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被降格任职，中央提议华国锋同志：让他去安徽吧

1977年的夏天，一场看似普通的人事调动，却改变了一个省份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的命运。

万里同志原本要去湖北当一把手，结果半路被人提议降格成二把手，正当大家以为这事就这么定了的时候，邓小平开口了："让他去安徽当第一书记吧。"

这个决定当时看起来不起眼，谁能想到，它会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

一个被降格的干部，怎么就在安徽这片贫困的土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呢？

1977年初，中央正在考虑干部调配的事。

万里在铁道部和北京市干得不错，组织上打算让他去地方挑大梁，目标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这个位置分量不轻，湖北是中部重镇，工业基础好，农业也发达，去那里当一把手，前途自然光明。

万里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收拾行李准备南下。

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李先念提出了不同意见。

李先念当时在中央位置重要，他对湖北情况熟悉，觉得省里的班子需要稳定，建议万里去湖北可以，职务改成第二书记。

这个提议一出，万里的职位就降了一格。

从第一书记到第二书记，差别可不是一星半点。

一把手说话算数，二把手就得配合协助。

万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那个年代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是第一位的，个人得失从来不是考虑的重点。

万里这种态度，让中央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邓小平一直在观察这件事的进展。

他了解万里的能力和作风，觉得让这样一个实干家去当二把手，有点屈才。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心里清楚，当时有个地方比湖北更需要像万里这样敢闯敢干的人，那就是安徽。

安徽在1977年是个什么状况？

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穷得叮当响"。

连年灾荒，粮食产量上不去，农民吃不饱饭，每年都有人外出逃荒要饭。

全省107个县，有67个县年年吃国家救济粮。

这种局面要是再不改变，老百姓真的没法活了。

邓小平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万里去安徽更合适。

他找到华国锋，直接了当地说："让万里去安徽当第一书记吧，那里需要他。"

华国锋听了邓小平的建议，认真考虑了一番，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

6月18日，华国锋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万里，正式通知他去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

万里二话没说，立刻答应下来。

他心里明白，安徽的担子比湖北重多了，去那里不是享福，是去啃硬骨头的。

6月21日，万里坐火车抵达合肥。

车站上聚集了不少欢迎的干部群众，大家敲锣打鼓，气氛热烈。

万里下了火车，脸上带着笑容，跟大家握手致意。

6月25日，省里专门举办了欢迎会。

会场布置得挺正式，各级干部都来了。

万里站在台上讲话，说了些感谢组织信任、决心带领大家干好工作的话。

台下掌声雷动，但万里心里却高兴不起来。

会后，万里开始下乡调研。

他去了淮北、皖北、沿江各地，走访了十几个县，几十个公社。

眼前看到的景象，让他心里越来越沉重。

田地里庄稼长得稀稀拉拉，不少地方杂草比麦子还高。

农民住的房子破破烂烂，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用草席遮着。

最让万里揪心的是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很多农民一天只吃两顿饭，饭里掺着野菜和树皮。

有的生产队，社员一年到头分不到几斤粮食，只能靠国家救济勉强度日。

万里走进一户农家，屋里黑咕隆咚的，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老大娘拉着他的手，眼泪直往下掉："万书记，我们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万里听了这话，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他在北京工作那么多年，知道全国各地都有困难，但没想到安徽穷到这个地步。

晚上回到住处，万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心里想，自己来安徽不是来当官的，是来给老百姓办事的。

要是干不出个样子来，对不起中央的信任，更对不起安徽的老百姓。

调研结束后，万里心里有了底。

安徽的问题根子在哪里？

就是农业生产搞不上去。

为什么搞不上去？

是因为体制僵化，农民干活没积极性。

公社、大队统得太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农民出工不出力，土地产量自然上不去。

1978年初，万里召集省委班子开会，商量怎么改变安徽农村的困境。

会上争论很激烈，有人主张慢慢来，稳扎稳打；有人觉得应该大胆尝试，不能再拖了。

万里听完各方意见，拍板决定：要改，而且要快改。

经过反复讨论，省委制定了"六条"规定。

这六条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

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决定劳动管理方式；可以定产到队，超产奖励；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少瞎指挥。

这六条规定下发到各地后，基层反应不一。

有的干部拍手叫好，觉得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有的干部心里打鼓，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出问题，万一上面追究下来怎么办。

老百姓倒是实在，不管那么多大道理，只要能多打粮食，能吃饱肚子，什么办法都愿意试。

滁县地区的干部胆子比较大，他们根据省委六条的精神，开始在一些生产队试行包产到组。

具体操作就是把土地分给小组，定好产量指标，超产部分归小组自己支配。

这一试，效果立竿见影。

农民干活的劲头上来了，天不亮就下地，晚上披着星星才回家。

万里听说这个情况，专门跑到滁县去看。

他走进田间地头，看见农民正在给麦子除草施肥，干得热火朝天。

万里问一个老农："这样干累不累？"

老农咧嘴笑了："累是累，但心里舒坦啊！干的是自己的活，能不卖力吗？"

万里听了这话，心里更有底了。

他回到合肥，在省委会上明确表态：包产到组是个好办法，符合实际情况，各地可以根据条件大胆试验。

有的保守派干部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样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万里火了，当场反驳："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主义？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1978年夏天，安徽遇上了特大干旱。

麦子收成不好，秋粮眼看也要歉收。

农民急得团团转，干部也没办法。

照往年的做法，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听天由命，收多少算多少，不够再向国家要救济粮。

万里不甘心这样认输。

他找来农业专家和基层干部商量，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

万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说："既然老天不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自己创造机会。现在还有时间种晚稻，把土地借给农民，让他们自己种，行不行？"

这个提议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把集体的土地借给农民？

这不是包产到户的变相做法吗？

要是上面追究下来怎么办？

万里看大家不说话，提高声音说："现在是救命要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就这么定了，立刻下文件。"

省委很快下发通知，允许农民在荒地、堤坝、路边、沟渠等地方种晚稻，种出的粮食归个人所有。

这个政策一公布，农民欢呼雀跃。

他们扛着锄头，提着水桶，把能开垦的地都开垦出来。

有的农民半夜起来抢着种地，生怕晚了就没地方了。

秋收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那些借给农民种的地，产量比集体地高出一大截。

有的农民一家收了几百斤粮食，比往年分到的口粮还多。

老百姓尝到了甜头，心里对万里感激不尽。

万里也从这件事里看出了门道：只要把土地和农民的利益挂钩，生产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

1978年11月，凤阳县小岗村发生了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

这个村子穷得出了名，全村20来户人家，大半都出去讨过饭。

生产队年年完不成任务，社员分到的粮食少得可怜。

那年冬天，生产队长严宏昌把几个胆大的社员召集到家里，关起门来商量一件大事。

严宏昌说："再这样下去，大家都得饿死。我有个想法，咱们把地分了，各种各的，产量交够队里的，剩下的归自己。敢不敢干？"

屋里鸦雀无声。

大家都知道这么干的后果，弄不好要坐牢的。

沉默了好一会儿，有人开口了："干！反正横竖是个死，饿死不如拼一把。"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同意试试。

严宏昌拿出一张纸，写下几句话：我们分田到户，如果干部因此坐牢，全村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18户人家，每家派一个人，在纸上按了红手印。这就是著名的"生死状"。

分田以后，小岗村的农民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们早出晚归，精心侍弄庄稼，田地里的活比以前细致多了。

1979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总产量是往年的好几倍。

社员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小岗村分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县里、地区都知道了，万里也听说了。

有人建议去查处这件事，万里摆摆手说："先看看效果再说。"

他派人去小岗村调查，回来的人汇报说，那里农民的日子确实好过了，积极性特别高。

万里听完汇报，心里有了决断。

他觉得小岗村的做法虽然大胆，但符合实际，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就是好事。

他在省委会上说："包产到户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关键要看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让农民吃饱饭。小岗村的做法可以继续试，其他地方也可以学。"

1979年，安徽农村的变化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全省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很多地方实现了增产20%以上。

农民收入明显提高，不少人家第一次有了余粮。

过去那些靠救济度日的贫困县，现在能自给自足了。

最让人振奋的是农民的精神面貌。

以前出工像赶鸭子，现在不用催促，天不亮就下地干活。

田地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大家干得起劲，脸上挂着笑容。

集市上开始热闹起来，农民拿着余粮和副产品去交易，手里有了零花钱。

万里看到这些变化，心里踏实多了。

他觉得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还需要中央的支持。

1979年底，万里向中央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经验和成效。

报告里没有回避争议，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和效果。

报告送到北京后，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邓小平看了报告，当即表态支持安徽的做法。

他说："安徽的经验值得推广，让农民吃饱饭是第一位的。"

华国锋也认可了安徽的改革成果，指示其他省份学习借鉴。

1980年，中央决定调万里回北京工作，担任书记处书记和副总理。

这次调动是对万里工作的肯定，也是要让他在更大的平台上推动改革。

万里离开安徽的时候，很多农民自发来送行。

他们拉着万里的手，眼里含着泪水，舍不得他走。

万里在安徽待了三年，把一个穷省变成了改革先锋。

包产到户从安徽开始，逐步推广到全国，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标志。

小岗村那18个红手印，不仅改变了一个村庄的命运，更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变革。

1988年，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993年退休后，他过着低调的生活，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万里从降格任职到开创改革先河，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职位高低不是评价干部的唯一标准，能不能干实事才是关键。

他去安徽不是去享福的，是去解决问题的。

正因为他有这份担当和勇气，才能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开出改革的花朵。

安徽的变革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无数基层干部和农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万里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施展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