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错失中国科技大学的深度揭秘

朱传志

1969年，有意迁往河南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河南失之交臂，时为安徽省领导人的李德生积极延揽了这所名校。巧合的是，李德生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从此后，中科大成为安徽的骄傲和机会，河南却因此而后悔、痛楚，经年不绝。

一

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于1958年。当时国外高新科学技术在快速生长，中国缺乏科研后备力量，于是中国科学院依托下属的各个研究所开展教学，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年，中国科技大学就被列为排名第四的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

1966年，毛主席鉴于苏联干部脱离劳动、脱离人民，鉴于中国学生忙于书本学习，重提自己年轻时代经历的工读主义勤工俭学模式，重提抗日军政大学边学习边生产、干群在一起的传统，发出《五七指示》，主张教学深入农村、厂矿，与工农结合。1969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拟订《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提出到江西山区创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科研单位。

国务院科教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建议中国科技大学的基地设在豫西的南阳，“可到河南去看看，科学院也准备在河南。”10月9日，中科大《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最终定稿。里面讲到：“河南省南阳专区，地处三线，水电交通方便，具备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另该地学校及科研单位均少，在此建点，有利于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结合。江西已有清华、北大、人大等建点。考虑到我国大学和新技术科研的布局以及备战需要，我们考虑基地最好能设在河南南阳专区。其次也可考虑设在江西”，“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由此可见，中国科技大学不仅要在南阳设立基地，而且要把学校主体移过来。

二

1969年3月、8月，中国北方边境先后发生两次国防争斗。为防止意外情况，10月17日，中央指示加强戒备，北京的机构、人员尽快向外地疏散。不久，国务院批复中国科技大学创办试验基地的报告，要求学校立即搬走。10月21日，中科大决定派人赴河南和湖北沙市寻找疏散地址暨教育试验基地。沙市有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表示不再有合适的地方安排科大。河南考察组带着刘西尧给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的亲笔信，“受到了河南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在南阳山区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但河南省只同意在平汉路以西的南阳专区的唐河、新野一带山区、丘陵地带临时疏散，若在河南建校他们表示有困难。”“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

10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宣布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刘西尧表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中科大又派人分赴江西、安徽选点。江西有了不少大学的“五七干校”，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宣城等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学校有些师生联系到了广西南宁，南宁方面愿意接收。

11月8日，“刘西尧同志在两科（中科院、中科大）联合办公会议上说，……河南去的单位太多，较集中，科大不一定往那里去挤。是否考虑到安徽去，李德生同志（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也较感兴趣。后来经科大、科学院领导讨论研究，觉得河南困难太大，省里又不大欢迎，安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大家都同意去安徽去选点。”

中科大再派李从珠等人去安徽安庆选点，安庆方面表示欢迎，宣称能接纳3000人。12月1日，刘西尧下达了中国科技大学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的指示。他说：“其它学校都下去了，科大没动，开头早，走的晚”，“安徽欢迎去，条件不错……领导上支持你们，国务院业务组的都表了态，同意去，纪登奎和李德生同志同意去”，“校址定不下来，先在安庆疏散”，“干部可以办五七干校或插队，学生主要是插队。”12月，中科大近千人到达安庆。安庆方面将他们安置在一栋没有门窗和生活用水的小楼里，师生们感到此地没法立足，反对学校搬迁。

1月9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见了李德生，按照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精神和刘西尧的指示，将中科大的领导关系移交给了安徽省，并商定将中科大搬迁到合肥。据中科院负责人回忆，李德生说：“中央决定将科大下放安徽，原来考虑放在安庆，现在看来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在合肥，那个师范大学的校址不是空着吧？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

于是，中国科技大学6000名师生家属和仪器图书迁至合肥，在原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址办学。此次搬迁造成中科大仪器设备损失三分之二，教师流失50%以上。中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被刘西尧转给铁道兵部队使用。

中科大下放安徽，还有一个隐情。据当事人回忆：“科大原属科学院领导，一九六七年国防科委接管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后，科大提出专业对口应归国防科委领导。后来有一段与科学院脱离关系，直接由国防科委管。批判国防科委大科研体制和聂荣臻同志‘多中心’时，国防科委推出不管，科大又回到科学院。当时科学院不想管，但又推不出去。在下放、搬迁过程中，科大提出的问题较多，牵扯科学院领导的精力不少，科学院总觉得是个负担，因此总想推出去省事。”“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刘西尧同志说，按中央通知办事。正式把科大交给安徽。至于今后怎么办？应按省里的意见，征求科学院意见后上报计委审核后报中央批准。”

三

中国科技大学放弃河南投奔安徽，主要原因是河南的财力物力拮据。“若在河南建校他们表示有困难”，“后来据刘说，中央到河南去的单位太多，压力太大，登奎同志（纪登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河南省工作，山西人）不欢迎。刘西尧见了李德生同志，李欢迎科大下放到安徽去，并介绍了近几年来安徽省的形势及发展前途，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河南与北京同在京广铁路上，中央机构疏散到河南的较多，而安徽离北京较远，接收的中央机构较少，财力物力稍微宽松。对于中国科大而言，河南提供的南阳下辖县办学条件很低劣，安徽提供的合肥市高校校园很成熟。

虽然河南经济拮据，但放弃中国科技大学仍然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因为中国科技大学属于迁校性质，对河南有长远价值，“有利于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结合”。其它来河南的机构很多是办“五七干部学校”，即干部接受劳动教育，有些只是临时疏散避难，对河南的物资压力是暂时的，河南省领导应该分清主次轻重。既然安徽李德生已经流露出了对中国科技大学的兴趣，纪登奎和河南省就应该意识到中科大的价值，要挽留，不能让别人争走了。何况安徽已有全国重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南尚无。材料显示，李德生指示：“安徽来了一、二十个单位，但都是找个基点，领导关系还在原上级机关；我们原来以为科大也是如此，现在情况更具体了，关系下放了；经过研究，安徽有困难，可考虑在合师院……”

河南省为什么会做出放弃中国科技大学的错误决策呢？一种解释是河南时任主要领导纪登奎眼光有限。纪登奎是洛阳复旦中学的肄业生，1950年代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时，曾业余学习过三年多中专技校的知识。而李德生1950年代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过三年，算高等教育毕业，见识高。战略学家博弗尔认为：“不管一般趋势是有利或不利，在舞台上的演员对于情况的发展还是能发挥相当影响作用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纪登奎检讨说：我在中央工作，又在河南兼任河南省委书记职务。河南的问题，我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诚恳地请求辞去领导职务，“总结经验教训”，“多读点书”。纪登奎后来也对河南的同志讲：检点平生他有三大遗憾，一是自己早年投身革命，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生活什么滋味。

四

中国科技大学在局势好转后一直想迁回北京，毕竟它要依托中国科学院办学，但安徽方面极力挽留，最终中科大没有回成。为了挽留中科大，地理上不集中供暖的合肥给中科大装了暖气，是合肥首家。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2000年，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科学院其它研究生培养机构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中国科学院大学。至此，中国科技大学创始时的角色转移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安徽取得了对中国科技大学的长期拥有。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在建的首批九所“世界一流大学”之一。宋代欧阳修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以中国科技大学为基础，安徽省乘势而上，争取到了中国科学院在合肥设立研究所，争取到了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走在全国前列。为此，合肥市拿出蜀山湖畔面积2.65平方公里的董铺岛，作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落身之地，美丽清静，成为著名的“科学岛”。中国科技大学产生了科大讯飞公司这样的尖端高科技企业，带动了安徽经济的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选择，使河南与安徽的科技、教育拉开了大差距，这就是蝴蝶效应。安徽一劳永逸，河南事倍功半。“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河南的发展深受科教短板的制约。

五

河南错失中国科技大学事件之所以被人们长期反复谈论，根本原因是河南缺乏名牌大学，缺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河南高等教育不仅缺乏中国科技大学这样的头雁，雁群的力量也很薄弱。作为全国主要交通、通信枢纽的郑州，没有铁道学院、交通学院、邮电学院。作为农业大省，没有全国重点农业大学。作为人口大省，医学院较少。作为中医药大省，河南中医药大学2013年才获批博士培养资格。在相当长的时期，占全国人口十三分之一的河南省，没有一所高校进入百所全国重点大学、教育部直属高校行列。计划经济时河南高校未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市场经济后国家讲求投资效率，追加投入原有重点大学。“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是河南教育界常说的一句话。

河南高等教育的基础并不差，却未能持续前进。民国时期，河南有过三所国立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焦作工学院、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河南大学于1953年8月得到教育部指令“改名为河南师范学院”，1955年6月，河南省文教厅鉴于本省财力、人力拮据，提出将河南师范学院的理科调出，改为只办文科的开封师范学院，效仿中国人民大学，“根据苏联经验，院校专业应合理分工，系科要少，规模要大，以便集中教师力量，充实教学设备”。当时，外省师范学院都是兼办文科理科，办学格局的缩小使得河南大学衰落。国立焦作工学院于1950年主体迁往省外，扩建为中国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于1953年以河南大学水利系的身份，并入武汉大学，河南大学郭暄教授一度担任武汉大学水利系主任。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曾培养出著名水利专家沈克昌、王既民、徐福龄等人。虽然后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从河北迁来了郑州，但该校重要的北京研究生部却并入了北京的华北电力大学。

河南高等教育不强，既有未进入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点建设行列的外在原因，也有河南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河南缺乏机遇意识，不擅向外界争取机遇。除了错过中国科技大学南迁，中国地质大学曾有意落户平顶山，河南也没有抓住机遇。河南医科大学在1980年代实力仍强过山东医科大学，河南医科大学有全国首批医学博士点两个，山东医科大学只有一个，而后者却成为卫生部直属院校。另一方面，河南缺乏危机感，教育改革、发展的力度小。中南林学院、江汉石油学院、四川农业大学等都到省会建了新校区，而新乡医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局限在地级市发展，难以吸引到优质师资和生源。清代雍正皇帝认为：“大约豫省士风，器量谨厚有余，而才具（才干）明通不足。”

痛定思痛，河南对高等教育的落后也采取了一些发展举措。1985年，河南省政府与美籍华裔联合，创办了一所新体制、现代化的黄河大学，河南省拿出了秀丽的1200亩省委第三招待所。由于财源匮乏、人才短缺，1991年黄河大学试验失败，并入郑州大学。河南民间出现了黄河科技大学，想办成私立名校，但条件很差。1990年代末，国务院各工业部委撤销，行业高校进入各级教育部门，高校合并风潮兴起。河南省在郑州工业大学下放河南管理之际，将它与郑州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学，建起了约五千亩的新校园。2017年，郑州大学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河南大学也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由于排位不靠前，缺乏中央财政巨额投入，想达成目标并不容易。

河南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非常重要，应该加大力度。现代社会是专业社会，知识工作者的分量越来越重。知识工作者中存在着极化效应，优秀者、卓越者、创新者引领工作。要培养出卓越、创新的知识工作者，需要知识高地，大学是最主要的知识高地。河南缺乏优质的知识高地，就难以产生卓越人才，容易陷入马太效应、恶性循环，沦为“脑省”的配角——“躯干省”，沦为低利润的生产基地，丧失应有的话语权。河南要成为发达地区，就必须办好一流大学，造就高端人才。

2006年初稿，现有修改

参考文献：柯资能、丁兆君，科大南迁合肥始末；……

作者：朱传志，70后学者，著作入选新京报年度全国好书、新浪网好书榜、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曾推动河南大学实现省部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