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月风暴”中心》：陈丕显揭示历史真相

陈丕显的《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地方大员在晚年回顾自己在十年特殊时期经历的专著，据我所知，陈丕显的这本《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不敢说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吧。

此书有两个版本。其一是内地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其二是港版，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2月出版。

作者陈丕显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出身的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他是福建上杭人，当年朱毛红军打到他家乡时，当时只有十三岁的陈丕显就参加了儿童团，从此投身革命。

中央红军长征时，陈丕显留在赣南粤北苏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担任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先后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中共华中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1965年，柯庆施因病去世后，陈丕显继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喜欢亲切地称他为“阿丕”。196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找陈丕显谈话，谈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时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阿丕你来搞了。”

陈丕显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从一个角度揭露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反映广大干部、群众同这些害人虫的斗争，并总结出一点经验教训，以防止“文化大革命”或类似浩劫的重演。如果它能为上海的中共党史研究，为从事“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有关研究机关及专家学者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我将感到无限欣慰。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是从1963年2月下旬开始写起的。

1963年2月下旬，虽然时令已经早已入春，但是春寒料峭，此时有一位重要的女人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这个女人在解放以后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她虽然头上挂着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个普通的头衔，但是由于她的特殊身份，谁对她都客客气气的。

说起来，这个女人和上海还颇有渊源，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她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从事过演艺事业，当时她的名字还叫蓝苹。对了，她现在的名字叫江青。

对于这样一位贵客，陈丕显作为东道主的地方大员出于礼貌，每次总要去看望一下，但大多来去匆匆，言谈不多。

但这一次，江青却是来者不善，她说她此行是怀有“特殊使命”的，而这个“特殊使命”就是搞“文艺革命”。为什么这个女人舍北京而来上海，是因为上海有一个柯庆施。

1963年1月，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指出“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的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柯庆施的这一思想与江青不谋而合。

这一次，江青就是来上海找柯庆施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建立她所说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而彼时上海分管文化的后补书记是张春桥，于是柯庆施便把张春桥介绍给江青。江青和张春桥的早期勾结活动就此开始了。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所以本书第一章的题目是《溪云乍起》。

不过，柯庆施在1965年突然因病去世了，这样身为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的陈丕显就和江青打交道多了起来，近距离对这位“文艺旗手”多了些观察和接触，江青的睚眦必报、颐指气使和心狠手辣，陈丕显在书中都多有描写。

书名中的“一月风暴”，指的是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而此前在1966年12月发生的“安亭事件”则是导火索。

1967年1月，春桥、文元这两位陈丕显昔日的下属和部下，现在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 1月4日，他们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 6日，春桥、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

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造反派张、姚等人手里。春桥、文元、洪文又于1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1月8日，最高领导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上海“一月夺权”拉开了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序幕。随着“全面夺权”的开展，无政府主义急剧膨胀，全国动乱迅速升级。

而陈丕显这个昔日的“红小鬼”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黑小鬼”，从此身陷囹圄长达八年之久。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十分关心受到反党集团一伙残酷迫害的陈丕显。当时，陈丕显虽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批示下于1974年11月解除了监禁，但继续受到上海帮的迫害。他久病不愈，却不被允许到北京检查身体，并一直未恢复组织关系和工资。

1975年2月20日，万般无奈的陈丕显就工作安排等问题给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写信。信的全文如下：

邓副主席并转中央:
自从去年11月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批示下，对我解除监护以来，在上海市委的安排下，我曾住医院两次。
由于医生的积极治疗，检查中发现的糖尿病有所好转，但血糖仍然较高，身体比较瘦弱。
在检查中多次发现白血球较高，至今仍未查明原因，现在高达一万五千。
一九六六年，我鼻咽部患癌症时，白血球就是较高的。
我现在尚未恢复组织生活，也未恢复工资，我请求中央批准我来北京检查身体，并请求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谈话。

小平同志接到信后即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他在一次单独陪同主席接见外宾的时候，找机会向主席反映了陈丕显的情况，说丕显同志来信谈到目前的处境，问是否可以先恢复丕显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工资？主席说：“可以嘛。”小平同志立即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上海，要上海市委、市革委会认真落实主席的指示，恢复陈丕显的组织生活和原工资待遇。

9月29日，小平同志又书面请示毛主席：“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青(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

次日，毛主席即批示同意。邓小平在当晚国庆宴会结束后就告知政治局的成员们，并交代中办主任汪东兴去落实。这样，陈丕显很快来京报到，摆脱了在上海的困难境地。

1979年8月12日，党中央对陈丕显的问题正式做出结论，指出：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在运动期间“制造假材料，诬陷陈丕显是'老反革命’‘黑小鬼’等等，完全是一个政治阴谋，其罪恶目的是为了篡夺上海党政领导权”，“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