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5年夏天,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丹巴一带暂歇。
这片山区,山高林密,气候阴冷。
那时候的部队刚刚经历过一连串的挫败,士气不高,张国焘在指挥上也出了很多问题。
物资紧张,战力受损,领导层开始考虑怎么“轻装前进”。
就在这当口,一个小小的决定,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
电台运输排里有个女班,12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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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负责搬运设备、修理器材、保障军部通联。
按理说,这样的班组不该有太多戏剧性——可她们偏偏成了那段长征历史中最沉默、也最倔强的一群人。
那天会议上,指导员先讲了翻雪山的艰难,又提了过草地的危险。
讲着讲着,就开始时不时盯着女班看,眼神复杂。
说实话,那时候谁都明白,领导层大概是下定决心不带她们走了。
可话没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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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突然来了封信,指导员看完后让两个男班先解散。
只留下了女班。
他问:“这次你们敢不敢翻党岭山?”
姑娘们齐刷刷地回:“敢!”
又问:“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
“一切行动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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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那现在给你们个任务。”
说是任务,可谁也没想到,那其实是一次温和而坚定的“劝退”。
她们被派去兵站送电台零件,任务完成后也没一句“回来汇合”的话。
指导员临走时只说了句:“祝你们一路平安,以后再见。”
这句话,有人当时就听出了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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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来不及多问。
大家只想着快点把任务完成,早点赶回来。
那时候的红军女兵,很多都是从最苦的日子里熬出来的。
她们不怕吃苦,就怕被队伍落下。
到兵站交完东西后,她们连饭都没顾上吃,转身就追。
一路脚底打泡,饿得发晕,到了驻地一看,大部队已经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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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12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山道上,全都傻了眼。
“这下可怎么办?”有人哭了。
班长常玉勤比她们大几岁,沉着些。
她赶紧去问附近的老乡。
老乡说,部队已经往党岭山方向走了。
她们没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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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夜里就摸黑往山里追。
那种山路,白天走都难。
夜里下着小雨,泥巴滑得像油,林子里不时传来野兽的叫声,还有土匪的枪响。
她们没有武器,只靠一根棍子、一口气儿。
有个细节特别打动人——路上她们不断喊:“同志们,跟上!”
声音不是很大,但一直在耳边回荡。12个女兵,彼此搀扶,一步不落地往前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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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的时候,听见前方响起了号声。
她们撒开腿就跑。
前头站着一个人,像是指导员。
她们大喊:“指导员!指导员——”
真的是他。
他看见她们时,愣住了,嘴巴张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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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怎么回来了?见到通信员没有?”
“没有。”
原来他另派了人去“护送”她们去后方,但她们比通信员还走得快。
人家还没追上,她们已经回来了。
指导员半天才说出一句:“伙房烧了辣椒汤,你们一人喝几碗。”
这碗汤,是她们自己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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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只是开始。
党岭山,雪厚风冷,空气稀薄。
那天走着走着,万国珍倒下了。
她说,“班长,我不行了,你们走吧。”
她闭眼的时候,嘴角还有冻雪。
她的羊皮裹着身体,埋在雪地边上。
她走得安静,没哭出声。
后面草地更难熬。
泥泞、毒水、野草,青稞面越来越少。
到后期,每人一天只有二两。
有时候连野菜都找不到,就把草鞋上的皮割下来煮。
常玉勤是那个一直在帮大家背东西、鼓励前行的人。
可身体再强,天天泡在污水里,也撑不住。
那天晚上,下雨,她靠在棚子前的两根棍子上,对副班长梁金玉说:“我怕是不行了。”
她最后留下一句话:“你们要听副班长的,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这句话她说得很轻,但没人敢忘。
草地出来后,12个人只剩下3个。
剩下的,全都牺牲在路上,有的是病,有的是饿死,有的是冻死。
没有谁是“被留下”的。
她们是自己走回来的,是用命走完了这段路。
后来再提起这件事,那碗辣椒汤总会被提到。
不是因为它多好喝,而是因为那是她们真正归队的标志。
参考资料:
刘统,《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2016年
胡华,《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81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
梁金玉口述,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四川红军女战士口述史料选编》,巴中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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