和《文强口述自传》以及《文强传》都对吴敬中只字不提，这就十分奇怪了：程一鸣一直潜伏到1964年12月才以“国防部情报局（就是原来的保密局）”澳门组少将组长回归，跟吴敬中在港澳应该有一些交集，他在回忆录中不提吴敬中，肯定另有原因。

据程一鸣回忆，“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后，原来的香港站和澳门站都改成了情报组，香港那边是谢力公负责，澳门这边是程一鸣负责，吴敬中跟谢力公、程一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是同事，尤其是谢力公，还跟吴敬中一同在中苏情报所当过科长，这件事沈醉在《军统内幕·我所知道的郑介民》中有记载：“郑介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宜诚兼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我们细看史料就会发现，吴敬中也真是个“妙人儿”，他以叛徒身份，居然能同时得到戴笠和郑介民的重用，并且在苏联“援建（费用和设备都由苏方提供）”的情报所担任要职，他的身份是红是白，还真是一个谜团。

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1966年特赦后担任西安市草滩农场职工子弟学校教师、副校长，有人说他就是李涯的历史原型）在《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证实，吴敬中离开天津并没有去执行什么“海峡计划”，而是一到南京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押赴台湾后足足关了一年，才在蒋建丰出面作保下获释，于1950年被剥夺一切军职，去香港当了一个“生意人”，从此他就从各方档案和资料中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深潜”。

按常理推断，以吴敬中善于交际的性格，肯定不会销声匿迹，有“老同学、老同学”蒋建丰、谢力公、程一鸣罩着，他穿梭港澳台必然畅通无阻，生意也必然做得风生水起，可是我们遍翻相关资料，居然找不到老吴的蛛丝马迹，这岂不是说现实中的吴景中，比电视剧里的吴敬中更神秘？

据程一鸣回忆，蒋家父子败退台湾后整合了各个特务机构，弄出了一个“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就是蒋建丰和吴敬中共同的同学郑介民：“1954年，台湾国民党政府设立‘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顾祝同任秘书长，下辖‘国家安全局’和‘动员局’。‘国家安全局’领导下列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国防部第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台湾警备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小蒋幕后操控，郑介民在台湾掌舵，谢力公在香港负责，程一鸣在澳门当头儿，蒋系特务机关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天下，按理说总应该有吴敬中一席之地，而且以毛人凤“笑面虎”的“忍、等、狠”性格，也不会揪着吴敬中不放，所以他抓吴敬中与放吴敬中，其中都可能藏着阴谋或隐情，这就给读者诸君出了一个难题：吴敬中极有可能以“被捕”为由头深潜，但他是为哪一方做卧底？

我们怀疑吴敬中是假叛变真潜伏，也不是没有依据的，起码这样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地下工作，沈醉就见过，他在《军统内幕·保密局内幕》中回忆：“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1963年他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我，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沈醉这段回忆大有玄机，但他重逢的那位假叛徒肯定不是吴敬中，因为吴敬中直到1983年辞世，也没能再踏上故土，所以他的真实身份也就成了一个暂时还不能解开的谜团。

吴敬中已经辞世四十多年，蒋家父子在台湾的影响也已经十分微弱，甚至可以说权力尽失，所以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以及他是哪一方的卧底，读者诸君尽可以放心猜测了。

首先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吴敬中是属于那种没有出卖过组织的“叛徒”，他在军统和保密局几乎是一事无成，用宋希濂在《特赦1959》中训斥周养浩的话来说，就是特务们没有提供一份有价值的情报。

周养浩真正意义上的“外勤”工作，也就是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当过副区长兼督察主任，为吴敬中却在西北、东北、天津当过特务一把手，结果如何大家查阅史料可知：老吴当西北区区长，往延安派特务，特务全部落网；文强离开东北，老吴去接班，结果陈诚和杜聿明在东北耳不聪目不明，一败再败；老吴在哪都干不好，但却总是能像不倒翁一样平安过关。

老吴在西北往延安派特务的事儿，沈醉在《军统内幕》中证实，军统局西北区三任区长程一鸣、吴敬中、霍立人往延安派去的特务，都如飞蛾扑火有去无回，程一鸣的身份大家都知道，但老吴接班后还是没有“起色”，这就有些意思了。

老吴“成绩平平”却总能官帽不丢，自然离不开“建丰同志”和“介民同学”的庇护，但我们也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以吴敬中的能力和水平，怎么会把每件事都搞砸？他不断失职、失败，却为何从未受到处罚？小蒋留着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是不是想跟对岸的同学建立某种不可公开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