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红军万里长征有多难？三十万人出发，到达陕北却不到三万人

有人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退，三十万大军出门，最后拢共剩下不到三万人，减员超过九成。

可怪就怪在，就是这帮衣衫褴褛、瘦得脱了相的“残兵”，在十几年后，愣是把整个天下给打了回来。

这件事本身，就比任何一场具体的胜仗都更值得咂摸。

时间倒回1934年的秋天，江西瑞金的天空是压抑的。

中央苏区像个被越扎越紧的口袋，里面的八万六千多中央红军，喘气都费劲。

上头的命令是：走，往西边走。

可具体往哪走，怎么走，底下的人大多是一头雾水。

队伍里不仅有扛枪的战士，还有大批的后勤人员，连印票子的机器、修枪炮的笨重设备都舍不得丢，坛坛罐罐全给背上了。

这不像一支要去打仗的军队，反倒像是一次拖家带口的大迁徙。

这种“搬家式”的行军，速度能快到哪去。

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后面追，天上飞机盯着，前面还有一条条江河等着。

走到湘江边上，真正的麻烦来了。

蒋介石早就布下了第四道封锁线，铁了心要把红军彻底按死在这里。

那几天，江面上全是人，全是船，也全是炮弹。

血水把江面染成了暗红色，好几天都散不去。

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再冒出头时，身边可能就没了刚才还跟你说话的战友。

等好不容易冲过了湘江，回头一点人数，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只剩下三万出头。

这一仗，把家底几乎打光了，也把所有人的脑子打醒了：再这么个走法，不等敌人来打，自己就先把自己走死了。

如果说敌人的枪炮是明刀明枪的考验，那接下来的路，就是老天爷亲自下场，设置的一道道生死关。

翻雪山，可不是旅游宣传片里那么浪漫。

战士们身上就一层薄薄的单衣，爬到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风刮在脸上，跟拿刀子在割没区别。

空气又冷又稀，每吸一口气，肺都跟针扎似的疼。

好多战士走累了，想坐下喘口气，结果这一坐，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直接冻成了一座冰雕，永远留在了山上。

当时有个说法，爬雪山最怕的不是走路，是停下。

比雪山更邪乎的，是川西北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地。

那地方看着绿油油一片，底下全是烂泥沼泽，一脚踩空，人就“咕嘟咕嘟”地陷下去，连个声响都来不及发出来。

草地里的水也不能随便喝，很多都是毒水，喝了就上吐下泻，最后活活脱水而死。

队伍断粮了，怎么办？

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了，草根、树皮，最后开始煮牛皮腰带、枪套。

那玩意儿煮烂了，又韧又硬，嚼在嘴里跟胶皮一样，咽下去的时候直刮嗓子。

一个老红军后来回忆，过草地的时候，晚上睡觉都得跟身边的人背靠背，互相用体温取暖，可第二天早上醒来，经常发现靠着自己的那个人身体已经凉透了。

这一路上，不是和平散步，而是全程都在打仗。

据后来统计，大大小小的战斗，碰上了六百多次，平均下来几乎天天都在交火。

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拿回指挥权，打法一下子就活了。

最经典的就是“四渡赤水”，带着几万红军，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包围圈里钻来钻去，你追我退，你退我进，把蒋介石的部队耍得团团转，硬是在铁桶阵里撕开了一条活路。

还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那已经不能单纯用战术来解释了。

泸定桥底下是湍急的江水，桥上是十三根光溜溜的铁链，桥板早就被敌人抽掉了。

对面桥头堡里，机枪正吐着火舌。

冲锋的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就是踩着晃晃悠悠的铁链，一手抓着铁索，一手拿着枪或者马刀，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

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可能就是给后面大部队铺路的那块石头，冲过去是生，掉下去是死，但凡犹豫一秒钟，整个中央红军的几万条命，就都得交代在这儿。

仗打得这么惨，部队里的干部伤亡尤其大。

从连长、营长到师长、军团长，有名有姓牺牲的就有四百三十多个。

这些人都是打老了仗的骨干，没了一个，对部队的损失都特别大。

可队伍就是没散，这边指挥员倒下了，旁边的副手或者警卫员立刻就接替指挥，一个班打光了，剩下的一两个人立马被补充到别的班里去。

这支军队就像在火里反复烧炼的铁块，人是越打越少，但留下来的，骨头却越来越硬。

等到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碰头时，出发时的三十万人马，只剩下了不到三万。

这时候再回头看毛泽东说的那句“凡是走到底的，不管是不是党员，一律转为正式党员”，就能品出里面的味儿了。

长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残酷的筛选器。

它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投机取巧的人、身体和精神扛不住极限考验的人，全都筛了出去。

半路上动摇了、掉队了、跑了、投降的人，不在少数。

能一路从江西走到陕北的，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根本不需要再对着党旗去念誓词，做什么入党报告了。

他们的行动，已经完成了最严格的“入党审查”。

在极度饥饿面前，宁可啃树皮、煮皮带，也绝不伸手去抢老百姓的一粒粮食，这就是党性；在爬雪山过草地时，自己都快饿晕了，还能把最后一口炒面让给年龄更小的战友，这就是党性；在飞夺泸定桥时，明知九死一生，还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用血肉之躯为大部队开路，这就是党性。

这两年多的长途跋涉，已经把一种叫“信仰”的东西，刻进了这三万幸存者的骨头里。

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士兵集合，而是一个拥有共同生死记忆、共同奋斗目标、打不烂拖不垮的战斗集体。

1936年的深秋，这些从鬼门关爬回来的人终于抵达了陕北。

他们身上穿着破布条，脚上踩着烂草鞋，很多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他们手里的枪，却擦得雪亮。

这不到三万的火种，最终在黄土高原上，重新燃起了燎原之火。

参考资料：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 1937.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1985.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