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劝国内某些法律专家学者，不要神化欧美的法律！

法律东方主义的迷雾中，国内一些学者将欧美法律体系奉为圭臬，却对自己悠久的法律传统视而不见，这种观念的自我矮化正阻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自主思考。

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这个被西方奉为司法审查制度奠基石的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运用法律技巧，一方面确认了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另一方面又以“无权审理”为由将案件推得一干二净。

这种“借壳上市”式的法律操作，却成为不少国内学者心中法治精神的完美体现。

01 法律神话的解构

欧美法律体系常被描绘成理性与正义的化身，然而真实情况远非如此完美。以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为例，这一被视为现代法治基石的制度，其确立过程充满偶然与权谋。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法官马歇尔并未真正解决案件纠纷，而是借此机会“确认了宪法并无明确条文规定的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这种操作手法被形容为“借壳上市”，与清代绍兴刑名师爷断案的技巧有异曲同工之妙。

欧洲国际私法的法典化被描述为“建构理性”的体现，强调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而美国则通过冲突法重述的方式，体现“演进理性”和实用主义哲学。这两种不同路径反映了各自的法哲学基础，但都不应被简单奉为普世标准。

普通法系内部也存在显著差异。英国法更具形式性，坚持严格遵循先例；美国法则更具实质性，法官享有更大裁量权。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的法律观念：美国人持实用主义法律观，英国人则持有高度形式化的法律观念。

02 盲目崇拜的现象与根源

在国内法学界，部分学者对欧美法律的崇拜已形成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他们“以西方中心主义优越论的立场来看待和认识中国传统法”，导致“观念上的自我矮化”和“体系上的全盘西化”。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法律东方主义”——欧美社会想象与误读中国法的结果，表现为欧美学者以西方法治标准来理解和检验中国法。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西方视角已内化为部分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

他们“在西方价值体系的背景下，看待自身法律传统时，在文献当中无法找到直接对应的描述和制度、知识信息，从而遗忘了先人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遗忘使他们在面对中国法律问题时，习惯性地转向西方寻求答案。

法律信仰方面，国内一些学者盲目引用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的名言，却忽略其产生的特定宗教文化背景。在中国缺乏宗教传统的语境下，这种呼吁往往流于形式，无法真正深入人心。

03 中国法律传统的独特价值

被部分学者忽视的是，中国拥有悠久而独特的法律传统。早在汉代以前，中国就出现了法观念，无论是儒家的礼，还是法家的法，都是人们行为的范式。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特色：礼、法、刑的渊源存在于自然之中；法律由公共权威演变为行为规范的公共力量；法的目的是指导人们行为，创造和谐的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的“天命”、“天志”、“天道”等概念，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式的自然法观念。这些观念融入了“忠”、“孝”等基本原则，表达了寻求最高和永恒法律渊源的愿望。

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例”（先例）与“律”（成文法）并行，类似于英国普通法和制定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制度设计展示了中国古人在法律适用上的智慧。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村社自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共同责任概念之上，如北魏时期的“三长”制、明代地方自治的乡约、社学等功能。这些传统资源对当代基层治理仍有借鉴价值。

04 理性借鉴与自主发展

面对欧美法律体系，我们需要的是祛魅而非神化，是理性借鉴而非盲目照搬。“西方法治观念也需‘祛魅’”，还原其可以合理解释而毋须盲目崇拜的寻常面目。

在学习外国法律时，应当注意“规则先行的‘形式理性’只是一个神话或借口”，西方法律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法律的职业性和规则性在西方也有例外和纨漏”。

我们应当摒弃那种“利用现代西方法律知识体系来理解和描述中国传统法的方式”，因为这种做法的“潜在的价值预设，即西方法律知识的话语和概念体系是一个普世的永恒真理”，而这一预设值得质疑。

法律发展应当立足本国实际。正如中国学者反思的：“中国法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美国有所不同，各自的司法背景也迥异”。对中国而言，“吸纳判例教义学体系的精髓才是学习美国法的优先选项”，而非简单移植后殖民法学理论。

在法律信仰建设上，需要认识到“法律信仰非因神圣品质而因实用理性”。在中国语境下，与其强调法律的“神圣性”，不如培养基于社会共同需要的法律尊重。

当那些膜拜欧美法律的学者翻开《唐律疏议》，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公元7世纪的中国法典早已确立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对故意与过失犯罪作了明确区分，其精细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19世纪的欧洲法典。

而如今中国基层广泛运用的人民调解制度，正闪烁着传统“无讼”思想与现代治理智慧结合的光芒。在东部某市的调解中心，去年成功化解的纠纷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借鉴了传统乡约中的和解原则。

这些本土资源的价值，远胜于对遥远异邦法律神话的盲目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