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故人 故乡和我

作者：持戒留白（山东菏泽）

故事 故人 故乡和我——一位客居江南的老兵对香君故事的再勘与心祭

乙巳年大雪节气，江西新余的雨声淅淅沥沥，依旧用湿冷的格调敲打着窗棂如细密的鼓点。我坐在书桌前，忽然想到，这湿冷的雨声与三十多年前菏泽春末的雨毫无二致。那时我十来岁，胸前戴着大红花，即将踏上前往武警交通部队的列车。

1990年3月1日清晨，母亲天不亮就起身，用石磨磨了最后一遍高粱面。菏泽的高粱煎饼，要薄如宣纸，韧如皮革，卷上大葱和自家母鸡刚下的蛋，那滋味是一个少年全部的乡愁。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格外苍老。“到了部队，修路架桥是积德的事。”他只说了这一句。我出生的山东菏泽，与河南商丘田地相连，方言相通。老人们常说：“菏泽商丘，打断骨头连着筋。”陇海铁路的汽笛声，在无风的夜晚能清晰地传到我们村头。那是中国东西向的大动脉，像一条铁铸的脐带，将中原腹地的故事输送到远方。我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当我驾车无数次穿越商丘地界时，会为一个三百年前的女子而心潮难平。更没想到，她的故事会像一根无形的线，将我的军旅生涯、转业人生、地理乡愁和爱情观照，全部串联起来。

商丘，这座古都地处中原腹地，恰是山东、河南两省的交界处。作为武警交通部队的老兵，我太熟悉这样的地理节点了，它们往往是文化的十字路口，故事的集散地，也是命运最易发生转折的地方。我们的部队常年奔波在祖国的交通线上，青藏公路的养护、长江大桥的抢修、西南山区的隧道开凿……我逐渐明白：道路连接的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人的命运轨迹。一条路的开通，可能改变一个村庄的百年孤独；一座桥的架设，可能连接起被河流阻隔了几代人的姻缘。然而，有一种隔阂，是任何道路桥梁都无法跨越的，那就是封建礼教在人与人之间筑起的高墙。李香君的故事，便是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击中了我。最初是从家乡老人的闲谈中听闻的。“商丘有个李香君墓，秦淮八艳之一哩。”“嫁给侯方域那个才子，可惨了，死在柴火园里。”碎片化的传闻，像冬日里飘零的枯叶，不成系统却撩人心弦。真正系统了解，是转业后的一个周末，我特意翻阅《桃花扇》，结合地方志和对照民间传说，一个女子的悲剧轮廓逐渐清晰。她的爱情，被三个地理坐标撕裂：从商丘侯家的翡翠楼到商丘侯家的打鸡园、以及侯家祖坟之外的无名荒野。翡翠楼里，她是名动秦淮的“李香君”，诗书琴画，意气风发，与复社文人纵论天下，与侯方域许下“桃花为盟”的誓言。那是一段被才子佳人外衣包裹的爱情，却也暗藏着身份的原罪：她是歌妓，他是世家子弟。

打鸡园，这个地名本身就有一种荒诞的悲凉。它原是侯家废弃的柴火园，荒草丛生，屋漏墙颓。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一纸命令，这对有情人便被活生生拆散。侯方域被召回商丘，李香君随后辗转而至，却被安置在这处“不适合人居住”的废园。战乱年代，一个弱女子从南京到商丘的颠沛流离，本身就是一首悲歌。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即便她抵达了爱人的故乡，却依然无法进入他的世界。打鸡园成了她肉体的囚笼，也成了她身份的象征，一个不被接纳的外来者，一个出身卑贱的“姬妾”。公元1654年春，李香君在悲寒中为侯方域产下一子，随后含恨而逝，年仅三十岁。更可悲的是死后：墓碑被刻为“吴姬之墓”，连真实姓名都被抹去；坟墓不得入侯家祖坟，成为游荡在家族边界之外的孤魂。直到多年以后，她的儿子长大成人，才将墓碑改为“李香君之墓”。这块迟来的、正名的石碑，像一记耳光，响亮地打在封建礼教的脸上。

在梳理这段历史时，我时常恍惚，仿佛看到的不是三百年前的悲剧，而是某种穿越时空的镜像。我的人生旅途中，也见证过因“门户之见”而夭折的爱情。如一位山东籍的小伙儿，与一位四川姑娘情投意合，却因“外省人不可靠”的家族观念被迫分手；一位城市人爱上了农村来的女孩，双方家庭因“城乡差异”激烈反对……封建思想的幽灵，从未真正远离。它只是换上了现代的外衣：从“门当户对”变成“学历匹配”“房产要求”“户籍限制”；从“父母之命”变成“彩礼攀比”“家族面子”“社会舆论”。李香君的悲剧，核心在于封建礼教的三重绞杀：一是父权的绝对权威。侯方域被标榜为“大孝子”，但这种“孝”已被异化为对父命的绝对服从。《礼记·内则》中“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教条，成为扼杀无数姻缘的合法武器。侯方域在父亲与爱人之间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被当时的道德体系所赞扬，却以一条鲜活的生命为代价。在部队时，我们学习“一切行动听指挥”，但这种纪律是为了更高的集体利益。而封建父权的“听指挥”，却是以牺牲个体幸福、压抑人性为代价的扭曲服从。二是身份的终身囚禁。“秦淮歌妓”四个字，成为李香君一生无法摆脱的原罪。明代森严的户籍制度和礼教观念，将人永远钉死在出身的十字架上。何以“姬”就不能入祖坟？何以“妓”就不能有真情？这让我想起刘禹锡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的洪流终将冲垮阶级的壁垒，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这种壁垒却是实实在在的铜墙铁壁，足以撞得人头破血流。三是地理的虚妄与真实。商丘有李香君墓，南京也有李香君墓。学者考证她终老南京的可能性更大，商丘墓可能是侯家后人的“弥补”之举。这恰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生前将你排斥在家族之外，死后却又想占有你的符号价值。地理在此成为一面镜子，真实的李香君可能从未踏足商丘，但她的爱情悲剧却必须被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中原礼教祭坛上的一件牺牲品。

我的书桌抽屉里，珍藏着两件看似不相干的物品：一张已经泛黄的入伍通知书，和一只装着泥土的小布袋。通知书上印着“1990年3月1日”，那是我人生地理坐标的第一次重大迁移，从菏泽到部队，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一名武警战士。小布袋里的土，是我在转业待就业前特意采集的：一抔来自菏泽老家院中的枣树下，一抔来自商丘古城外传说中的李香君墓旁。采集商丘那抔土时，我刚刚读完《桃花扇》。站在那片据说埋葬过李香君的土地上（无论真假），我忽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这两抔土混合在一起。菏泽的土代表我的根，商丘的土代表我对一段历史悲剧的承载。我要将它们带到我将要定居的地方，让它们孕育新的生命。从菏泽到商丘的距离，在地图上不足百里，在历史中却是千百年无法跨越的礼教鸿沟。我所讲的不是两抔普通的土，而是两个时代的爱情遗骸。

转业时，我面临选择：回故乡菏泽，或随妻子去她的故乡江西新余。我选择了后者。这不是简单的“倒插门”，而是一次有意识的地理迁徙，我要离开那片被厚重历史和礼教传统浸透的中原土地，去一个相对陌生的、没有那么多“老规矩”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岳父在我和妻子结婚时说：“只要你们真心相待，便是最好的聘礼。”这句话朴实无华，却让我几乎落泪。它代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爱情的核心是两个人的“真心”，而非家族的“面子”、门户的“相当”或礼教的“合规”。在新余安家后，我真的将两抔土混合，种在了小区的小院里。妻子问这是什么土，我说：“是故乡的土，种一株桃树吧。”为什么是桃树？因为李香君血溅桃花扇，因为《诗经》有“桃之夭夭”，因为桃花象征着春天、爱情和新生。

每年春天，小区院子桃花盛开时，我都会在树下坐一会儿。看着粉红的花瓣，我常常想：如果李香君生在现代，生在像我岳父这样开明的家庭，她的爱情会怎样？答案并不全然乐观。封建思想的残余，依然像野草般在现代社会的缝隙中生长。但至少，她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她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可以经济独立，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最重要的是：她可以作为“李香君”而被承认，而非“吴姬”或某个男人的附庸。

身为一名曾在武警交通部队服役的老兵，我对“连接”二字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用钢筋混凝土在祖国的版图上绘制着连接的脉络。但李香君的故事让我意识到：有些断裂，是任何物质工程都无法修复的。侯方域后来写下《李姬传》，字里行间满是追悔与怀念。其中有一句特别刺痛我：“余负香君矣！”（我辜负了香君啊！）这声叹息，穿越三百年时光，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但痛悔有用吗？斯人已逝，墓碑可以更改，名誉可以恢复，但那个在打鸡园中孤苦死去的三十岁女子，再也回不来了。这让我想起我们在部队时常说的一句话：“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在爱情与婚姻中，是否也应该“宁可爱而受阻，不可阻而后悔”？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呼喊：“救救孩子……”我想续写一句：救救爱情，救救那些尚未被礼教、偏见和世俗扼杀的真情。真爱是什么？不仅仅是“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誓言，更是在现实压力面前依然选择坚守的勇气，是在礼教枷锁下依然承认对方完整人格的尊重。李香君用短暂的一生，践行了这种爱的勇气。她在阉党面前血溅桃花扇，在颠沛流离中坚守爱情，在身份卑微时依然保持人格的独立。而侯方域，虽有才情却少了这份勇气，最终在父权与爱情之间，选择了那条被礼教认可的道路。

今夜，新余的雨渐渐停了。我推开窗，清冷的空气涌进来，带着南方特有的湿润。夜空露出几颗星，忽明忽暗，像历史长河中那些闪烁又熄灭的名字。李香君，不过是这些名字中的一个。但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悲剧不是个人的偶然，而是制度的必然；她的故事不是单纯的风月传奇，而是解剖封建礼教的活体样本。我，一个从菏泽走出，在武警交通部队锤炼，最终定居新余的老兵，为什么会为一个三百年前的女子写下这么多文字？因为在我身上，也有着多重的地理迁徙和身份转变：从农村到军营，从北方到南方，从儿子到丈夫，从战士到市民。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旧身份的剥离和新身份的重建。

李香君的悲剧，本质上是一场身份不被承认的悲剧。她是歌妓，就不能是忠贞的爱人吗？她是“姬妾”，就不能是合格的母亲吗？她来自秦淮，就不能进入中原的家族谱系吗？封建礼教用一套僵硬的分类体系，将人简化为几个标签，然后根据标签决定对待方式。这种思维的遗毒，至今仍在某些角落弥漫。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中慨叹：“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回答应是：情是穿越所有标签和分类的人性之光，是当所有社会身份都被剥离后，依然能够将两个灵魂连接在一起的本能力量。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但悲剧的意义，不在于让我们沉溺于悲伤，而在于让我们看清悲剧的根源，从而避免新的悲剧。

作为一名老兵，我曾用双手参与祖国的交通建设；作为一名丈夫，我用日常的相守践行平凡的承诺；作为一名思考者，我愿用这些文字搭建一座桥梁，连接历史与现实，连接悲剧与希望，连接所有曾被压抑的真情实感。种在小区院中的那株桃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来年春天，它又会开出满树桃花。那时，我会摘下一枝，放在书桌前。桃花会凋谢，但每年都会重新开放。爱情会受挫，但人类追求真爱的本能永远不会消失。封建礼教曾经扼杀过无数个“李香君”，但它终究被历史淘汰。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后代，有责任建造一个更加宽容、平等、尊重真爱的社会。

雨停了，新余的夜空露出几颗星。我想起李商隐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但愿我们不必总是在“追忆”中才懂得珍惜，而是在“当时”就能勇敢去爱，坦然地爱，像从未受过伤害一样。

谨以此文，祭所有被封建礼教伤害的爱情，颂所有穿越黑暗依然相信爱的人性之光。愿每一颗真心，都能找到它的归宿；愿每一个名字，都能被历史温柔铭记。而我，这个菏泽的老兵，新余的游子，将继续在江南的雨声中，守望中原的故事，守护自己的爱情，并在每年的桃花盛开时，想起那个名叫李香君的女子，不曾被她的时代完全接纳，但她的故事，将永远被所有渴望真爱自由的人传唱。

此文不过是几句唠叨，但关于爱情与自由的思考，永无终结。我忽然想起入伍时母亲的话：“修路架桥是积德的事。”那么，用文字架设连接心灵、消弭偏见的桥梁，又何尝不是一种积德？愿此文能成为这样一座小桥，哪怕只能渡一人，亦足慰平生。

作者简介：持戒留白，实名刘金琳，山东菏泽曹县人，部队转业，现工作居住在江西新余，系高级工艺美术品设计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新余市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