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上旬,西南军区大院的柏树还挂着残雪,一份写着“川西安德起义代表到达”的名单被送到司令部值班室。贺龙定下会见时间,又吩咐办公厅通知西南局刚到任不久的马千木列席。翻看文件时,没人想到这场普通的接见,会让两兄弟在阔别十四年后意外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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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19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发起西南战役。蒋介石在重庆频繁调兵,组建罗广文十五兵团,妄图凭地形割据。可罗广文经多年秘密接触,已决意掉头。12月25日,他率部在安德起义,四川局势顷刻改观。贺龙随即发电“欢迎起义,望速来川北改编”,这才有了次年一月的汇报行程。
罗广文挑选副师长马士弘为第一联络官。马士弘出身黄埔十一期,常德、石牌都打过硬仗,级别虽只是少将,却在旧军中颇受信服。一路北上,他脑中盘算的还是如何平稳移交枪械,却没料到接待席另一侧站着的竟是亲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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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条线索里,弟弟早已改名马识途。1930年代,他先在北平读书,目睹日军铁蹄南逼;后赴南京中央大学学化工,想过“工业救国”,却在卢沟桥的炮火中醒悟。1938年,经钱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转入鄂西地下组织。从枣阳到恩施,他领着农民武装打游击,也写文章鼓动民众。1941年,妻子刘惠馨被捕牺牲,女儿不到百日。特务围捕最紧时,是父亲托人找到马士弘,让当时已在18军任营长的长兄冒险进山,把弟弟救回忠县。
生死一面后,两人各走各路。抗战结束,马识途被派回四川,出任川康特委副书记;马士弘调入罗广文部,成为中央军系统里的中生代指挥官。兄弟间没有通信,一封家书寄出常要几个月才能抵达,更何况一个身在地下,一个在国民党军中。直到1949年秋冬,两条本无交集的轨迹忽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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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的会客室气氛严肃。罗广文报告完编制、弹药、粮秣,贺龙点头称“主动交枪的队伍,人民不会亏待”。轮到副师长补充细节,马士弘刚起身,旁听席有人猛然站起,小声却急促:“哥?”贺龙愣了半秒,随即爽朗大笑:“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短短一句,把紧张气氛冲散。兄弟俩敬完军礼,仍难掩嘴角激动。事后回忆,马士弘说:“那一刻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早晚要在一面旗帜下’。”
接见结束,贺龙单独留下兄弟谈话。他提醒马识途,“老部队改编,难点在人心,你懂军队,也懂地方,帮你哥哥把关”。翌日,马识途随十五兵团先遣组赴蓬溪,负责政治动员与文件翻译,确保新建番号顺利落编二野教导二旅。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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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的选择看似迥异,其实都绕不开一个“抗日”字。马士弘1935年投考黄埔,渴望上前线复仇;马识途1937年转入地下,决心“换一种方式杀敌”。差别在道路,不在初衷。1944年常德会战后,马士弘亲眼见日军屠村,写过战地日记,里面一句“血未干不敢眠”后来被当作证词收入沈阳审判档案。1956年最高法特别军事法庭开庭,他出庭指认侵华军官,“你们那天杀了五百二十一人”,成为现场最有力的口供之一。
1950年代,兄弟都调离部队。马士弘进入国防部档案室,整理抗战资料;马识途转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夜里,他回忆地下岁月,写成《夜谭十记》。十几年后,姜文把其中《盗官记》改编拍成电影,观众却不知作者当年曾在枪林弹雨里穿梭。
进入新世纪,两位百岁老人几乎同时动笔总结经历。2014年,《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与《百岁拾忆》先后出版。书店陈列架上,两本书摆在一起,封面各是一位白发老人,中间相差四岁。采访中,马士弘语气铿锵:“若有外侮,再披挂也行。”同年,马识途接受媒体提问为何仍研究甲骨文,他回答:“病好了,总得找点事做。”
2016年5月,马士弘因肺部感染离世,享年一百零五岁。讣告发到成都,马识途沉默良久,只说“长兄护弟一生”。八年后,2024年3月28日,马识途在家人陪伴下去世,享年一百一十岁。学界评价他“以笔为刀”,军史研究者称赞马士弘“以证据作枪”。两条人生最终汇聚于同一本族谱,也留在新中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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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当年蓬溪改编结束,贺龙曾给军区日记写下一句:“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档案室工作人员后来在卷宗角落发现这行字,便把它贴在当天文件封面,做了醒目标记。七十多年过去,那张发黄的便条仍在军博陈列柜里静静躺着,访客驻足,都能看见最直白的注释:一场意外重逢,把家国情怀写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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