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奋力迈向“十五五”的中国宏观经济，CMF年度报告（2025-2026）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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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5-2026）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

本期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郑新业为本次年度论坛致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主持论坛第二单元，聚焦“奋力迈向‘十五五’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李扬、刘世锦、蔡昉、毛振华、杨瑞龙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郑新业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创立于2006年，始终聚焦宏观经济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回顾 “十四五”收官之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为“十五五”时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十五五”时期复杂的内外环境，期待各位嘉宾学者提出真知灼见，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为中国宏观经济决策贡献宝贵智慧，为奋力推进“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5-2026）。

本期报告正值“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规划即将开局的关键节点，报告不仅对2025—2026年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预测，还回顾了“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成就与问题，并对“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报告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突出特征

二、回顾“十四五”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三、展望“十五五”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四、202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风险挑战

五、基本结论、分情景预测与政策建议

一、202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对2025年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主要从宏观经济、微观基础、中观层面三个维度展开。

1、宏观经济：完成增长目标难度较小，扭转下行趋势压力较大

第一，实际GDP增速较快但呈现“前高后低”，名义增速偏低的双重压力。2025年实际GDP增速总体较快，各季度增速均高于去年同期，但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前三季度实际GDP增长5.2%，其中一季度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三季度回落至4.8%。与此同时，名义GDP增速放缓，前三季度同比增长4.1%，其中二季度增长3.9%，三季度进一步降至3.7%。名义增速的放缓更能反映市场主体的直观感受，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

第二，供给面表现强劲，工业生产保持强劲态势。服务业生产实现显著回升。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较去年同期提升0.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较去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5.9%，较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工业与服务业生产均比去年更加强劲，显示出在新一轮关税不确定性冲击下，中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具有极强韧性。

第三，出口增长表现大超预期，但内需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在中美博弈背景下，通过多元化国际市场布局以及积极改善贸易伙伴关系，出口实现了超预期增长，有效抵消了对美出口的不利影响。前三季度以美元计价出口增长6.1%，净出口增长26%；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增长7.1%，进出口增长27.2%。其中，对美出口下降16.9%，收缩效应明显；但对东盟出口增长14.7%，对欧盟出口增长8.2%，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长9%，相比去年均实现显著回升。出口强劲带来外汇储备增加和人民币汇率温和升值。外汇储备从去年底的3.2万亿美元增至3.3万亿美元，美元兑人民币从7.2下降至7.1。

第四，物价运行持续处于低位，实际利率攀升抵消货币政策宽松效果。前三季度CPI同比下降0.1%，PPI同比下降2.8%，GDP平减指数同比下降1.1%，连续10个季度保持负增长。尽管名义利率温和下调，2022年至今1年期LPR从3.65%下降到3%，累计下调65个基点，其中2023年下调20个基点，2024年下调25个基点，2025年下调10个基点。但由于物价跌幅更大，导致实际利率整体偏高。以PPI为差值计算，实际利率年中一度达到6.6%，截至9月平均值为5.87%，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五，经济周期底部延长，走出承压状态仍需几个季度。本轮经济周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GDP平减指数在负值区间运行时间过长，以往周期中多是1—2个季度，此次已持续10个季度。历史经验表明，实际GDP增速先回升，才能带动GDP平减指数回升。若无强效的调控手段，预计走出经济周期底部至少需至2026年底。积极信号在于，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已开始缓慢回升，9月上涨1%，10月上涨1.2%，具备了“保1争2”的基础条件。

2、微观基础：表观修复持续有效推进，深层次活力仍有待激发

第一，居民部门就业收入状况总体稳定，但消费者信心与预期持续低迷。部分指标走势存在分化。从失业率来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前三季度平均为5.2%，各月保持在5%—5.5%的合理区间内运行，但从就业增长来看，城镇就业机会不足。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仅0.9%，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4个百分点；16-24岁（不含在校生）青年失业率仍处高位，前三季度均值16.6%，较去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峰值水平为8月份的18.9%，较去年峰值提高0.1个百分点。

收入方面，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1%，比名义GDP增速高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2%。从可支配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名义增速处于5.4%、5.3%、5.3%的较高水平，高于总体收入增速，但财产净收入仅增长1.7%，已连续两年不足2%，显示出持续的财富收缩效应。

尽管疫后中国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居民就业和收入状态有所改善，但居民信心和对未来预期持续低迷。截至2025年9月，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满意指数和预期指数相比2022年2月前常态水平仍有25%—30%的缺口。其中就业信心缺口达40%，收入信心缺口达20%，消费意愿缺口为10%，表明消费积极性仍有激发基础。

第二，企业部门绩效在曲折中改善，但产能利用率不足制约投资扩张动力。前三季度企业利润总体实现好转，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2%，除基数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年中以来持续加强“反内卷”，8-9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显著增长，扭转了之前的下滑局面。此外，亏损面呈现缩小趋势，包括亏损企业家数和亏损额，特别是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8.1%，比去年同期有明显改善。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取得一定成效，产成品存货积压问题得到缓解，拖欠企业账款余额增速得到一定有效控制，但绝对水平仍处于上升趋势，效果体现存在滞后性。因此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仍在下滑，制约投资扩张动力。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2%，较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处于历史同期较低水平其中，三季度为74.6%，较去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

第三，政府部门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改善，政府支出由收缩转向扩张。前三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0.5%，实现由负转正，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2.7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0.5%，跌幅较去年同期缩小19.7个百分点，两项收入合计，同比增长0.35%，增速由负转正，较去年同期回升5.93个百分点。政府支出由收缩转向扩张，积极财政政策发力。前三季度，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长3.1%，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比增长23.9%，两项合计同比增长7.9%，比去年同期增速大幅提升8.9个百分点。因此今年财政在收入好转后，支出有加速趋势。

3、中观层面：结构转型造成下行压力，结构失衡构成下行风险

相较于去年，2025年中国经济的新变化在中观层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虽然宏观与微观层面的问题依旧存在，但房地产等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巨大下行压力，叠加内外需求失衡构成的下行风险，使得三季度以来经济下行的趋势感更加明显。当前经济下行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消费、投资及出口预期三重因素的叠加冲击。尽管出口数据表现良好，但出口预期一直处于高压状态。这三重冲击显示出经济已出现内生性紧缩的苗头。尤其是东部地区及投资大省投资大幅弱化，成为当前经济下行的主因。需要明确的是，当前的下行是新旧动能转换期的过渡性表现，并非增长的极限，经济中仍有未充分释放的潜能与潜力。许多延续自去年的问题在今年出现了蔓延与扩张，导致经济下行涉及的面更广、层次与维度更多，集中表现为短期压力的加大。

在中短期内，建议从以下三个方向寻求突破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第一， 需正视当前地方政府财力与产业政策能力坍塌限制了宏观调控效果，部分地区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存在不达标情况。应避免陷入“债务拖累增长”的简单话语陷阱，在政策执行上仍需积极有所作为。

第二，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投资驱动模式对当下至关重要。简单认为“投资过剩应转向消费”的观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培育高新产业必须依赖大规模资金投入。消费不足的本质是收入不足，即高收入、中高收入岗位匮乏。因此，必须通过投资打破“岗位不足导致消费疲软”的恶性循环。

第三， 在当前阶段，应优先激活东部及重点城市的潜力，而非强求区域平衡与绝对均衡。中国经济需要“领头羊”和“领头矩阵”来真正走出目前的压力状态。

总之，2025年全年5%的增长目标能够实现，但扭转下行趋势更为重要。前三季度经济增长5.2%，受高基数和供需影响呈现逐季回落态势，预计四季度增速可能回落至4.5%左右，全年增速依然在4.9%—5.0%区间。为确保“十四五”圆满收官，需警惕以下严峻挑战：

第一，内需加速回落，四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对累计指标拆解后发现，三季度下滑幅度较大。

第二，产业结构转型构成下行压力，内外需求失衡构成了四季度和明年的下行风险。

第三，若四季度经济增速回落幅度过大，可能引发国际国内市场的预期震荡，导致对中国资产价值的重估。

第四，名义GDP增速创历史新低，经济运行将产生质变风险。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长4.1%，其中三季度降至3.7%，创历史新低。若四季度进一步下滑，可能会出现“水落石出”效应，导致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风险隐患集中暴露。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

1、“十四五”时期的主要发展成就

第一，经济实力稳步回升，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连续突破110万亿元、120万亿元和130万亿元大关，年均增速达到5.5%。回顾这一历程，尽管每年都面临诸多挑战，但5.5%的平均增速仍远高于同期全球3.9%的平均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迈上9万元台阶，体现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这一新优势。同时，产业结构和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首位，进一步夯实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

第二，创新驱动深入实施，科技动能显著增强。投入方面，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已达到3.6万亿元，较“十三五”末期增加1.2万亿元，五年增幅接近50%；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2.68%，较上一轮规划末期提高0.27个百分点；研发人员规模不断增长，增速保持较高水平，目前总量已超过700万人/年，稳居全球首位；人力基础不断夯实，创新产出成果丰硕。截至2025年6月，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3件，较2020年实现翻番，表明我国创新发展和专利质量取得显著进步。在关键技术和新兴产业方面，实现了由点及面的突破与扩展，比如2024年国产芯片产量大增，C919迈向产业化，DeepSeek引发全球关注，航天、核电等领域持续推进，中国芯片和中国装备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分别较“十三五”末期增长42%和73.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GDP比重提高至10.4%。无论是投入端还是产出端，我国在创新领域均实现了质的飞跃。

第三，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共享发展全面推进。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稳定在合理区间，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其中，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在申请量与招聘量上均出现快速增长，占比持续大幅提高。相关岗位的扩张吸纳了大量转移就业，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生活性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但也需注意，从中长期来看，这可能构成潜在风险，即这种持续的积累虽然容纳了就业数量，但就业质量可能会有所下降。居民收入方面，“十四五”时期，居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速基本保持一致，实现了规划预期目标。民生保障方面，教育巩固率、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均稳定在95%以上；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由2.9人提高至3.6人，持续提升国民健康的保障能力。

第四，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四五”时期，尽管稳经济压力较大，但我国依然实现了环境与生态质量的改善。单位GDP能耗前四年累计下降11.6%，2024年降幅达3.8%，优于年度目标；，能源结构持续改善，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约60%，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9.8%；增绿扩容持续推进，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从空气、水等社会关注的质量指标，到绿色生产力发展及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已从政策引导迈向系统性重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并为迈入“十五五”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生态与发展基础。

第五，安全基础持续夯实，风险防线不断筑牢。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两大指标较“十四五”初期均得到切实加强，并提前完成目标。特别是在能源安全方面，2022年我国综合能源生产能力已达到46.6亿吨标准煤，提前三年完成目标；2024年达到49.8亿吨，预计2025年将达到50亿吨以上。装备制造、关键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取得突破，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坚强支撑。

第六，对外开放纵深推进，新发展格局稳步构建。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国货物贸易依然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从32.2万亿元增至43.8万亿元，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同时，制度型开放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显著增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压缩，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自贸试验区形成近200项制度创新成果，2024年跨境人民币收付规模达到64万亿元，较2019年显著增加44万亿元，增幅明显，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支付体系中的占比稳步提升。

2、“十四五”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一，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内需动能仍显不足。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存在“温差”。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感受到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升与微观主体实际获得感之间存在持续的差距。第二，消费与投资持续受房地产拖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仅直接抑制了投资需求，其引致的风险也在持续延伸和蔓延，对消费形成了拖累。第三，深层次结构性因素抑制需求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既源于需求侧本身的问题，也受制于供给侧的限制，导致潜在需求无法得到充分释放。第四，供需错配为治理带来新挑战。尽管国内大循环确立，但内生增长机制尚不牢固，宏观“内需主导”与微观“谨慎收缩”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因此，“十五五”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推动结构优化的同时有效修复信心，构建更具可持续性的内需扩张机制以化解这一矛盾。

第二，原始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技术受制仍存。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础研究薄弱与创新结构失衡。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仍是最大短板，经费占比相对较低，实现“从0到1”的突破能力依然不足。第二，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在高端产业层面仍需进一步突破，随着外部封锁压力日益增加，技术攻关的紧迫度也在不断提升。第三，创新产出呈现“量多质次”且转化不畅。科技成果转化率依然较低，特别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专利转化率与国际同行相比仍有差距。“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总量不弱但基础偏薄、长板突出但结构失衡”。这是研发结构、制度环境与外部约束交织的结果。进入“十五五”，必须在基础研究布局、激励机制及关键攻关上进行更有力度的系统性调整，否则现有格局可能固化，难以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安全。

第三，财政运行约束趋紧，收支结构有待优化。第一，财政收入放缓与结构被动调整。收入结构在减税降费和经济承压的双重作用下出现“税收降非税升”的被动调整，经济运行呈现出收入放缓特征，财政整体约束趋紧。第二，支出刚性增强导致赤字率被动抬升。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义务教育普及以及社会保障加强，财政支出呈现刚性增长趋势。如果强行控制赤字目标，可能导致经济内生性收缩，因为优先满足刚性支出后，留给逆周期调节和改善长期增长动力的空间将十分有限。因此，建议应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资金效益；深化体制改革，保障财政长期可持续。一方面要规范非税收入，提高收入质量和公正性；另一方面要完善央地财权与事权匹配，健全转移支付制度。通过“保基本、优结构、提效率”，为中长期财政运行创造更可持续的制度空间，确保积极财政政策在约束趋紧条件下依然能发挥定力和韧性。迈入“十五五”，关键在于以更可持续的方式重塑财政空间，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否则将难以为稳增长、促转型与防风险提供足够韧性支撑。

第四，金融服务实体依然偏弱，风险隐患交织积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总量充裕与结构性错配并存。今年以来，金融运行呈现出“账面充裕、实体紧张”的新矛盾。第二，资源配置分化与“脱实向虚”风险增加。资金流向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存在偏差。第三，存量风险显性化与增量风险隐性化交织。在处置存量风险的过程中，由于部分支出具有刚性，导致新的隐性风险不断增加。调研发现，一些增量风险正以非常隐性的方式推进，这将导致风险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并可能过渡到“十五五”时期。进入“十五五”，如何在保持金融稳定底线的同时重构资源配置机制、强化服务实体功能，并以更前瞻的制度安排阻断风险累积链条，将成为关系金融体系长远安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考验。

第五，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开放发展面临挑战。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制度性约束激增。IMF预计2024—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徘徊在3.2%左右，明显低于历史均值，WTO预测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量或将小幅负增长。保护主义蔓延至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多个领域，全球产业链稳定性受到冲击。尽管中国外贸展现出强劲韧性，出口实现增长，但引资和稳外资的压力依然在增加。未来需要统筹开放与安全，重塑竞争优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战略思维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谈及外部环境复杂性和全球增速放缓时，应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接受者，更是外部环境的塑造者。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持续高达30%，中国经济的走势本身就是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变量，国际机构做全球增长预测时往往首先关注中美增长率。展望“十五五”，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发展问题归咎于外部环境，未来在局部市场和领域，中国将是外部环境的主导者。这是大国在日益开放格局下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

3、对“十五五”规划制定实施的启示

第一，以内需拉动为本，构建高效增长机制。确立内需战略支点，着力提升消费能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对内需的适配度。最近新一轮消费促进政策，已从原来的扩消费转向促进消费和供给的匹配。构建政策协同框架，建立长效评估机制。

第二，完善规划实施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四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第三，推动财权事权协同，构筑可持续财政体系。通过在税制结构优化、支出责任重塑和债务风险约束三个维度协同用力，在“十五五”时期逐步形成一个既有足够发展弹性、又具长期可持续性的财政体制，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更加坚实、更加可预期的制度支撑。

第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风险防控体系。一方面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另一方面织密多层次金融安全网，为“十五五”时期乃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可靠的金融支撑。

第五，深化对外开放，提升战略外部韧性。“十五五”时期的制度型开放将从“规模扩张”加快转向“质量提升”，在增强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同时，有效提升面对外部冲击时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战略回旋空间，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更加可靠的制度支撑。

三、“十五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展望

在系统回顾“十四五”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依据“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大举措与战略安排，本报告主要对“十五五”时期的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和对外开放核心指标进行趋势展望。

1、核心发展预期研判：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量化与定性目标

第一，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区间，规模持续扩大。 经过对潜在增速测算及主流机构预测值的梳理与对比分析，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第二，国民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结合最新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分析，“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结构将呈现规律性演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继续作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第三，投资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根据对国内投资趋势的估算，预计“十五五”时期综合投资率将依然保持在接近40%的合理水平。第四，财政赤字率呈扩大趋势。受刚性支出不断增加与收入增长放缓的双重挤压，“十五五”时期财政支出规模和赤字率预计呈现扩大的趋势。

基于上述四点研判，建议“十五五”时期重点把握以下四个方向：一是合理锚定增速目标，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宏观治理体系；二是以新质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三是提升投资效率，切实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四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与金融风险。

2、开放格局与外贸韧性：“十五五”时期对外贸易数据研判

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国际收支总差额预计总体呈现先降后升、波动回升的趋势。经常项目方面， 预计将延续“货物项目顺差、服务项目逆差”的总体结构特征。资本与金融项目方面，预计可能面临一定的下行风险。

基于对国际收支趋势的研判，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与国际收支相适应的动态宏观治理框架。

第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加快实现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

第三，完善国际收支统计，提升宏观经济决策的精准性。

第四，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四、202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风险挑战

在回顾“十四五”并展望“十五五”的基础上，再次回归短期视角，重点对2026年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总体来看，202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三大上行机遇与六大风险挑战。

1、202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上行机遇

第一，“十五五”规划适度超前布局将打开全新增长空间。尤其在投资领域，“十五五”规划的超前布局有望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具体涵盖以下主要方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其逻辑在于，上述领域在“十五五”规划中均有具体的投资规模测算（包含显性与隐性测算）。目前的测算结果显示，“十五五”期间这些领域的投资规模极为可观。若能实现适度超前布局或前置实施，将对2026年经济产生显著的提振作用。

第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蓄势待发。第一，从“十五五”规划导向及近期各部门表态来看，2026年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将更加宽松。第二，财政政策空间扩大。 随着化债工作的持续推进和财政收入回升，政策空间得到拓展。经过过去两年的化债努力，地方资产负债表结构已得到优化。第三，全球宽松周期提供有利环境。全球已步入货币宽松周期，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虽降息节奏不同，但均呈持续降息态势。目前欧央行政策利率已降至2%，美国虽相对较高但也已降至4%。这不仅有助于提振外部需求，也为我国提供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第四，国内货币政策储备充足。2025年截至目前，LPR仅下调了10个基点，这种保持定力的做法实际上为2026年的货币宽松积累了宝贵的政策空间。

第三，微观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修复与行业“反内卷”初见成效。在宏观经济回暖的基础上，微观层面的积极因素正在积累，有望迸发新的活力： 第一，微观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持续修复，财富效应初显。 10月份核心CPI回升至1.2%，开始具备了持续回稳并“保1争2”的条件。第二，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第三，资本市场财富效应显现。A股市场反弹后，市值较年初增长了10万亿元，财富效应有所体现。第四，房地产拖累减轻。虽然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止跌，但其对经济的拖累已大幅减轻。经济正逐渐走出财富收缩周期，若经济持续巩固走向财富扩张，内生动力将显著增强。第五，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2024年底启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债务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流动性压力大幅减轻，债务对经济的挤出效应显著缩小。虽然置换效应存在一定滞后期，但预计其积极作用将在2026年显现。

2、2026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六点风险挑战

尽管机遇显现，但2026年经济运行依然面临突出的风险挑战，主要需关注以下六个风险点：

第一，出口增速显著回落的风险。今年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总需求的稳定。但展望明年，预计出口规模虽仍将保持高位，但出口增速将出现显著回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减弱。

第二，投资深度下滑失速的风险。对比过去两年，今年以来投资下滑的速度、波及的范围以及涉及的行业均值得高度警惕。 一些东部大省动能快速衰减，由增长拉动者转变为拖累者。民间投资和外资投资持续低迷，呈现长期化趋势。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降至0.9个百分点，明显跌出合理区间。

第三，房地产市场调整外溢风险。2026年房地产市场预计仍将持续调整。当前的风险关键不在于价格持续下跌本身，而在于经过五年的累积，风险开始明显外溢。 过去几年房价跌幅已超过部分购房者的首付比例，“法拍房”数量激增。 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市场风险开始从单纯的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转化，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第四，就业质量持续下降的风险。这是2026年最大的隐忧。尽管失业率总体稳定，但需关注结构性与质量问题：平台就业发挥了巨大的缓冲作用，掩盖了青年就业难等困难群体问题。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拖累减轻，但建筑业拖累作用在加大。三季度建筑业增加值同比下跌2.6%（去年同期为增长3%），这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稳定性造成较大冲击。此外就业市场呈现“能找到工作，但收入降低”的特征，关税影响也存在滞后性，整体就业质量面临持续下降的风险。

第五，财政效能发挥受限的风险。尽管化债取得积极成效，但将其转化为下一步增长扩张动力仍面临诸多约束。例如，虽然清理企业拖欠账款初显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拖欠款项的绝对水平仍在提高，制约财政政策发挥作用。

第六，中小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目前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已得到一定控制，但金融机构整体风险敞口依然较大，风险点可能主要转向中小金融机构。

五、结论、预测与政策建议

基于前文的深入分析，本报告对2026年的中国经济走势作出如下核心研判，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与形势研判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新一轮高强度关税冲击等外部环境剧变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托底，以及“两新两重”政策的集中发力，依托工业服务业生产的强劲韧性和出口增长的超预期表现，总体承受住了压力，实现了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政策前置效应衰减，下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回落，投资需求陷入收缩区间，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全年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方面，经济运行将延续2025年下半年以来的基本态势，继续受到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收缩、房地产市场调整、物价低位运行以及外部风险冲击等核心下行力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受益于前述的三大全新机遇，经济下行趋势将逐步扭转。预计全年走势将与2025年截然相反，呈现出“前低后高”的特征。

基于上述判断，若不考虑规模性增量政策，预计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较2025年小幅回落0.1至0.2个百分点。其中，上半年增速回落幅度较大，可能达到0.8个百分点，需做好充分应对准备；下半年增速则有望显著回升，并可能反超0.4个百分点。 分情景预测如下：

乐观情景： 预计2025年与2026年均将增长5%左右。

基准情景： 预计2025年增长4.9%—5%，2026年增长4.8%。

不利情景： 预计2025年增长4.9%，2026年增长4.6%。

2、十大政策建议

建议一：科学研判形势，设定跨周期组合性目标。建议以2026年开启“十五五”规划为契机，确立“4.5%—5%的实际GDP增长目标 + 1%—3%的CPI通胀目标 + 5%以上名义GDP增长目标”的组合指标，将其作为整个“十五五”时期长期坚持的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实施的总纲领。以此实现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控的有效结合，以及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与深化改革开放的有机结合，从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同步实现扩大内需、推动物价回升、优化改革等多重目标，为高质量发展预留空间。

建议二：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在内需偏弱、外需走低和预期不稳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更有力的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稳定经济。优化宏观政策组合，稳住总需求并提升政策传导效果；增强消费能力和意愿，推动民间投资回升；保持偏宽松货币政策，避免低增长+低通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投向民生短板、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营商环境专项整治，稳定制度预期，提振企业与居民信心，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

建议三：扩大财政空间，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建议将2026年的赤字率目标提高至5%，以此大幅扩大公共财政支出空间，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优化支出结构，聚焦民生短板、绿色低碳和新型生产力，推动消费与投资增长。同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扩张需与债务治理并重，通过债务置换和市场化重组化解风险。

建议四：兑现货币政策承诺，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通过进一步降准打开降息空间，并加大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力度。

建议五：精准促进消费，夯实内需增长基础。

建议六：扩大有效投资，巩固实体经济发展支撑。

建议七：稳定外贸基本盘，培育开放合作新优势。

建议八：稳定重点就业，增强劳动力市场韧性。

建议九：创新政策工具，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建议十：激发主体活力，进一步增强发展动能。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年度报告（2025-2026），各位嘉宾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展开联合研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聚焦中长期问题，指出影响2026年及以后经济运行的四大金融因素。一是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资金“脱媒”趋势再现，流向资本市场和非银机构，M1增速接近M2释放出积极信号。二是利率下行趋势确立，受全球低利率环境、人口结构及实体经济金融化影响，低利率虽降低实体融资成本，但也挤压银行净息差，增加信贷传导难度。

在资本市场方面，李扬认为“十五五”期间面临新机遇，应从融资导向转向投资与融资相结合，强化市值管理与现金分红，并通过并购重组解决民企代际传承问题。在政策层面，中国货币政策正向关注资产价格的新范式转型，央行通过创设互换便利等工具及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逐步实现建设强大中央银行的目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已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源于名义增长滞后及终端需求不足。他提出“终端需求”概念，认为房地产与基建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收缩，暴露了中国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的结构性偏差。针对经济增长，他以“高度”与“宽度”为喻，强调若不解决代表消费需求的“宽度”，仅靠提升代表技术创新的“高度”将限制发展空间，甚至加剧就业矛盾。

展望“十五五”，建议转变增长逻辑，确立“算需求、定产能、搞投资”的思路，并将消费占GDP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设定为硬任务。具体对策上，应实施“两个10万亿”计划，通过划拨国有权益资本充实社保，力争将城乡居民养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以此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发展型消费不足的问题。最终目标是建设与制造强国并列的“消费强国”，做全球最大的“甲方”，通过“投资于人”实现人力资本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蔡昉在分析“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这一核心命题时指出，应以“五个结合”构建宏观经济学新范式，统筹应对周期性冲击与长期增长、供给与需求等关系。在就业方面，当前劳动力市场出现岗位空缺率与失业率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贝弗里奇曲线”右移。就业增量呈“新形态化”，非正规就业占比攀升，需加强权益保障；劳动力流动出现减速与本地化的“内卷化”趋势；且面临青年与大龄劳动力就业困难的“两端化”挑战。在收入方面，仅靠初次分配难以缩小差距，必须强化再分配机制。建议通过优化税收结构及扩大转移支付，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以调节收入分配。针对稳预期，面对技术冲击与老龄化挑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虽然劳动生产率增速有望跑赢老龄化速度，但必须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全社会公平分享生产率提升带来的红利，从而消除焦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科技创新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抓手。科技不仅能破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筑牢安全根基，还能通过抢占芯片、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塑造国际竞争力，并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

他强调，中国科技优势正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型。然而，中国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科技企业”，且存在严重的同质化“内卷”现象。大型科技企业是创新主体，特别是基础研究需要其巨额资金支持，且企业主导的转化效率优于单纯依靠科研院所。因此，要把科技搞上去，必须将培养、造就和保护“大型科技企业家”作为国家未来竞争的重要政策，以此带动产业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分析宏观经济应秉持“从中长期看短期”的原则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临五大风险点：一是通缩压力，需通过稳企业、稳就业来提振内需；二是就业压力，特别是零工经济吸纳能力趋于饱和，青年就业问题难解；三是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日趋严重；四是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存在背离；五是企业出海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尽管支撑增长的传统红利衰减，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未变。技术前沿创新、深度城市化、消费提质扩容、改革红利及“工程师红利”等新动能正在孕育。若能激发这些新动能，“十五五”期间实现5%—6%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为此，必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创新与产业、数字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确保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