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霖：孰为写意花鸟画之祖？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花鸟画作为独立的画科，起源于唐朝。五代时期，逐渐走向成熟。宋元时期，花鸟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朝时期，花鸟画达到了鼎盛时期。清朝时期，花鸟画进入了多元化发展阶段。从最初的起源时期到多元化时期，花鸟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风格变化，但始终保持着对自然事物的描绘和对生命力的表达。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出现了众多杰出的画家和画作，还发展出了许多独特的技巧、风格以及创作方式和理念，这些都对花鸟画乃至整个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花鸟画因笔致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工笔与写意两种不同的主要表现方法。五代时期出现了“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两种风格流派。写意花鸟画创作在明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沈周、徐渭、陈淳等一大批写意花鸟画家，至明代中期，大写意花鸟画成为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目前，许多文章将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开山鼻祖归为明代的徐渭，认为他冲破了前人因袭的种种藩篱，彻底抛弃传统工笔技法的约束。但是，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在明代以及清初以前的史料记载中，徐渭非以绘画名世，而是以文章及戏剧编著入史的。如在明史中，徐渭列入《文苑传》中，与归有光、汤显祖、袁宏道、钟惺等并举，而非艺文。而较徐渭早的写意花鸟画家并不在少数，其中，林良比徐渭更早发展出了大写意花鸟画，并且深深影响了徐渭之后的花鸟画的发展。

[明]林良 《灌木集禽图》（局部） 34cm×1211.2cm 故宫博物院藏

林良，字以善，南海（今广东广州）人，约出生于1416年前后，卒于1480年前后（明永乐十四年前后至成化十六年前后），寿在70以内，历经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六朝，几乎横跨明代初、中期，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水墨写意画派的开创者，在明代院体画中独树一帜，对后世画坛，包括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林良早期花鸟作品，以黄筌为宗，师法边景昭工笔花鸟的面貌。如《山茶白羽图》，林良以精工细笔勾勒出来的，并敷以颜色，使其显得工致雅丽。林良善于广泛地借鉴学习，巧妙地对笔墨技法进行改造、提炼与组合，逐渐创新出“粗笔水墨”的写意画作。他的画面背景借鉴了南宋马、夏山水劲健的用笔，并师法南宋梁楷、牧溪及元人墨笔花鸟，融合稍早及同代宫廷画家笔墨构图，以劲健、雄强之形，抒发真率自然之趣，形成了动静一体的水墨写意花鸟新风，在写意花鸟画发展历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水墨写意画风推动了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发展。

史料记载“林良吕纪，天下无比”，他因善画而被荐入宫廷，授工部营缮所丞，后任锦衣卫指挥、镇抚，值仁智殿。明宫画界，“刘鉴以松，钟雪舫以春草，陈瑞以驴，后有何浩，亦以松著，皆不及良名之盛云”。

在明代以前，工整细腻的院体花鸟画占据主流，而早期的文人画家多以水墨写意表达简单的花草竹木之意蕴，写意花鸟未成气候。林良将工笔和写意相结合，粗中有细、刚柔并济、繁简得当，他的绘画取材多为雄健壮阔或天趣盎然的自然物象，笔法简练而准确，写意而形具。

[明]林良 《木鸟图》 30.3cm×31.3cm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林良也十分注重用笔。他放大了用笔的力度，运笔爽健，笔性趋向刚硬，富于激情和力量。明代李梦阳已指出“林良写鸟只用墨，开缣半扫风云黑”“谁能作画如作草，骤雨驰风笔苍老”。朱谋垩《画史要会》中曾说：“（林良）水墨随意，数笔如作草书，能脱俗气。”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运笔遒上，有类草书，能令观者动色。”韩昂《图绘宝鉴续编》记载：“其放笔作水墨禽鸟树木，遒劲如草书”“败荷数叶皆有颠张醉素意致。”可见，林良的画作中也包含并符合文人“以书入画”的思想。

[明]林良 《双鹰图》 130.2cm×74.5cm 香港中文大学藏

林良也具备文人的素养。黄佐修《广东通志》卷七十载：“良善谑咏，已而沾士大夫膏馥，为诗始颇有可观者。都御史何经号敏捷，日与之剧饮唱和，或顷刻成诗百篇，因结为兄弟，良由是名益显云。”“顷刻成诗百篇”虽有些夸张，但也足见林良的诗文素养是相当高的。

[明]林良 《古树寒鸦图》 118.4cm×27.7cm 上海博物馆藏

林良的写意花鸟画在造型上继承了宋代院体画的严谨，又不为其所束缚，变工为写，融入一定的书法笔意，恣肆飞扬的草书笔法与物象形态相结合，追求刚猛潇洒、豪放率真的笔墨意味与生动传神的艺术境界。林良的写意花鸟画并不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而是既追求笔墨韵味的书写感，又注重对花鸟树石的形体与精神的表达，可谓潇洒中透着严谨，法度中蕴含着笔墨激情。

林良真正将写意花鸟带入了明代画坛。对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均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后期海上画派也有重要影响。

如宫廷画家吕纪曾仿效林良，其《鹰鹊图》《残荷鹰鹭图》轴等都与林良水墨写意体格的花鸟画颇为接近。《中麓画品》就记载吕纪未成名之前作画“多假良名”。可见林良在当时的影响力。

被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丘濬多次题林良画：“近代翎毛谁最工？边家父子夸独步。羊城林氏虽晩出，笔势飘飘有天趣。仁智殿前退直时，虚窗盘礴窥天机。毛生点头墨卿舞，意气所至皆神奇。飞者自飞宿者宿，色形神气无不足。等闲尺素落人间，坐使山林在华屋。嗟嗟百鸟皆天生，结巢鷇哺方成形。胡为独夺造化妙，眼前倐忽飞且鸣。我从故人得此幅，每日朝回洗尘目。”又“古来画格非一科，今时画史非不多。专门虽各有家数，其如去古皆远何。仁智殿前开画院，岁费鹅溪千匹绢。丹青水墨各争能，谁似羊城林以善。早以才谞起名姓，登上方，挥毫落纸意间推，群工环视如堵墙。一日声名遍天下，世人不买边家画。”推崇备至。而从其中的“笔势飘飘有天趣”“虚窗盘礴”“意气所至皆神奇”等句可知林良的画风是文人欣赏的自在洒脱的写意画。

林良的影响力不限于宫廷画院。他的花鸟画注重写意，墨气豪放，对于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建树，具有启迪意义。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花鸟画家亦多吸收了林良的画法，如沈周、唐寅等等。祝枝山云：“近时画家以翎毛称，南海林良以善……林笔多水墨，寡傅染，大率气胜质。”陈献章亦云：“林良者，以画名天下。”

徐渭颇为欣赏林良的画作，曾在《王鹅亭雁图》上赋诗道：“本朝花鸟谁高格？林良者仲吕纪伯。矮人信耳辄观场，只晓徐熙与崔白。崔徐一纸价百金，风韵稍让吕与林。即如此图王鹅亭，云是剡溪雪夜人。雁儿一扫六十只，何只不落青天云。”在徐渭看来，即使是徐熙、崔白也要逊让林良三分。

徐渭还在《刘巢云雁》的诗中写道：“本朝花鸟谁第一？左广林良活欲逸。巢云花鸟学林良，巢云之手亦称国。”在徐渭眼中，林良是明代花鸟画家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从徐渭的诗中，也可得知，林良在明代的影响，有众多追随者。

由此可见，在明代，林良的声誉十分高，这是他画艺超群的结果，也当是他开创的新画风为多个阶层人士接受的结果。

[明]林良 《双鹰图》 120cm×66.8cm 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林良之前，虽有梁楷、法常等以大写意笔法表现人物、山水、花鸟，但梁楷、法常的主要影响在日本，中国本土并未重视也未产生受其影响的画家。而林良打破了传统院体工笔技法的程式，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文人画气息的大写意花鸟画形态，得到了皇家、在野文人，以及民间的共同认可和接受。林良花鸟画的写意形态促成了明代前中期花鸟画首次出现不同的艺术风貌，有力地推动了花鸟画多样形态的发展，对明代中后期以及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阔笔写意禽鸟无不出自林良所创的笔墨结构体系。而自林良开创，明代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经沈周、陈淳、徐渭、八大山人等探索，逐渐向前推进，掀起了明清时期蔚为壮观的写意花鸟画风潮，也成就中国花鸟画最富成就的一种形式。

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记载：“石田翁高致绝俗，山水之外，花卉、鸟兽、鱼虫莫不各极其态，草草点缀，而情意已足，文人戏墨，实无宗派可言；要之，则近徐氏，而与林良辈有同化焉。”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指出：“写意画至明始兴，林良其创格者”“明人变者若林良，若周之冕；清人而恽寿平、蒋廷锡亦变，至李鱓而又一变”。清代张庚评定林良的艺术成就时说：“花鸟有三派：一为勾染，一为没骨，一为写意……其写意一派宋时已有之，然不知始自何人，至明林良独擅其胜，其后石田、白阳辈略得其意。”在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林良翎毛夏昶竹，岳正葡萄计礼菊。”可见其影响之大。在清代甚至认为“林良芦雁，即古人亦不能及”。在文人画至上的时代，林良在死后二百多年里有如此艺声，这是十分难得的。然而，林良在写意花鸟画进程中的贡献和地位还是被忽视了。

[明]林良 《灌木集禽图》（局部） 34cm×1211.2cm 故宫博物院藏

在现行的画史、文论中，多将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开山鼻祖归为明代的徐渭，认为他冲破了前人因袭的种种藩篱，彻底抛弃传统工笔技法的约束。然而徐渭的绘画并不被明代画坛所看好。时人对徐渭艺术成就的评论，多集中于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以及书法的精妙。如明代袁宏道评徐渭书法：“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陶望龄说：“渭于行草书尤精奇伟杰。”

入清以后，徐渭的绘画才逐渐受到推崇。如郑板桥尤爱徐渭，尝刻一印：“青藤门下牛马走，郑燮。”但是，在大多数人心中，徐渭多少因其传奇的经历而为人所知，而并非其绘画。余有幸监管《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国家典籍巨著多年，《明史·徐渭传》主要收录徐渭文集，对徐渭的丹青艺术成就没有过多的赞赏。数查清代名著、画论、史评也没有明确对其绘画成就过高的赞誉。《四库全书总目》在《徐文长集》撰写的提要中云：“前有陶望龄、袁宏道所作二《传》，宏道以为‘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其言太过。”这些记载反映出清统治者的趣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徐渭在画坛上的影响力。当然，这并不影响徐渭绘画的价值。徐渭是传统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巅峰人物，他的绘画作品的创造性使其成为明代大写意花鸟艺术的完善者。

世人多推崇文人画，以至于史论家们撰史，对文人画家的地位往往多刻意抬升，而像林良等宫廷画家身份的画家便容易草草带过。这大概就是史料中对林良的记载不甚多的缘故。而由于其宫廷画家的身份使其难以“担当”写意花鸟画开山鼻祖的任务。因为“写意”——与文人紧密关联的绘画技法、理念——长期以来受到文人推崇，也多为文人所擅长。徐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妙，一生坎坷，善草书，多以狂草写花卉，故而，写意花鸟画开山鼻祖的头衔落到了徐渭身上。以身份论高低，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绘画史上屡屡发生。如，“南北宗论”提高南宗文人画的地位，贬低北宗为工匠画等。

而当我们剥掉“文人”的“有色眼镜”去爬梳历史，解读史料时，可以发现众多宫廷画师、民间画匠都在绘画史的长河中闪闪发光，他们可能是某一新的绘画方法、技巧、风格等的最早的开创者。我们不应因身份忽略他们，剥夺他们进入画史的权力。

在中国画当代转型的时代契机下，如何在坚守民族文化自信的立场下，摈弃派别之见，追寻中国画文脉，力行致远，为中国绘画的新时期拓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寓意和内涵，是当代中国画家应该努力思考并奋斗的课题。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馆长）

本篇文章来源于“文旅中国”

编辑 | 杨晓萌

制作 | 殷 铄、刘根源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殷 铄

复审 | 冯知军

终审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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